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这章结束前，再谈一个厄斯金·鲍尔斯的小故事，虽然不是关于“明确”这一策略的，但也说明了“明确”的潜在重要性。
1993年夏天，我离开洛杉矶去华盛顿，看看能否在克林顿政府谋得一个职位。那是我第一次见厄斯金。他已经享有盛誉，能与他见面，我非常激动。我们坐下来时，他问我：“在经商六年后，你一定做得非常出色，并且有良好的客户基础。是什么原因让你想离开，来到中小型企业管理局工作?”
他说得对，但是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次独一无二的机会，支持所有的女性企业主，而不是仅仅为自己的客户服务。(在中小型企业管理局工作两年后，我也想过要重新经商，当然，我从来没有这样做。)
我也对他很好奇，所以问：“您呢?为什么丢下您在北卡罗来纳州成功的生意，来到这里?”
通过提问的方式，他给我讲述了这个故事。
在即将选举的那几个月里，厄斯金的一个朋友，将他列为帮助当时的州长克林顿竞选的募捐者。按计划，他将和克林顿一起参加活动，但厄斯金一反常态，很晚到达集合地点。
当时，除了他自己全职的工作，厄斯金还是国际青少年糖尿病基金会会长，积极帮助开展干细胞研究，以找到治疗方法。这是他个人热衷的事业：他的儿子山姆患了这种病。山姆就在患病当天低血糖了，致使厄斯金在与州长克林顿的约会中迟到了。
“如果你以前见过类似的情况，你就明白了，”厄斯金边回忆着那天的事情边说，“你的心都碎了。我们稳住山姆，他没大碍，但是我很晚很晚才赶上州长的车。”
“在后座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克林顿问我，‘厄斯金，你今天好像很郁闷。出什么事了?’
“我跟他说了山姆的事情。‘更让我发疯的是，’我说，‘布什总统否决了胚胎干细胞研究法案，这个法案在参议院得到赞成票87，反对票10，连杰克·加恩和斯特罗姆·瑟蒙德都投了赞成票。所有的专家都告诉我，这是治愈山姆这样的孩子们的最大希望，他们已经明白胚胎干细胞研究与堕胎问题毫不相干。没有合理的理由抵制这个法案，但事实是遭到了抵制，这就是政治。’
“呃，他一个字都没说。我记得当时想，天啊，这个家伙应该是很善解人意啊!但我没管它。我觉得，他有很多想法。
“大约三个星期以后，在默克公司，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医疗保健的演说，演讲中他说：‘我有一个朋友，是个来自北加州的商人。他有一个儿子，我的朋友爱他儿子胜过自己的生命。他儿子得了青少年糖尿病。他说服我，在科研领域应该取消政治干预。如果我被选为总统，我会解除胎儿组织研究禁令。
“他从没有告诉我他要这么做，从没给我说过一个字。甚至我知道这件事是通过基金会的人看了新闻告诉我的。
“大选后，总统要求我参加白宫的招待会。招待会上，他让我入驻白宫加入他的团队。当我到那儿时，他拿出一支钢笔，交给我，说，‘厄斯金，昨天，我用这支钢笔签署了胎儿组织研究解禁公告。我想让你把它带回家，送给山姆，告诉他，他有治愈的希望了。
“那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愿意为他工作，并且他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厄斯金讲完他的故事时，眼里噙着泪水，我也是。
对我们来说，明确知道任务和目标是怎样的，很重要，而知道为什么这样，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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