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真正的合作的关键要素是，意识到我们自己主观臆断，并提出质疑。实际上，质疑我们的臆想，会让我们敞开心扉，向我们想不到的人和情境学习，甚至，有时会开始一段不可思议的友谊。
1993年秋天，走上克林顿政府新工作岗位不久，一天，我接到了皮特·多梅尼奇从办公室打来的电话(皮特来自美国新墨西哥州，是受人尊敬的共和党参议员)：参议员想见我。我刚刚开始在中小型企业管理局出任女企业家发展办公室主任，我的工作内容是监督全国范围内的妇女商业中心的工作，这些中心是为女性中小企业主提供管理技术支持的。当时，这是一个非常小的项目，只有100万美元的投资，全国仅有90个中心，其中两个刚好在新墨西哥州。让我高兴的是，参议员多梅尼奇对中心工作很热衷，他想见一见那个即将管理中心的人。
通完电话不久，我就去了国会山他的办公室拜访他。我对于他对妇女商业中心工作和对妇女经济权益的贡献感到好奇，就问他是怎么回事。
“噢，”他说，“我有六个女儿，她们管着我。”我们都笑了，我知道自己找到了朋友。
有女儿的父亲，往往对女性和她们面对的问题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和理解，没有比皮特·多梅尼奇更好的例子了。他是这个计划的支持者，作为预算委员会主席，皮特致力于这个项目的发展。在克林顿政府工作的八年里，通过两党合作，项目投资从100万美元增长到1200万美元。我们的合作是那段时期里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作为一名民主党员，我设想过这个终生都是共和党的人对我的想法可能不会那么友善，他和我可能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结果发现，再没有比这个想法更不靠谱的了。
关于多梅尼奇，还有一件事触动了我，他和已故参议员保罗·威尔斯通——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员的相互尊重和友谊。他们的观点几乎在每个议题上都是对立的——除了一个。两个人的家里都有精神病人，这让他们在更深层次上和个人层面上联系在一起，并在一起开展精神卫生立法工作。在这项工作中，两个人越过分歧，成为盟友。
参议员多梅尼奇有一次跟我说，他很惊讶，参议员保罗·威尔斯通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你能相信吗，蓓西?”他补充道。我能，因为在他们对政策和政治哲学的看法已经有明显的差异时，他们还能理解这一人性的真相：我们的共同点远比不同点多得多。
这对奥林·哈奇和已故的泰德·肯尼迪产生的不大可能的联系同样适用。2009年夏天，在参议员肯尼迪去世后，在众多公开的赞誉中，没有比对参议员哈奇的采访更让人感动的了。肯尼迪是东部自由民主党员，而哈奇是保守的犹他州共和党员，他们应该对任何议题的争论都异常激烈。然而，在参议院共事的这些年，他们一开始是相互尊重的关系，逐渐演变成深厚、真挚的友谊。正如哈奇说的：
作为一个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员，我在竞选过程中声明过很多次，打算来华盛顿揍泰德·肯尼迪一顿。当我来到华盛顿，我一点儿这样的想法都没有了，后来还和这个人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并爱上了他。如果你早告诉我，他会成为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我可能会说你需要政治专业人士给予指导，但事实就是这样。
差不多二十年，哈奇和肯尼迪轮流担任主席，给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成员定级。[2]那段时间，他们互相支持，起草了一些最重要的卫生法，包括《膳食补充剂健康与教育法》和另外12个重要的法案。令人惊讶的立法记录，也很好地说明了当人们愿意合作时会发生什么事。
讽刺的是，多梅尼奇和威尔斯通合作的法案，《保罗·威尔斯通和皮特·多梅尼奇的2008年的心理健康平权法》(要求保险公司平等对待精神疾病患者与生理疾病患者)，在皮特·多梅尼奇即将离开国会时通过立法，在采用该法十二年后，也就是参议员威尔斯通去世六年后——仅仅得到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员泰德·肯迪尼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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