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大势所趋。正如江水东流,旭日东升。
2010年,根据中国和日本双方各自的统计,中国经济总量正式超过日本,跃升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中国自19世纪初期从经济全球第一跌入谷底之后,经过将近200年的漫长跋涉,付出几代人的心血与努力,方始重新崛起为世界大国。
历史从来曲折,却绝不轮回,而是充满涅槃与超越。
遥望100年前,中国满目疮痍,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在1920年饱含热望地写下了题为《建国方略》的雄文,以期指导中国走向富强文明,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系统性地提出“东方大国梦”的设想,并阐明了其具体的发展方略。在书中,这位“现代中国之父”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构建了一个实业救国的东方大国之梦。奈何中国先后遭遇军阀割据、外敌入侵、内战频仍,乃至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内耗,一直到改革开放,几乎是一个甲子之后,中国方才重拾大国之梦。30年改革开放恰如一次急行军式的万里长征,使中国几乎走完了全球其他大国上百年的历程。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中国已经站立于高峰之上,但尚未登临绝顶。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仍然将处于发展之中,而中国超越美国,重新成为世界最大经济强国,保守估计,亦需要三五十年。在这未来的50年内,中国仍然需要一场震古烁今的改革。正如百年前的先贤梁启超所期待的那样,再造一个“少年的中国”;亦如革命先烈方志敏所言,新建一个“可爱的中国”。
全球大国的崛起无不是以强大的城邦崛起为先导的。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等特大工业城市的兴起,是英国开启兴盛时代的标志;纽约、芝加哥、底特律以及后来洛杉矶的兴起,是美国从草创到崛起为世界强国的标志;在亚洲,东京、横滨、大阪的崛起,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腾飞的标志。
同样,中国的崛起亦是以中国的区域与城市崛起为标志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的相继崛起,使中国沿海呈腾飞之势,而沿海地区历时30年的发展最终带动了整个中国的腾飞。在此过程中,中国也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都市,除西安、重庆和武汉外,其他城市如香港、广州、深圳、厦门、宁波、杭州、上海、苏州、青岛、天津、大连以及北京,均是沿海经济崛起的表现。
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与“先富带动后富”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区域发展计划。当时中国奉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即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然后辐射到中西部。
自2008年以来,中国先后将十几个区域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自此,中国从非均衡战略时代走向均衡战略时代。在未来,各个区域、各个城市将蜂起争雄,造就中国普遍繁荣的恢弘气象。
今日是昨日的延续。
考究今天的国家大棋局,我们赫然发现,前人之树,已结今日之果。近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所提出的种种宏伟设想,如今几乎都已经变为现实。孙中山当年设想中国要建成北方、东方和南方三个大港,如今,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宁波、广州、湛江、香港俱已成为亿吨巨港,远远超过他当年的设想。而他当年所提出的建设三条全国铁路主干线的设想,则已经被新的四横四纵所取代。无论是孙中山的“改良现有水路”,还是毛泽东的“截断巫山云雨”,随着三峡大坝的建成,亦已成为现实。中国在军工、重工和航天领域的发展,隐约延续了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布局。而中国率先发展沿海,然后带动全国的格局,无疑正是邓小平“先富带动后富”战略设计的实现。
同样,中国的未来发展,亦必然以今天为根基。“十二五”规划欲以发展新兴产业和实现产业升级来破解中国未来的产业困局,而这一切都建立在改革开放30年,甚至是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中国持续了几十年的不断努力之上,建立在中国目前在全球产业链的既有地位和定位之上。同样,各个区域和城市的发展,既要超越现实,又要尊重现实。目前,中国各个区域和城市的大跃进式的发展值得警惕,特别是在中国即将结束高速发展时代,进入长期的中速时代的关口,更是如此。所谓飞跃,绝不是天马行空,而是厚积薄发。
更重要的是,一时兴盛可以另辟蹊径,保持长久的繁荣,则需要寻找大道。
古人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意即每500年,必然有大的变化,而在这个变化中,总有英雄应时而出,拯救万民。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新兴技术的兴起以及个体力量的勃发,基本上是三五十年就有巨变降临。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也应该有涤荡自我、否定自我、与时革新的勇气与智慧。
美国能够强盛200年,并且至今不衰,这与其强大的自我内部革新能力有关。19世纪中期,随着资本主义与奴隶制的矛盾升级,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这次战争涤荡了污秽,扫清了发展道路,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通过马丁·路德·金等人发起的民权运动,完成了对自我的又一次清算与革新;而在“9·11”事件之后的10年中,美国甚至通过了在纽约世贸中心的遗址附近建立清真寺的决议,族群融合与信仰宽容成为美国社会反思后的普遍共识。
中国的强盛,同样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从孙中山时代的建立共和、埋葬帝制,到毛泽东时代史无前例的全民族大动员、对阶级和阶层的彻底摧毁,再到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一代接一代,既是传承,亦充满了反思与否定。而正是这种敢于否定的精神才使中国实现了一代接一代的超越,时至今日,中国终于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初步实现了大国崛起。
国家与城邦,个人与社会,都是如此,既需要传承过去,又需要否定,甚至变革过去。
改革开放30年来,已如舟至中流,举目远望,洋洋江海,暗流汹涌,是安抵彼岸,还是中途翻船,关系中国未来国运。
耐人寻味的是,孙中山先生当年的《建国方略》其实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分别是《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现在社会上所流行的其实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实业计划》部分。而孙中山先生的本意实为国家的强盛除了实业的发达、区域的振兴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其雄文《民权初步》是关于国家制度建设的构想,而《孙文学说》则是讲文明的进化和人心的凝聚。
今日中国,亦当遵循此道。大国的崛起,绝非仅仅是器物文明,而应该借鉴现代国家优秀制度,吸收现代世界主流文明,服膺现代社会主流价值,实现广泛、深刻、多元的繁荣。
就城市崛起而言,以深圳为例,其所以能够在30年内从一个小小渔村崛起为中国沿海最繁盛的城市之一,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经济发展方面最有效率,诞生了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兴”)、腾讯公司(简称“腾讯”)、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比亚迪”)、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万科”)等原生态的优秀中国企业,也不仅仅是因为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全国最高,更多的是因为其在制度创新方面,在全国领风气之先,其社会管理水平在国内也属一流,而在社会文化领域,深圳则以其开放、宽容、博大、多元为特色,成为中国最开放的活力之城。城市如此,区域如此,国家亦如此。
本次“十二五”规划提出了转变未来发展模式的号召,而这种转变将是多重的,既包含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也包含社会制度的变革、文明的进化。中国未来需要多方位的全面改革,并非目前这种单一的经济改革,中国需要彻底告别“跛足巨人”的形象。 无论国家还是城邦、区域的发展,也应该是全面的发展。国家或者城邦的辉煌永远不只是器物文明,社会体制的改革、主流价值的普世才是未来强盛之道。
20世纪末,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年: 不战而胜》中预言,中国必将在21世纪成为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遥望海天,梦想可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虽是知易行难,吾国吾民亦应慷慨为之。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用500年的眼光看待过去、现在与未来。
用全球化的眼光看待国家、区域与城市。
用多元化的眼光看待发展、传承与变革。
如此,才能够洞烛先机,看清楚未来100年的国家与区域发展大略,并从多重坐标中,找到中国在世界、在时代中的位置。
罗天昊
于京城斗室之中、星空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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