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理论界的反思和争议

自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以来，美国似乎在各个领域都是理所当然的领导者，从未遇到过真正的挑战，“美国第一”几乎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一种信仰。彼得·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就这样写道：“美国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的领袖，这对管理工作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会使获得完美的管理绩效更为艰巨。”^[3]但是，来自日本企业的竞争却让美国上下都感到了威胁，日本企业在美国市场横冲直撞、锐不可当给美国人带来的巨大震动几乎可以与当年的“珍珠港事件”相比。因此，美国理论界开始反思，日本为什么能相继夺取美国汽车、钢铁、造船、手表、照相机、家用电器等诸多领域的桂冠，并在许多科学技术领域危及美国的霸主地位？为什么日本企业竞争力强于美国企业？等等。

1981年，美国日裔学者威廉·大内出版了《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4]从该书标题就可以看出，美国理论界对日本企业的挑战已经表现出高度重视。威廉·大内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在这个时候，日本人的挑战已经显示出其全部威力，而美国人则很想知道美国应当对此做出什么反应”。威廉·大内透露，“我确实得到几十位美国出版商的请求，要我就此论题写一本书”。在书中，作者指出，日本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它们独特而优秀的企业文化，鉴于此，美国管理模式转变的核心是信任和关心员工，提高组织凝聚力。威廉·大内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Z型文化”、“Z型组织”等概念，认为控制机制是内含于企业文化中的。威廉·大内的研究成果引起了美国管理学界的广泛兴趣，吸引了许多学者从事企业文化的研究。

1982年，理查德·帕斯卡尔（Richard Pascale）和安东尼·阿索斯（Anthony Athos）出版了《日本企业管理艺术》。^[5]帕斯卡尔和阿索斯指出，美国企业管理落后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缺乏精确的定量方法、周密的发展计划、严格的规章制度、明确的分工协作和完善的控制机制，而在于过分强调以理性主义为基石的“科学管理方法”，重分析而轻综合，重局部而轻整体，重硬件而轻软件，重战略而轻执行，重制度而轻文化，重流程而轻人员，导致对企业管理工作缺乏系统的认识。为此，作者提出了7S分析框架，这也是《日本企业管理艺术》最著名、最具有影响力的核心概念。所谓7S分析框架，是指由战略（Strategy）、结构（Structure）、制度（Systems）、人员（Staff）、技能（Skills）、作风（Style）和宗旨（Super－ordinate goals）构成的系统，这七个要素之间具有交互作用的关系，不可偏废。^[6]帕斯卡尔和阿索斯认为，相比较而言，日本企业更加重视后四个“S”——人员、技能、作风和宗旨，这也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所在，而美国企业往往聚焦于前三个“S”——战略、结构和制度，但由于未能对后四个“S”给予应有的关注，美国企业普遍缺乏足够的凝聚力和能动性。

1980年，佛格尔出版了《日本第一》，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7]佛格尔是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该书也是一本社会学著作，但他在书中对日本的分析也涉及日本企业管理模式。他曾两次去日本考察日本的社会结构，并比较美国和日本两国的异同之处。虽然该书名为“日本第一”，但他并不认为日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世界第一。他之所以将书的标题定为“日本第一”，是为了引起美国社会的理性思考和高度重视，并向日本学习其先进之处。该书的副标题就是“对美国的教训”或“对美国的启示”。他发现，日本国土面积只及美国的蒙大拿州，几乎不产原料，工业原料的百分之九十五依赖进口；日本是一个岛国，天灾频发，地震、飓风、海啸不断肆虐。他认为，日本能在极其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运用独特的组织力量，解决了许多国家在发展中存在的诸如失业、通货膨胀、效率低下等问题，促进日本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确值得美国学习。特别是日本社会传统的勤奋工作、耐心钻研、自我克制、团队精神、关心员工、终身雇佣等，是日本迅速崛起的关键因素。

分析日本和美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并进行比较，当然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但这种分析对于一个具体的企业制定和实施竞争战略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在一般意义上，日本企业管理模式表现优秀并不意味着不会有日本企业走向衰落，美国企业管理模式存在缺陷并不能决定所有的美国企业都不会取得成功。总之，任何一种管理模式都有其应用价值，也有其应用范围。离开具体的情境来比较管理模式的优劣是没有意义的。

1981年，约翰·沃洛诺夫在出版《日本管理的危机》一书中，对美国企业学习日本提出了反对的论点。^[8]他认为，许多专家学者力求揭示日本管理的精髓，但由于陷入大量充满矛盾的事实而不能自拔，却又强行作出貌似圆满的解释，这就容易导致偏见的产生。他甚至批评有些所谓的“日本通”，闭门造车，堆砌概念，误导舆论。约翰·沃洛诺夫多年生活在日本，他根据长期的观察和体验，发现日本蓝领阶层在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方面的确是“精益求精”，但这些方法也是从西方引进的，爱德华·戴明和约瑟夫·朱兰等人对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与日本蓝领阶层相比，日本白领阶层的工作方法和效率则令人失望，他们按部就班，因循守旧，缺乏激情，甚至文过饰非，追求表面上一团和气的人际关系，导致整个企业组织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这可能与日本企业的三大支柱——集体决策制、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有关。沃洛诺夫认为，尽管企业文化是重要的，但是，提高企业生产力仍然要从机电一体化方面寻求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管理并不是不可学习，但也不是非学不可。

1982年，托马斯·彼得斯和罗伯特·沃特曼在《追求卓越》一书中总结了美国许多卓越企业的成功之道。^[9]彼得斯和沃特曼两人都曾在著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任职，他们访问了美国62家优秀公司，探讨这些公司取得成功的原因。然后，他们又在其中选择了43家卓越公司，包括IBM、德州仪器、惠普、杜邦等，总结了这些卓越公司之所以卓越的奥秘，主要包括行动导向、贴近顾客、鼓励创新、以人为本、价值驱动、坚守主业、降本增效、宽严并济等八个方面。他们进一步指出，许多日本一流公司遵循的管理法则在美国卓越公司中也同样得到严格执行，因此，所谓的成功之道并非由日本企业所独有，换言之，成功的管理之道实际上是超越国界的。该书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国企业重新鼓起已经丧失的信心。该书甫一出版，即大受追捧，一时洛阳纸贵，成为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