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耦合模型的缺点

2.3.1　旅游地域分工研究

2.3.1.1　旅游地域分工类型

Opperman［22］研究新西兰国际游客的停留时间和空间分布时，将旅游目的地划分为国际门户、主要旅游地、次要旅游地和低级旅游地。研究发现，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停留时间越久，其游览的目的地类型也越多样，短时间游览的旅游者主要倾向于国际门户和主要目的地。

Lew和Mckercher［2］研究了香港在国际长线旅游中的角色类型，将一个目的地可能扮演的角色概括为单目的地旅游地、门户旅游地、终点旅游地、中间旅游地、核心旅游地5种基本类型。

单目的地旅游地是指旅游者从客源地到该地游览后直接返回客源地。具备高级别和高知名度的景区、景点，旅游形式多样、旅游活动新颖丰富的旅游地，才能成为此类型旅游地。它是旅游空间生成的第一阶段。［23］

门户旅游地是指旅游者开始多目的地旅游的第一站，在旅程中起着“第一印象”作用，能够直接对旅游者判断整个旅游行程的质量形成重要影响。门户旅游地一般需具有便利的交通、良好的旅游设施服务。同时，门户旅游地应该与客源地、附近旅游地保持较高的可达性。省会城市往往成为区域旅游的门户。

终点旅游地是指旅游者返回客源地前，整个旅游活动的最后一个目的地，通常被安排在主要目的地后，实现离境的功能。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小目的地与客源地间的反向文化冲击。在国内旅游中，即便旅游设施服务功能较差，也不影响一个城市成为终点旅游地。

中间旅游地一般出现在多目的地旅游线路中，即旅游线路中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旅游地之间的目的地。此类旅游地往往被当作线路的附加部分，因此它不具有和单目的旅游地同样数量多、类型多样的旅游吸引物，旅游者在此的停留时间一般较短。

核心旅游地又称为旅游中枢，一般出现在基地模式和区域环线模式的线路中，交通体系发达，旅游设施服务完善、便捷，吸引旅游者将其作为整个线路的基地。从过夜旅游的视角看，在国内旅游中，凡是在线路中提供过夜服务的旅游地，可以认为是旅游中枢。除单目的地旅游地外，前述3种类型的目的地都有可能成为旅游中枢。

Lundgren［24］从旅游目的地的区位、旅游吸引力、地理集中度、旅游供给能力等特征分析，将旅游目的地划分为:中心城市型旅游目的地、周边小城市型旅游目的地、周边乡村型旅游目的地、自然环境型旅游目的地4种类型。他认为这4种类型的旅游目的地以及它们相互间的旅游流关系构成了具有等级特征的旅游流空间结构体系 (图2－1)。

图2－1　Lundgren的旅游流空间分层模型

其中，中心城市型旅游目的地兼备客源地和目的地功能，拥有大量的往返客流，多是国际化大都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周边小城市型旅游目的地有一定的旅游资源优势和旅游吸引力，但常住人口较少，中心地功能不突出，旅游流以游客的净流入为主。周边乡村型旅游目的地景点较少但比较集中，人口很少且居住分散，几乎没有流出的旅游流。自然环境型旅游目的地的地理位置更为偏僻，自身没有经济系统，完全依靠客源地游客的访问维持运行，旅游流是单向的净流入。

杨振之［4］从区域旅游竞争与合作的角度出发，认为同一旅游线路中必然存在旅游目的地和旅游过境地两种性质不同的旅游地，它们在旅游线路中分别处于“主角”和“配角”的地位。在旅游线路中，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资源级别最高，旅游产品的吸引力最强，市场需求最大，属于完全旅游产品供给中心;旅游过境地则属于非完全旅游产品供给中心，可分为单纯过境地、单纯服务地和非核心旅游产品服务地3种。单纯过境地指交通要道;单纯服务地在线路中提供餐饮等服务，其本身不是景区，游客停留时间短;非核心旅游产品服务地本身是景区，既提供相应的旅游产品也是服务中心，但旅游产品不是核心产品，游客逗留时间也不长，在旅游线路上居于次中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旅游目的地和旅游过境地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会由于内外部因素的变化而相互转化 (图2－2)。

图2－2　旅游目的地与旅游过境地的形成机制图

资料来源:杨振之、陈顺明《论“旅游目的地”与“旅游过境地”》，《旅游学刊》2007年第2期。

2.3.1.2　旅游地地位与角色

旅游地的地位较多运用旅游中心性指标测度。周玉翠［25］等运用城市旅游经济规模、旅游吸引功能、旅游集散功能、接待与服务水平、基本要素水平等反映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指标，对27个省会城市的旅游中心性进行了测定，并通过聚类分析将27个省会城市分成7类。何调霞［26］通过构建旅游中心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通过计算城市的旅游综合实力指数，对旅游中心地等级体系进行了定量评价，并划分出4个等级:国家级旅游中心地、省域级旅游中心地、区域级旅游中心地、地方级旅游中心地。张洪^[1]运用因子分析法与引力模型，构建旅游城市中心性评价指标，包括旅游资源、旅游经济、旅游接待3个部分，对安徽省17个地市旅游中心度经济测定;薛莹等［27］选取国内旅游人次数、国内旅游收入、旅游消费总额、饭店床位数、国内旅行社数量5项指标，取5项旅游指标标准值的算术平均值代表各城市的旅游中心性指数。

旅游经济联系度可以直观反映城市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及其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卞显红、沙润［28］对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度和隶属度与旅游吸引范围进行了确定，并对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经济区进行了划分。张洪^[2]结合各市地理区域分布，对安徽17个城市旅游经济联系总量及经济联系度进行分析，构建了安徽区域旅游经济空间。宫斐、吕观盛［29］对北部湾4个中心城市 (南宁、北海、钦州和防城港)的旅游经济联系度进行了测度;曹芳东等［30］借助修正后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旅游经济隶属度及旅游吸引范围模型，分析长三角中心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方向以及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等级层次性特征。张旭亮、宁越敏［31］对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等级、经济联系、经济隶属度和国际化程度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上海仍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但城市群内部的城市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重构，苏州、杭州、宁波、无锡等城市组团与上海的联系不断加强。石惠春、王晖［32］对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心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进行分析，发现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心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逐渐降低，旅游经济的空间联系多沿交通干线呈“点—轴”式扩散。此外，薛莹等［27］以苏浙沪地区25个地级以上城市为例，利用Voronoi图的空间分割原理，对旅游中心城市进行测度。段冰［33］运用分形理论及方法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旅游中心地规模与空间结构分形进行了研究。

旅游规模决定着城市的旅游地位，研究中常用旅游接待人次、旅游人天数、旅游收入等指标表征城市的旅游规模大小或城市的旅游业发展程度。一般来说，首位分布、规模—位序法则、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区位商等指数用来评判区域旅游发展的集中程度或城市之间旅游发展的均衡程度。朱竑、吴奇韬［34］首次将首位分布理论引进旅游研究中，选择2城市 (即旅游规模最大的城市和规模第二的城市比)的计数计算旅游规模首位度。

社会网络方法中的网络密度、中心度、对等性、凝聚子群、核心—边缘模型等指标可以较好地揭示旅游网络中旅游节点之间的空间关系，故在定位旅游节点、判断节点在旅游网络中的角色功能上应用较多。Yeong-Hyeon Hwang等［35］利用SNA方法对国际旅游者在美国进行多目的地旅游的特征进行分析;Shih Hsin-Yu［36］对自驾游的网络驱动进行了研究;杨兴柱等［23］选取南京市16个旅游节点 (景区)对南京市旅游流网络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刘法建等［37］对中国入境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及形成动因进行了研究;利用SNA方法对旅游流的空间结构及市场结构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多，如王奕祺、任瑞萍、王金莹、唐澜、郭峰等对不同客源国 (地)的入境旅游流在中国境内分布的节点及其流动规律进行了分析［38－43］;研究者对城市的旅游经济网络联系度关注也较多，孙勇、史春云［44］，方叶林等［45］，王永明等［46］，刘春［47］等对旅游城市间的旅游经济空间网络进行了分析。此外，还有学者利用SNA方法对农民跨省旅游［48］、重大节事旅游者空间扩散［49］、旅游网站［50］、旅游线路［51］等的网络结构也做了一定的研究。

2.3.2　旅游地空间竞争研究

旅游地空间竞争主要分为两种类型:替代性竞争和共生性竞争。［52］当旅游地之间的资源类型相同或相似时，特别是当多个旅游地在同一区域内出现时，旅游地各自的吸引力会出现此消彼长或同步增长的动态变化，地域旅游市场结构会重新组织，出现替代性竞争。［53］共生性竞争发生在不同类型旅游地之间，不同类型旅游地由于资源类型有较大差异，表现为双方吸引关系，一方因另一方的存在而增强，呈现出互补关系。旅游的替代性竞争和共生性竞争的外显表现为旅游流在空间上的集聚，在区域空间上产生旅游的核心—边缘区。

空间屏蔽是旅游区域空间竞争中最典型的一类［54］，即不同旅游区域之间、同一旅游区域内部旅游景区点间，由于资源、要素条件和区位条件的差异，出现某一个或几个旅游点处于竞争劣势地位的现象。许春晓［55］将旅游地屏蔽类型划分为旅游地要素屏蔽、资源屏蔽、区位屏蔽、条件屏蔽和事故屏蔽5种类型。

旅游地的空间竞争具体表现为旅游目的地之间对客源市场的竞争，因此，研究特定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之一。［56］Crouch和Ritchie［57］研究认为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由核心吸引力、支持系统、目的地管理和质量4个因素决定，这4个因素反映了旅游地为当地居民提供高标准生活的能力［58］。Kozak和Rimmington［59］提出了研究国际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方法;Ritchie和Croach［60］认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依赖于旅游者对目的地的选择，尽管竞争产生于航空、旅游经营者、旅馆和其他旅游服务中。

旅游地空间竞争的因素是多样的。Deasy和Griess［61］运用旅游无差异曲线，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两个相似的、互相竞争的旅游景点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资源指向性是旅游景点与客源地之间的引力。Melian-Gonzalez和Garcia-Falon［62］认为，资源禀赋决定了特定地理区位上发展某种产业 (旅游)的潜力，因此，特定地理区位意味着目的地所拥有的特定资源或能力，使其能够开展特定的经济旅游活动。保继刚［53，63］通过对不同类型旅游地空间竞争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影响名山旅游地空间竞争的主要因素是名山的地位级别、功能和可进入性;影响喀斯特石林旅游地空间竞争的主要因素是石林的地位级别以及可进入性，地位级别最为重要。Migalic［64］提出将竞争力与环境管理相结合。他认为旅游竞争模型，首先应该从环境角度进行研究，通过对环境影响的分析，进行适当环境质量管理，努力提升目的地环境竞争力;其次可以通过特定的环境营销活动来提升目的地竞争力。

章锦河［54］认为旅游区域空间竞争主要体现为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的相互作用，并提出了旅游区域空间竞争的影响结构图式 (图2－3)。从旅游供需角度看，影响旅游区域空间竞争的因素包括旅游需求、旅游供给、旅游环境与区域背景4个基本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其中，旅游需求因素包括客源地旅游者出游能力、出游偏好、出游规模、出游质量等。旅游供给因素主要指旅游区域的旅游资源、旅游设施的质量、数量、类型、结构、分布等。旅游环境因素主要指旅游区域外部的宏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对旅游区域竞争力的影响。区域背景因素主要指旅游区域内部的自然、人文、社会、经济、技术等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图2－3　旅游区域空间竞争的影响因素结构图式

2.3.3　旅游供需系统研究

旅游系统是旅游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在地理空间上就是由旅游者 (流)连接的旅游地与客源地的经济联系网络系统。旅游供需系统则是从旅游系统的结构功能角度提出来的。

2.3.3.1　旅游供需系统内涵及模型

1972年，美国著名规划学者冈恩 (Gunn)［65］指出供需匹配关系是实现旅游系统功能的基础，并提出旅游功能系统模型 (Functioning Tourism System)。模型分为需求和供给两大块，需求子系统主要由旅游者构成，供给子系统包括吸引物、交通、服务和信息与促销4部分。模型中冈恩强调系统依赖于旅游需求的存在而存在。2002年，冈恩对此前的旅游供需系统做了一定的修改，提出了新的旅游供需系统。新的旅游供需系统更加注重供给子系统中吸引物、交通、服务、信息和促销5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图2－4)。

图2－4　冈恩的旅游功能系统模型

Leiper［66］从空间结构角度出发，提出了旅游系统模型。Leiper模型包括旅游者、旅游业、客源地、旅游通道和目的地等5个要素，模型重点突出了客源地、目的地和旅游通道3个空间要素，认为旅游系统是由旅游通道连接而形成的客源地和目的地的组合。Leiper模型也即旅游地理学研究中的O-D对模型 (Origin-Destination Pairs Model)，该模型由于地理空间视角较强，成为旅游地理学的基础。

1985年，Mill和Morrison［67］从营销角度出发，将位于同一空间中、功能互补的吸引物和服务两个要素合并为一个要素——旅游目的地。1987年，美国学者Mitchell［68］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以需求、供给、联系为例，用目的、结构、区位构造概念矩阵模型，将旅游业视为一项综合性产业。Mitchell模型成为经典的旅游供需N-S对模型 (Need-Supply Pairs)(图2－5)。

图2－5　旅游系统模型

McKercher［69］在对旅游供需系统概念及模型的研究中认为，旅游系统是一个以非线性运行、具有混沌特点的复杂系统。

陈安泽、卢云亭［70］认为，旅游系统框架由供给系统和需求系统组成，供给系统包括旅游地域、旅游服务、旅游教育、旅游商品4个子系统，该系统与美国学者Mitchell提出的旅游供需的N-S对模型相似。

吴必虎［71］提出了旅游系统概念模型，认为旅游系统由客源市场系统、目的地系统、出行系统和支持系统组成。他认为旅游研究包括两种，一种是从地理空间角度出发，对客源地—目的地的研究，即旅游地理学上的O(origin)-D(destination)对研究;一种是从市场角度出发，对旅游需求—旅游供给的研究，称之为N(need)-S(supply)对研究。

吴晋峰、包浩生［72］认为，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是以目的地和客源地为结点，由交通线路连接形成的空间范围网络。

杨新军、刘家明［73］在冈恩的旅游功能系统基础上增加了宣传促销子系统，模型强调了市场的重要性，认为市场需求是旅游目的地制定开发规划的依据，旅游供给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他提出，现代旅游规划分为旅游供给规划与旅游需求规划。［74］旅游规划在市场导向下必须协调供给与需求。

王家骏［75］提出的旅游系统模型中增加了输入和输出两项内容，他将旅游系统与外部环境相结合。王家骏的旅游系统模型开放性较强，且主要从市场营销角度出发，不仅考虑到旅游需求形成的影响因素、旅行系统影响因素，同时对目的地、营销、市场等子系统的多要素的输入、输出子系统进行了有益补充。

李文亮等［76］认为，对旅游系统的研究一方面要在旅游功能系统研究中加入空间维度，另一方面还要强调旅游系统的非线性特点。此外，王迪云［77］提出了旅游耗散结构模型，对旅游目的地供给系统进行了细分，划分出吸引物、设施、行业和支持4个子系统。周佳与薛东前［78］在冈恩和Leiper模型基础上提出非线性旅游系统模型，增加了正负反馈机制。

2.3.3.2　旅游供给与需求系统的相互关系

旅游研究中研究者们一直较早且较多地关注旅游供需的影响因素研究。研究中相对侧重于旅游供给与需求子系统中单要素或多要素对供需系统的影响研究。Isabel［79］运用旅游生命周期 (TLC)理论，构造了旅游需求的动态模型，包括旅游需求的即时需求和滞后需求，对西班牙旅游地的国际、国内游客进行了研究，发现影响国际、国内游客的旅游需求要素具有差异性，旅游地的声望对旅游需求的影响是非持续性的，而旅游交通拥堵则直接影响着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接待量。采用多种方法及模型对旅游需求进行预测的研究较多［80－83］，包括预测方法、预测模型应用［84，85］，不同预测方法比较。Clive Morleya和Jaume Rosselló［84］对旅游需求的重力模型理论及应用进行了测度。然而，Ashworth［86］指出，城市旅游中的供需矛盾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旅游供给因素对旅游需求系统的影响及作用同样得到了重视［87］，如对交通对旅游需求的影响的研究［88，89］。旅游供给的影响因素有很多［90］，Arion［91］应用相关分析对罗马尼亚的旅游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旅游交通和旅游住宿的接待能力是影响旅游需求的关键因素;旅游供需关系中旅游者对住宿的偏好 (如饭店级别、类型、价格等)也是至关重要的［92］，直接影响着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93］。

国内方面更加注重对供需矛盾现象的产生、预判和解决方法的研究。张辉［94］较早关注到旅游业发展中出现的两种极端现象—— “旅游过剩需求”与“旅游过剩供给”，阐述了“旅游过剩需求”和“旅游过剩供给”的产生原因及其影响;朱一兵、饶权［95］探讨了我国旅游事业发展中的“长线制约”与“短线制约”问题，他指出，“长线”代表旅游饭店的供过于求，“短线”代表旅游交通的供不应求;牛亚菲［96］提出了旅游供给与需求的空间模式，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并以大城市为中心，结合我国旅游供需分布特点，分析了不同地域旅游供需关系。马波［97］通过对旅游供需形势的预判，对我国旅游业“潮涌现象”提出了预警。

学者们对供需平衡的判断依据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究，先后引入了旅游门槛人口、投资利润率、客房出租率、平均房价、游客增长率等供给指标对景区、饭店业的供需平衡进行判断。

在旅游需求影响因素方面，Massidda和Etzo［98］用高斯混合模型 (GMM)分析影响意大利国内旅游需求的主要因素;Vanesa［99］研究了西班牙乡村旅游需求的季节性变化趋势，发现住宿业在旅游需求的季节性变化上是显著的。采用多种方法及模型对旅游需求的预测较多，包括地理空间分析模型［100］、EC-ADLM、古典贝叶斯VAR、ARMA、ETS以及Naive-1模型等。Ulrich Gunter＆Iremnder［101］运用多种预测模型对欧美、日本市场的旅游需求进行预测，发现对于不同市场，预测模型的准确性和精度有差异:对于美国和英国市场，单变量模型ARMA(1，1)和ETS更准确;但多元模型预测德国和意大利市场更好，特别是VAR模型;对于日本市场，不同模型预测初期的结果有所不同。总的来说，Naive-1指标在多个客源市场预测上明显优于其他。

旅游供给因素对旅游需求系统的影响及作用同样得到了重视。［102］旅游供给的影响因素有很多［103－105］，Arion［91］应用相关分析对罗马尼亚的旅游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旅游交通和旅游住宿的接待能力是影响旅游需求的关键因素;旅游供需关系中旅游者对住宿的偏好 (如饭店级别、类型、价格等)也是至关重要的［92］，直接影响着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93］。

大量的供需关系研究集中在定性分析或是对旅游系统单一子系统的研究，将客源地的需求与目的地的供给相孤立。要整体研究旅游供需关系，掌握供求关系平衡程度，应从旅游系统角度出发，将旅游系统构成要素综合起来分析。［106］而现实中的旅游系统构成要素极为复杂，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地之间存在一对多、多对多的关系，难以分析旅游供求关系平衡程度。马耀峰^[3]教授提出在同一平台对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给展开分析。即选择某一目的地为研究平台，以目的地的旅游流与目的地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探讨旅游流与目的地间的耦合关系，研究旅游流与目的地的供需平衡状况。

2.3.3.3　国内外旅游供需系统研究视角比较

国外学者将旅游供需系统研究焦点集中在概念模型、供给子系统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旅游需求的评价与预测方面，数量模型也较多集中于旅游需求与供给匹配关系方面。国内学者的视角集中在旅游系统模型、旅游地域系统的空间结构演化，其中部分模型是对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修正与改进。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旅游需求的预测及建模研究都较多。国内对目的地旅游供需矛盾关注较国外多，但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供给与需求关系定性研究较多，计量研究也多是对单一子系统的供需平衡的研究，缺乏对旅游供需系统要素一体化的分析。旅游供需系统要素一体化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因为将旅游供需系统要素集成一体分析，有益于目的地城市对自身旅游供需平衡进行判断，也可以为政府决策人员、规划人员提供科学依据。

2.3.4　旅游耦合研究

“耦合”(Coupling)源于物理学，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元件的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相互作用。耦合的概念已被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所引用，并在概念及内涵上得到了拓展。耦合是复杂系统通过各子系统或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使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当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配合得当、互惠互利时，为良性耦合;反之为恶性耦合。

耦合度用来描述系统或各要素相互影响的程度，耦合协调度是反映系统耦合的程度及其协调发展状况的定量指标，该方法广泛应用于城市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研究。［107］近年来，耦合的概念在旅游系统研究中得到了高度重视与广泛应用。从文献检索看，对旅游耦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2.3.4.1　单要素旅游耦合研究

旅游研究中对系统单要素之间的耦合定量研究相对较少，最早出现于刘宏盈、马耀峰［108］在对上海入境旅游流转移态与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耦合研究上。他们构造了耦合模型:

式中，S、R分别表示转移态、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均值，ξS、ξR分别表示转移态、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标准差。刘宏盈、马耀峰将耦合度δ值的区间类型划分为4类:非耦合区域 (边境省区)、低耦合区域 (0≤δ＜0.6)、中耦合区域 (0.6≤δ＜0.9) 和高耦合区域 (δ≥0.9)。此后，刘宏盈［109］将该模型应用到对北京入境客流西向扩散与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耦合分析中。张柳等［110］借用刘宏盈的单要素耦合模型，对旅游目的地网络营销系统与旅游产业发展耦合情况进行了研究，并对耦合指数δ区间类型阈值范围进行了调整。

薛华菊、马耀峰等［111，112］在对中国入境旅游流质量时空演进模式中，通过构造规模——质量耦合模式，分析了中国入境旅游流量与入境旅游流质之间的耦合程度。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主要为高耦合发展模式，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处于低耦合发展中，非耦合型数量相对较少。

单要素耦合模型构造简单，结果直观明了，但同时也存在着不能全面反映旅游目的地系统的综合发展的缺陷。

2.3.4.2　旅游供需系统耦合研究

“耦合”由最初物理上的专有名词走向学术研究中，更多的是对两个及两个以上系统或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与影响的研究。旅游系统耦合是旅游各子系统或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促进旅游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决定着旅游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旅游系统耦合研究中，围绕旅游供需系统研究的内容如下:

(1)旅游供需子系统耦合研究

第一是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研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旅游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载体。Tang［113］采用综合评价方法研究了旅游与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认为影响其旅游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经济效益与生态质量。熊鹰、李彩玲［114］对张家界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表明，张家界市旅游—经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属中度协调发展类，系统耦合协调类型正在由经济发展超前型逐渐演变为旅游发展超前型。杨主泉、张志明［115］研究了桂林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桂林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分值呈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耦合协调度表现出由2001—2007年的失调发展向2008—2012年的初步协调发展的转变。耿松涛、谢彦君［116］以中国的15个副省级城市为例，深入研究了各城市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问题。董亚娟等［117］以西安市为例分析了城市入境旅游流和旅游环境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表明，西安入境旅游流和城市旅游环境在2001—2010年间经历了从轻度失调到中度失调再到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的过程，总体态势趋向良性发展。庞闻等［118］对上海市和西安市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演变过程做对比研究，发现形成耦合关系的深层次基础是城市产业结构、旅游资源、市场客源、城市化进程、地理位置、气候环境方面的差异。众多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研究表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是定量分析旅游可持续发展状况的重要工具，可以很好地分析解释二者之间耦合关系与协调发展的状态。

第二是旅游与交通系统的耦合研究。交通运输与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旅游经济不断升级的关键因素之一。Christer Thrane［119］运用多项回归模型测度了长途交通选择模式与旅游的关系。宗刚、李婧［120］分析了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与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发现西藏交通运输与旅游经济协调度水平目前整体较低，但呈波动上升趋势，遵循了旅游供求动态均衡变化规律。王永明、马耀峰［121］对西安市旅游经济系统与交通系统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西安市旅游经济系统和交通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在稳步提升，其耦合协调度等级较低，主要受交通系统发展的“短板效应”——航空和铁路交通系统发展水平的影响。毕丽芳、马耀峰［122］对云南省交通系统与旅游经济系统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

第三是旅游与饭店业的耦合研究。Ricardo等［123］基于酒店供给、需求的不确定性与不平衡性，对阿尔加维酒店业发展效率进行评估，认为酒店环境、区位与游乐设施对酒店经营与发展较为重要。Vani［124］基于每间客房收入、客房入住率及利息率3个指标，对澳大利亚昆士兰宾馆供给、需求协调情况进行了预判研究。Henry等［125］对拉斯维加斯宾馆影响供给与需求的要素进行鉴别，并对供给与需求耦合协调情况进行了分析。高佩佩等［126］对中国旅游饭店供需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我国旅游饭店供给系统的有序度高于需求系统的有序度，且供给大于需求;我国旅游饭店供需系统交互耦合的协调等级为良好协调;我国旅游饭店供需系统交互耦合的时序是趋向极度协调的耦合阶段发展，但耦合协调的速度较慢。吴冰等［127］探析了西安市入境旅游流发育与饭店业发展的耦合协调状况，认为西安市入境旅游流系统和饭店业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但两系统仍处于由失调向低水平协调缓慢发展的阶段，饭店业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旅游流发育水平。裴博等［128］分析北京市入境旅游流与星级饭店系统耦合协调状况，发现影响两系统耦合协调的因素有系统发展水平、需求变化、供需状况以及饭店服务质量等［128］。

第四是旅游与信息及其他研究。Kim等［129］以由韩国电视剧《冬季恋歌》热播引发的日本旅游者赴韩旅游热为基础，对影视与旅游之间的耦合进行了研究。邹力宏［130］在论民族音乐与旅游景观耦合的审美效应中，阐述了景观、音乐的耦合方式和审美效应。杨敏等［131］以澳大利亚入境旅游流为例，对网络信息与入境旅游流的V-R耦合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澳大利亚中国游客旅游流强度与网络推荐度耦合关系表现出4种形态:高耦合型、中耦合型、低耦合型和极不协调型。整体上两者的耦合关系符合“高网络推荐度引起高旅游流强度，低网络推荐度引起低旅游流强度”的一般规律。方世巧等［132］通过百度 (Baidu)搜索引擎搜索西安市A级景区信息，实证分析了“十一五”期间西安市A级景区信息与旅游流耦合协调的状况。分析发现，A级景区信息与旅游流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在较低等级处逐年提升，但未达到高度耦合水平;A级景区信息丰度的提高将会带动旅游流强度的增长，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冯娜、李君轶［133］以美加入境旅游流为例，对外向在线旅游信息流与入境旅游流进行了耦合分析。研究发现，外向在线旅游信息流指数较高的中国城市在国际上知名度较高，旅游资源禀赋高;美加来华旅游者主要集中前往中国东部地区。

(2)旅游供需复杂系统耦合研究

20世纪80年代，国外开始关注旅游系统诸因素的关系研究。Andergassen等［134］从经济学视角研究了旅游产品与价格的协调度，但他们对旅游流需求与目的地旅游供给的系统耦合研究不足。吴殿廷、王欣［135］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论证了时间规律、空间规律的耦合特性，认为越是高层次的区域，越强调旅游开发的高级形态和综合效益。林岚等［136］对旅游目的地子系统空间结构的耦合关系进行了探讨。张春晖等［137］从供需视角，对西部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分异情况进行了定量分析。我国西部省份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缓慢提升，但仍未进入协调发展阶段;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西部入境旅游发展的关键问题，而供给发展滞后省份数量呈现扩大趋势。薛华菊等［138］对北京市入境旅游需求与供给的耦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北京市入境旅游需求与供给间的矛盾一直处于动态演化中，供需系统的耦合度处于拮抗阶段，系统间尚未达到良性共振耦合。同时，需求与供给系统的整体协同效应逐年增长;北京市旅游供需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目前正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供给系统中的旅游资源、航空运输与入境旅游需求高度关联。

2012年，马耀峰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因素及模型与机制研究——以六大城市入境旅游为例”(项目号:41271158)获批，项目组运用耦合分析法对入境旅游流空间转移态与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旅游经济与交通发展、中国省域入境旅游吸引力空间耦合关系、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比较、网络信息与入境旅游流、入境旅游与进口贸易等进行研究，目前，这些研究已有初步成果。此外，项目组成员董亚娟^[4](2012)、高楠^[5](2013)、吴冰^[6](2014)、张春晖^[7](2015)等博士分别在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之间的驱动—响应机制、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评价模型及仿真、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饭店业供给耦合等方面完成博士论文，深化了耦合研究。

综上，国外对旅游系统耦合的研究与国内相比较为贫乏，仅有的外文文献主要采用定性评价研究;国内由于城市旅游发展规划中出现诸多问题较早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针对旅游子系统之间的要素耦合研究相对较多，项目组自2011年起一直对旅游地旅游系统的大耦合给予较多的关注和研究，针对旅游供需系统的耦合研究已经取得了部分成果。研究中有对单个城市或多城市的比较 (庞闻、高楠)，也有对区域 (张春晖)进行的探索。随着区域旅游需求增强，区域旅游目的地城市在旅游竞争中因资源、经济、交通等差异而产生的地域分工格局，直接影响着旅游目的地城市的旅游供需系统耦合模式。既有研究中的无差异化旅游耦合评价指标及耦合模式已不能满足研究的深入化，针对旅游地域分工结果，对不同旅游地位的城市供需评价系统及耦合模型的差异化进行研究迫在眉睫。

【注释】

[1]参见张洪、夏明《安徽省旅游空间结构研究——基于旅游中心度与旅游经济联系的视角》，《经济地理》2011年第12期。

[2]参见张洪、夏明《安徽省旅游空间结构研究——基于旅游中心度与旅游经济联系的视角》，《经济地理》2011年第12期。

[3]参见马耀峰、刘军胜《基于供需视角的国内外旅游耦合研究审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年第6期。

[4]见董亚娟《供需视角下入境旅游流驱动与城市目的地响应耦合关系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5]见高楠《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评价模型及仿真研究——以北京、西安入境旅游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未发表。

[6]见吴冰《入境旅游流与饭店业的耦合协调度分析——以西安市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未发表。

[7]见张春晖《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模型与要素贡献度研究——以六大城市入境旅游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未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