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条主义真害死人

八、教条主义真害死人

教条主义者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研究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是割裂二者之间的联系。他们对中国国情不作研究和了解，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一些个别词句搬过来，当作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加分析，不加区别地随意套在中国的实际问题上。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比作箭，把中国革命比作靶子，他说教条主义者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对此，他作了非常形象的说明：“有的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

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左”倾教条主义曾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尤以1931年—1935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期间，中国革命事业所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左”倾教条主义者在政治上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在军事上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的正确主张，主张打正规战、阵地战。他们反对革命中心向农村转移，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强调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王明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之后，临时中央掌握在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手中。他们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1932年的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的军权，调他专做政府工作。

毛泽东对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和危害，有深刻的认识体会，他是一向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并与之作坚决的斗争。有一次他说：“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

毛泽东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作斗争并取得胜利是讲究策略，逐步进行的。通过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和延安整风，批判、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路线上的错误。他是依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抓住教条主义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逐一批判和斗争的，从而使斗争的胜利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大快人心。

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的失利。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指挥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在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犯了逃跑主义错误。红军突破蒋介石布置的三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之后，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中国红军、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血的事实教育了全党和全军，要求撤换错误的军事指挥者，实行正确军事路线的呼声渐高。刘伯承回忆道：

广大干部眼看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就说明召开遵义会议解决军事路线错误的时机成熟了。1935年1月，长征中的红军攻占贵州遵义城。中共中央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取消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有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3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毛泽东掌握了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从而为他领导长征胜利，带领中国革命的航船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最急需解决的军事问题。毛泽东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仅限于军事路线方面，没有牵涉到政治方面。这是他敏锐观察形势，确定正确斗争策略的结果。因为在当时长征的路上最急迫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生死攸关的军事问题，过早牵涉政治问题，必然触及大批执行过“左”倾错误政治路线的同志，从而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不利于集中力量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对此，会议的列席者伍修权回忆说：

他在会议上只批判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泽东的一个英明的决策。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明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

1935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转变“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政治路线。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矛头由东北伸入了华北。“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全国各阶层的人们包括民族资产阶级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了抗日救国、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原来错误的政治路线，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瓦窑堡会议。

会上，博古同毛泽东进行了争论。毛泽东分析了形势，提出应联合资产阶级抗日。博古马上反对，他认为不能联合资产阶级抗日，并且引经据典地论证“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毛泽东再一次指出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必要性。他说：“我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他还愤激地说：“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博古哑口无言，往床上一躺不说了。

教条主义者总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标榜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高傲的姿态指手画脚，训斥别人，“钦差大臣满天飞”。在遵义会议上，凯丰公然质问毛泽东：“你懂什么马克思主义，你不过是读了《孙子兵法》而已。”在瓦窑堡会议上，博古也说毛泽东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主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其实真正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他们自己。毛泽东非常鄙视教条主义，他说：“教条主义狗屎不如，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条主义呢？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呢？”他给教条主义者的画像是：“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在当时，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以毛泽东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斗争的历史为启示，学习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