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毅说：“确实，我在上海看到很多有钱人，但很少看到活得像有钱人的人，这中间反映了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些拥有很多财富却不像富人的人通常具备了很强的获取财富的能力，也拥有了大量的财富，但却还没有获得使用或者驾驭财富的能力。这使得他们的生活与没有财富的人没有本质的区别，甚至更糟糕。其实，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资源充分合理配置的社会，积累财富或者是拥有积累财富的能力都是较为容易的，但要获得使用或者支配财富的能力，就不只一朝一夕的工夫了，这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沉淀。而中国人变得有钱了的时间还是太短了。这就是海外财富管理上经常说的‘老钱’和‘新钱’的区别吧。毕竟中国人经历了几十年没有见过什么钱的社会，现在的钱都是‘新钱’。”
“非常有道理。”骆峰赞许地点头称是，“我们工作室就有一个客户，他的资产在银行的存款就有将近1000万元人民币；还有好多套房产用于出租，每年房租收入就有近百万；还有一个工厂每年的利润也有两三百万元。但是他的家庭日常开支只有每月8000元左右。全年的各种消费加起来也不超过20万元。他告诉我，现在除了住的房子大了，出门有自己的车，其他的生活和他十几年前只有百把万资产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每天早上匆匆忙忙去工厂，晚上很晚才回家。所以他常常在想：我赚钱又是为什么？为家人吗？也不是。因为现在不仅他的生活没有变化，他的家人的生活也几乎没有变化。他太太8年前就是白天在证券公司炒股，晚上在家打牌。现在还是如此。唯一的区别是，8年前是用3万元炒股，现在是用300万元炒股。更要命的是，他找我为他理财的时候，提出的唯一的理财要求就是要我为其资产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这种情况，我想就是你所说的，他们有很强的赚钱能力，但从小开始几十年养成的生活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控制和支配金钱的能力还不够。”
“的确如此，这是比较好理解的。”郝建毅接口说道，“不过，前几天来的一个客户就更加难以理解了，他目前的资产大约是300万元，年收入20万～30万元。这在上海的白领中是非常普遍的财务状况。他提出的理财目标是希望在15年后退休时有3000万元资产。这个目标当然是非常激进的，要实现尽管不是不可能，但一定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同时需要改变目前的生存状态，也就是说，像他目前这样按部就班地打工肯定是不行的。这倒也不是问题，问题是，同时他每年又付出数万元人民币购买了养老保险，只是为了退休时每个月有几千元的养老金。这种非常激进又非常保守的理财思路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就非常不可思议了。”
骆峰笑道：“这也并不奇怪，在国内这种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是非常普遍。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一方面极端害怕风险，另一方面又采取非常激进的投资理财的思路和方法在操作。比如有的人一直就把钱存在银行里，但突然有一天又将钱全都投入股市，而且每天追涨杀跌。”
“其实从心理学上分析，贪婪和恐惧似乎是人性两个不同方面的极端心理，但它们的本质就是一个：恐惧，也就是安全感的缺失。”
“我曾经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认为，恐惧产生的根源各种各样，但本质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童年时期的生活经验在潜意识中留下的烙印，这种影响他们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当下中国的有钱人几乎都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中长大的，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要求他们对未来、对经济充满信心是非常困难的，潜意识中有对财务的恐惧心理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产生恐惧的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对未来缺乏了解和把握。因为这些人已经拥有了一些资产，但不知道够不够多，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多少，甚至连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也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和目标，也不知道衡量他们存在或他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他们总是用外界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外界的变化又确实太快了。当然，他们在财务上安全感的缺失还源于一些很客观的因素：他们的财务的稳定性很差，五年前的富人，现在有多少还是富人？他们曾经都是很穷的，只是最近几年才变得有钱，就是你说的，还不足够积累和沉淀出控制财富的能力。而且他们变得有钱也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他们不知道今后是否还可以赚那么多。这种种因素决定了要他们对自己的财务状况，特别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财务状况充满理性和自信，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理财师的任务不仅是要教客户怎么做，更重要的是要让客户真正地理解并认同你给他的理财建议。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按照你的建议去执行，你的建议才真正有价值。而这一点比给出一个理财建议要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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