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

H—O国际贸易模型为研究贸易开放度如何影响一国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需求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线索，尽管该理论模型及其有关的经验研究之种种弊端已被广泛承认，但长期以来，此分析框架依然主导着人们对诸如全球化的就业分配效应等问题的思考(Goldberg and Pavcnik，2007)。按照H—O模型预测，如果一国拥有相对丰富的低技能劳动力，则该国将专门生产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以发挥其比较优势，从而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将会增加，高技能工人就业比例趋于下降。

有关全球化贸易与各国高技能工人就业比例变化规律，经验研究大致验证了H—O理论的判断。譬如，Schumacher(1984)基于欧共体六国的经验研究发现，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对其就业总量影响不大，但贸易导致各国低技能工人就业比例下降，就业结构发生了整体的改变。Wood(1991)在分析南北贸易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要素需求的影响时指出，1990年的国际贸易导致发达国家制造业中低技能劳动力需求下降了920万。并且，倘若进一步考虑服务贸易因素，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将导致发达国家整体的低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下降约20%(Wood，1995)。类似的研究均指出，全球化进程中竞争的不断加剧是导致发达国家低技能劳动力需求下降的主要原因(Wood，1994;Sachs and Shatz，1994;Leamer，1994;Borjas and Ramey，1995)。考虑全球化贸易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影响，Burstein和Vogel(2010)研究认为，全球化贸易有利于发达国家高技能工人就业需求的上升，但在高技能工人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则刚好相反^[10]。

当然，对于全球化贸易如何影响一国就业结构的理论机制并未达成共识。由于高技能劳动力较低技能劳动力更容易匹配技术进步，因此，与H—O理论强调资源禀赋不同的是，有关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SBTC，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的研究认为，外生的技术进步导致了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上升(Bound and Johnson，1992;Berman et al．，1994;Autor et al．，1998;Berman et al．，1998)。在存在技能偏好型技术进步的情形下，生产效率将与高技能工人规模成正比。由于出口部门需要克服进入国际市场的固定成本，而往往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贸易理应具有更高的高技能工人就业比例^[11]。

事实上，若从企业角度考察，出口企业通常具有更大的规模、使用更先进的技术、雇用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支付更高的工资，并且似乎比非出口企业效益更高。最近有关国际贸易中异质企业的研究文献已将出口企业的地位与更高技能劳动力份额联系在一起(Melitz，2003;Tybout，2003)，而当全球化贸易成本下降时，出口部门的增长将会吸引更多的高技能工人就业。创新与出口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为这一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譬如，根据Yeaple(2005)所建的模型，企业对技术和劳动力技能的选择是内生的，均衡状态下，出口企业会比非出口企业选择技能更高的劳动力。在Costantini和Melitz(2007)构造的理论模型中，企业对参与出口市场的决策和企业的创新活动被纳入其中，他们发现，出口企业的创新活动会产生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额外需求。Bustos(2007)的实证研究发现，阿根廷的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使用技能水平更高的劳动力。简而言之，贸易自由化将有助于提升高技能工人就业比例(Bustos，2007;Bloometal．，2009)^[12]。

随着全球范围内的垂直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产品内贸易活动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越来越引人关注。Feenstra和Hanson(1996a，1997，1999)提出了一个基于中间产品贸易和外包服务的理论。按照他们的模型，最终产品需经一系列中间产品连续投入(包括从设计、生产到最终卖给消费者的所有活动)，而中间产品的投入系数将随产品生产中使用的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相对量的变动而变动。根据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的数量之比，各环节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活动从低到高排列。例如，高技能劳动力密集程度最低的活动为装配活动，而最高的为研发活动。Feenstra和Hanson (1996a，1997，1999)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生产系数范围为［0，Z*)的商品，而发达国家生产系数范围为(Z*，1］的商品，当资金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时，均衡状态下的Z*值将增大。因此，外包增加了对所有国家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继Feenstra和Hanson(1999)对美国制造业的研究之后，较多实证研究开始探讨全球化的外包活动对本国就业结构的影响。譬如，Falk和Koebel(2001)着重分析了德国制造业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下降和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上升的原因，而Strauss-Kahn(2003)和Hijzen等(2005)则分别研究了法国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和英国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如何受到外包活动的影响，Hsieh和Woo(2005)以中国香港为例也做了类似的研究。总体上，已有文献均不同程度地发现，外包是发达国家(或地区)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的重要原因。然而，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类似研究却相对较少。Feenstra和Hanson(1997)曾用墨西哥的数据来验证他们的理论，通过将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增加与FDI联系起来，他们发现，墨西哥高技能劳动力整体工资份额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FDI的大规模流入。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述的H—O贸易理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和企业异质性理论，以及Feenstra-Hanson外包理论之外，关于全球化与就业结构的其他理论还包括“防御性创新”理论(Wood，1995)、产品生命周期理论(Zhu，2005)，以及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理论(Verhoogen，2008)等。

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鲜见关于全球化如何影响中国就业结构的实证研究。本书将利用中国的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并存的双重制度特征，考察全球化贸易对国内就业结构的具体影响，并充分考虑FDI的流入在中国加工出口贸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检验H—O贸易理论和Feenstra-Hanson外包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