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商品贸易政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的系列改革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其中关键性的改革包括:给予出口企业自主贸易权，减少直至取消以往的指令性生产计划，并积极推行外汇制度改革(Lardy，2001)。这类贸易改革与其他刺激出口的政策，譬如出口品增值税部分返还以及关税退税制度等相结合，为中国经济成功融入全球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图5．1所示，中国的出口贸易从1979年的136．6亿美元上升至2010年的15 782．7亿美元，年均增长高达24%，出口总值占GDP的比例也从5．21%上升至26．85%。中国已转变为全球最重要的贸易体之一。

图5．1　中国的出口及其占GDP比例(1979—2010)

注: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及CEIC数据库。

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主要出口原油、精练石油产品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到20世纪90年代末，电子信息、办公设备、计算机和通讯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程度(Sophistication)持续上升^[3]。

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张，中国也积极推行各项有利政策以鼓励FDI的流入。例如，早在1977年中国就颁布了第一部有关如何规制FDI的政策法规，而类似的针对国内企业的法律法规直到1988年才出台相关细则(Clarke et al．，2008)。图5．2表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FDI规模急剧增长，从1983年的不到10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 057．4亿美元，截至2010年底，中国累计吸收的FDI规模已突破1万亿美元。FDI大规模流入对于国内的产出增长和资本积累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外资企业贡献了10%左右的固定资本积累和31%的行业总产出^[4]。

图5．2　中国的FDI规模(1983—2010)

注: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及CEIC数据库。

对于中国而言，引入FDI的重要目的之一应是促进技术转移，尤其是来自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FDI主要流入到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航空航天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事实上，FDI直接推动了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大幅增长(Rodrik，2006)，并且对于本地企业也存在较强的溢出作用(Greenstoneetal．，2010;Harrison　and　Rodríguez-Clare，2010)。但需要格外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的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70%以上的FDI投入到加工制造业部门。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加工贸易已占据了近年来中国出口贸易的相当大的比例，并且出口行业技能密度的提高也主要发生在加工贸易部门(Amiti and Freund，2010)。可以说，中国的出口加工贸易急速增长与FDI的流入规模密切相关。随着全球化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的日益增强，跨国公司已将中国作为世界的“装配中心”，而中国对外贸易的整体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在华外资企业强劲的出口导向型策略。在这一过程中，外资企业首先是大量进口中间品，再利用中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从事组装和加工等低附加值生产活动，然后通过出口贸易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如图5．3所示，外资企业的出口占比已从1992年的20．43%骤然上升至2010年的54．64%，在电子和电信行业，2008年外资企业的出口贸易占比高达95%。但问题是，这其中来自中国本土的附加值又有多少呢?以风靡全球的iPhone生产为例，市场均价为178．96美元的iPhone手机，其来自中国的附加值约为6．5美元，仅占全球生产链条总价值的3．6%^[5]。由此可见，中国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出口高科技产品，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外资企业大量进口了高附加值和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而中国所做的仅仅是利用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较优势，集中于对进口中间品的进一步组装和加工，并为外资企业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出口贸易平台，而自身所得到的附加值却少之又少。

图5．3　中国的外资企业出口占比(1992—2010)

注:数据由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CEIC数据库计算获得。

由于FDI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呈现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并举的双重特性。一方面，一般贸易集中了内资企业，其在国内采购中间品并出口服装、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则主要集中于加工贸易领域，其利用中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加工贸易的诸多优惠政策，通过进口高附加值的中间品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向海外出口机械、电子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一产品内贸易在全球化进程中已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那么，这一贸易模式和产业发展特征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市场就业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Feenstra和Hanson (1996a，1997，1999)所提出的外包理论认为，最终产品需经由一系列中间产品连续投入，而中间产品的投入系数将随产品生产中使用的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相对量的变动而变动。为了理解Feenstra—Hanson效应，我们可设想一个跨国企业的“价值链”，其包括产品生产过程中从研发到装配到销售及售后服务的所有活动。参照Feenstra(2007)的研究，我们在图5．4中将各项生产活动按其使用的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的比例，由低到高排列。其中，装配活动所使用的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的比例最低，其次是零部件生产，而市场营销和研发则需要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

图5．4　全球化价值链中的外包活动

在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将一些较多使用低技能劳动力的业务外包给中国，因此，A线左边的生产活动将转移到中国，而A线右边的生产活动将在美国进行。假设由于贸易成本的减少和本国生产成本的提高，跨国公司将希望向中国外包更多的生产活动，此时的分界线将由A线变为B线。

处于A线和B线之间的生产活动比起在美国进行的生产活动，高技能劳动力的密集程度要低，这意味着，平均而言，现在在美国进行的生产活动相比原来要具有更高的技能劳动力密集度，从而美国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要将会增加。新外包给中国的生产活动(处于A线和B线之间的)比起原来在中国进行的生产活动具有更高的技能劳动力密集度，因此，中国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当然，A线和B线之间的外包性生产活动在总量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高技能工人就业需求的提升，但就中国而言，考虑到多个发展中国家为承接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外包业务而竞争时，这一全球性垂直专业化外包活动对国内就业结构的影响仍难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