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尊 史德信 郭晨涛 刘日红 李 梁 樊石磊
2015年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出“疲弱+分化”的特征,国际机构一再下调经济增长预测,主要股市、汇市轮番震荡,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总的看,全球经济的调整远未结束,新的动能尚不强劲,低速增长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
一、主要经济体增长拉开距离,多数面临下行风险
美国经济继续向好。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折年率增长3.9%,明显高于一季度0.6%的增速。9月份失业率维持在5.1%,为2008年以来最低。新房销量环比增长5.7%。制造业PMI已连续67个月保持扩张势头,7、8月份非制造业PMI分别为60.3和59,远超50的荣枯线。但是,美国物价下行压力较大,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仅增长0.2%,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2.9%。
欧洲经济低位企稳。二季度,欧元区和欧盟GDP环比均增长0.4%,连续9个季度正增长,同比分别增长1.5%和1.9%。8月份欧元区失业率保持在11%。欧盟各成员国分化加大,德国、英国、波兰等国发展较好,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问题缠身。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增大了欧洲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欧央行将2015年欧元区GDP增长预期从1.5%下调到1.4%。
日本经济再次萎缩。二季度,GDP由一季度增长4.5%转为下降1.2%。7、8月份,工业产出连续环比下降。8月份,日本核心CPI同比下降0.1%。标准普尔将日本主权信用评级由AA-下调为A+。9月24日,安倍政府提出了“新三支箭”,但市场预期未见明显好转。
新兴经济体困难增大。特别是依赖能源资源出口的国家出现“滞胀”,二季度俄罗斯GDP同比下降4.6%,巴西、墨西哥环比分别下降1.9%和0.7%,8月份这三个国家通胀率分别达15.8%、9.8%和22.9%。包括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在内的拉美五国(LAC5)陷入经济低迷、金融动荡的困局。东南亚国家经济普遍调速换挡,马来西亚、印尼经济金融风险较大。在新兴经济体中,印度经济表现较好,一、二季度GDP同比分别增长7.5%和7%。
二、未来一段时期,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对我既有挑战也有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7年来,世界各国为稳增长、促就业使尽了招数,尽管收到了一定成效,但病根未除。种种情况表明,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可以说旧患与新忧叠加,利空与利好同在。需要关注的问题主要有:
(一)总需求不足的矛盾加剧。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接连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对实体经济的刺激作用有限,消费和投资意愿不足。全球贸易一直没有恢复元气,近3年增速均在3%以下,不仅远低于危机前25年5.8%的年均增速,也低于全球经济的增速。2015年前8个月,主要经济体进出口均出现萎缩,美国同比下降4.6%,日本下降15.5%,巴西下降19%,澳大利亚下降17.2%,加拿大下降10.3%,欧盟前7个月下降14.5%。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外需抱有太多的期望。但也并非没有机遇,不少国家通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吸引外资等方式刺激经济,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了契机。如欧盟推出“容克计划”等。
(二)国际资本流动更加复杂。美联储加息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最大的变数。9月17日,美联储宣布维持0%—0.25%的基准利率不变。由于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不理想、劳动参与率低等因素,最近美联储加息预期有所弱化,但加息是迟早的事。美联储加息将增强美元资产吸引力,导致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内重新进行资产配置,引发大规模国际资本跨境流动,进而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新的扰动。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在所难免,新兴经济体尤其是经济基本面较差的国家更易遭受外部冲击。10月1日,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报告认为,新兴市场2015年将出现自1988年以来首次资金净流出。
(三)大宗商品价格可能继续走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前8个月初级产品价格指数下跌21%。综合分析各方面因素,大宗商品价格仍可能处于低位。这主要由于:目前的供需格局短期内很难改变,一方面,受经济低迷影响,大宗商品进口需求不旺;另一方面,供给并未相应减少。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坚持不减产。据世界银行预测,仅美国和欧盟取消对伊朗的制裁这一个因素,全球原油日产量将增加100万桶,2016年油价将因此拉低10美元/桶。还要看到,美元进入新一轮升值通道,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会面临回调压力。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等国际投行认为,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的趋势可能还会持续几年。这会加剧全球通缩压力,导致相关出口国收入锐减,经济形势恶化。我国作为主要大宗商品进口国,进口成本将显著下降,但国内的能源、矿产等行业也会面临困难。
(四)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当前,世界各国都在抢占科技制高点,打造产业竞争新优势。比如,美国出台创新战略,实施总经费达1360亿美元、为期10年的“美国竞争力计划”;欧盟公布“地平线2020”科研规划;日本出台“数字日本创新计划”“机器人新战略”;德国实施“工业4.0”;印度推出10年创新路线图;巴西实施壮大新兴产业计划,等等。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推行“产业回归”“再工业化”,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可以说,全球产业分工进入一个重塑的时代,我国面临“高”上不去、“低”向外走的竞争压力。英国《金融时报》旗下数据服务机构FDI Markets研究认为,2015年上半年印度超过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绿地投资目的地。
(五)国际经贸规则面临重构。10月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结束谈判。尽管TPP生效还需各成员履行国内审批程序,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等甚至明确反对,但TPP“一石激起千层浪”,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主要是:TPP的高标准将增强成员国的贸易投资优势,带来转移效应,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区域贸易安排谈判可能加速,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更大挑战,全球经贸格局会出现新的复杂变化。一旦TPP生效,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第一大国,既面临现实的竞争压力,也面临制度性遏制。美国总统奥巴马称,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制定全球经济规则。
三、有关建议
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相互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我国已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今非昔比,“中国因素”凸显。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既要抓住机遇,主动作为,又要有效应对各种挑战,防范外部冲击。
(一)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在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稳外需不能放松。关键是把已出台的贸易促进政策落实到位,着力降低成本,提高便利化水平,确保占国际市场的份额继续提升。建议全面实行收费项目“正面清单”,减少检验检疫品种。目前,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很快,要继续挖掘潜力,把这一块做优做大。同时,利用当前大宗商品价格较低的契机,扩大原油等能源资源进口,充实战略储备。采取综合措施吸引境外消费回流。
(二)积极利用外资。针对国际产业格局调整的新态势,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吸引外资。可考虑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对旅游、商贸物流等服务业,全面放开准入限制;对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在评估风险的前提下有重点地放开准入限制。总结上海自贸试验区等试点经验,在中西部及边境省份再设立一批自贸试验区。加强东中西对口合作,推动产业梯次转移。加快外资“三法合一”,出台《外商投资法》,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三)提升走出去水平。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国内各省区市也踊跃参与,应趁热打铁,抓好与沿线国家的对接合作。近期,可考虑重点推动中蒙俄、中巴、中国—中南半岛、中国—中亚—西亚等经济走廊建设,全力抓好匈塞铁路、雅万高铁、莫斯科—喀山高铁、比港等重大项目。抓紧把国际产能合作特别是第三方合作的倡议落实到项目上,形成一批示范项目、示范园区。同时,通过境外投资贷款、并购贷款、委托贷款等方式,加大对走出去的金融支持,设立人民币海外投资基金。
(四)积极应对TPP等外部压力。在全球规则制定中,我国还很难成为主导者,对此应有清醒认识,保持定力。一方面,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尽快完成中美等投资协定谈判;另一方面,用好亚太自贸区这张牌,巧于周旋。在美元进入新一轮升值周期的背景下,应强化底线思维,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制定必要的应对预案。
表5 IMF和OECD对世界经济的最新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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