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危机

1999年夏天，我离开了克林顿政府，去哈佛大学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公共管理硕士课程。2000年毕业后，我留在学院担任校友会外联部主管，三年后，肯尼迪学院公共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葛根聘请我担任该中心执行理事。

对当时的我来说，那是一份再完美不过的工作了。这个职位给我提供了一个学术角度,来研究自己多年来关于领导力的实践，并且可以投入全部热情专职做这件事。

哈佛大学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研究机构，培养出了全世界教育学界、医学界、政界和商界的领导者。哈佛大学公共领导力研究中心创立于2000年，是由商人、慈善家莱斯·韦克斯纳(LTD公司创始人，旗下有著名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和他的妻子阿比盖尔，共同慷慨捐助的基金支持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课堂内外的领导力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课程设计和教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心给我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机会，与来自全美商界、学术界和政界等各个领域最顶尖的领导力专家，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毕业生相识并共事。这开阔了我的眼界，让我对领导力的研究更加痴迷。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探索出一种全新的领导力——新世纪需要的领导力。

2003年秋天，我开始担任中心执行理事时，全国各个部门对领导的信任度都在明显稳步下滑，并且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这种信任危机似乎越来越严重。

沃伦·本尼斯是美国领导力著名学者，同时兼任我们的董事会主席。他建议我们搞一个普通美国公众对当前领导力状况评价的年度调查，既要有普遍性调查，也要有跨行业调查，并对接下来几年的趋势进行跟踪。

2004年夏天，在民主党的波士顿会议上，我和戴维·葛根遇到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WR)的出版人和编辑——比尔·豪利伯和布赖恩·凯利。我们一拍即合，决定合作开展领导力公众态度年度调查，形成报告联名出版，并在他们杂志的特刊上进行投票，选出这个国家最出色的领导者。这个项目在第二年春天正式启动，同年10月第一份年度国家领导力指数的成果得以出版，被命名为“国家领导力信心调查”。(这一指数和特刊从此每年都持续出版。)

数据调查的结果，虽然并不意外，但还是很令人担忧。我们已经能够证明，公众对于领导力的信心二十年来持续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三分之二(66%)的美国人感到，我们陷入了领导力危机之中。近四分之三(72%)的人相信，除非国家领导力进一步改进，否则美国将走向衰落。可以看到，不同年龄、地域、性别以及政治派别的美国大众，对于他们的领导者面对诸如灾害和恐怖袭击之类的威胁时能否给予有效的回应，都表示了信心不足。这些数字在2006年和2007年的报告中，出现了进一步的下滑。

这种不信任感不只针对政府高层，也涉及教育、商业等社会的各个领域。我们的领导者仅仅在医疗和军事领域，得到了中等信心的评价(尽管如此也是非常勉强的)。在所有领域中信任度最低的是媒体。数据显示，我们陷于成熟领导力危机的阵痛之中。从我们的家庭和家人，到基督教会、清真寺、犹太教堂，再到办公室、政府大厅，美国公众对他们的领导者都非常失望。^[1]

自我们的指数第一次发布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这并不奇怪，领导力危机在劳动力大军中带来同样的危机。民意调查和研究表明，多达70%的美国劳工表示自己对待工作“不能投入”或者“非常不投入”。看起来，糟糕的领导力带给公众的也只能是消极情绪和负面影响。

这种负面情绪，除了会对个人精神状态、家庭和个人幸福等，带来无形的巨大负担，也会带来难以置信的经济损失。研究表明，工作中的不能投入和状态低迷，每年仅给美国带来的经济损失就高达3500亿美元，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国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