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战后和20世纪20年代长期慢性萧条期间，凯恩斯对当时一些重大经济事态提出了同传统经济学教义大相背离的一系列观点和方案。这是凯恩斯“新经济学”思想发展过程的初期阶段。现在逐一介述这阶段中各项重大背离的具体内容。
巴黎和会可以说正式揭开了凯恩斯论争生涯的序幕。他的整个论争生涯直到1946年逝世才告终结。(17)我们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在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上，不断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向当局者挑战，勇敢投入论争的一生。
战争快要结束时，德国赔款应为多少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英国当局要凯恩斯考虑这个问题。他估计合理的数额为20亿英镑，分若干年支付。而一般在英格兰银行影响下所达成的一种估计为240亿英镑——全部协约国的战费。凯恩斯经常轻视银行家的经济盘算，对这次赔款问题亦复如此。他认为，赔款不只是签一张支票便算了事，必须包括在德国生产财货并无偿地运往国外，这同战后德国经济的规模及条件直接相关联。战后德国在若干年内支付20亿英镑，数额尚属合理，240亿英镑的数额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战后德国实在无法负担。(18)这是凯恩斯在战后赔款数额、也牵涉到战后整个欧洲经济的前途这个重大问题上同英国当局的一项尖锐分歧。凯恩斯这项意见没有被英国及其他协约国当局接受。
战后，英国政府派凯恩斯参加巴黎和会的工作。他对和谈的前途抱抑郁态度，深信那些显赫的媾和者如英国劳合·乔治、美国的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以及法国的克列孟梭（G．Clemenceau）是在谋求达成一个不公平而不能履行的和约。
不久，他毅然辞去巴黎和会的职务，旋即开始自由地发表自己对和约的独特见解，撰写《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eace）一书，倾述他关于凡尔赛和约对战败国处理的控诉。他自称，此书的目的是要“指出迦太基人的和平（Carthaginian Peace）实际上并不正确，或者是不可能的”，并且指出，“时钟是不能倒转的”。(19)凯恩斯在此书中充满着悲观情调。例如，该书第六章“和约后的欧洲”，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说：“本章必须是悲观主义的一章”(20)。他坚信，试图榨取这些赔款，不仅不会成功，反而会招致不幸的结果。
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理由，如前所述，他害怕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并预防法国在欧洲大陆之地位的相对加强，对英国不利，于是寄希望于复兴德国，抑制苏联革命力量的增强。这一切决定了凯恩斯对巴黎和约的基本态度。
此书在英国议会和政府中引起了相当大的骚乱。它立刻成了一本畅销书，使凯恩斯成为毁誉不一的一个权威。凯恩斯对赔款问题勇于向当权者的主张挑战，保持着“异端者”的独特作风。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难于负担这么巨大的战费赔款，这一估计是比较现实的；另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关系上，他心怀反苏阴谋，则是十分反动的。
英国1920年爆发经济危机，随后处于慢性萧条的困难。经济灾难在好几年间刺激了凯恩斯的写作，1923年，凯恩斯的《货币改革论》出版，发表他关于如何解救此种经济困境的对策。既然以“货币改革”标名此书，它在具体内容上必然会包含一些新的见解和论断。主要如下：
第一，他在此书中主要考察了当时争论十分激烈的两个重要问题：（1）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2）金本位还是管理本位。
关于第一个问题，凯恩斯一贯赞成物价稳定。但是，如果经济失调要通过价格控制来调整，则他总是赞成通货膨胀而反对通货紧缩。他明细地分析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与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在各个阶级、阶层之间引起财富重新分配的影响，认为通货紧缩而物价不断下跌，会使失业增加，使食利阶级得利；而温和的通货膨胀则使物价不断上涨，使产业资本家增加生产，对降低失业有利，使食利阶级受损而感到失望。他明确指出：“在一个变得贫困的世界里，引起失业比使食利阶级失望更要坏些。”(21)
这就是他为什么偏好温和的通货膨胀而反对通货紧缩的理由。
他认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高水平的投资活动对经济进步是必要的。虽然投资者宁愿价格稳定，但会认为价格上升对企业活动是一种刺激，而通货紧缩则对投资和企业是一种障碍。价格上升会给企业带来意外的利益，从而提高潜在投资者的期望，这对促进高水平的收入和就业是一个必要的刺激。
同时，他认定食利阶级在经济上是一个不活动的阶级。他赞成通货膨胀是以食利阶级为牺牲的。
第二，关于上述第二个问题：“金本位还是管理本位”，他坚决反对恢复金本位，尤其反对把英镑汇率提高而回到战前平价。当时英国朝野人士正在企图恢复金本位制。他在《货币改革论》中的最后65页严厉地斥责这种货币制度为“古老而受尊敬的偶像”。反对的理由有二：一是对恢复金本位、通过市场自动调节使英国经济臻于安康局面的传统论点，表示深刻的怀疑，他主张实行货币管理本位，采用合理的货币调节政策，而不迷信市场力量的盲目运行。二是他对金本位的反对，主要在于19世纪与20世纪间的差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量吸收黄金的倾向，出现了美元本位制，由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当局所掌握。黄金的价值，将来的发展完全要取决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当局的政策。同时，他主张，在稳定英镑汇价与稳定国内物价水平两者不可兼顾时，则应毫不迟疑地选择后者。
第三，货币数量论是《货币改革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凯恩斯关于反对通货紧缩、偏好通货膨胀的主张，关于反对金本位制、偏好管理本位制的主张，都是以他的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的。
他在《货币改革论》中承袭马歇尔和庇古的剑桥方程式原理，酌加修订，提出自己的货币数量公式：
他认为，货币本身没有效用，其效用全从其所购买之物得来。人们所需要的不是货币多少镑，而是需要足以支付一定用途的购买力数量。这一定数量的购买力，他以某几种标准消费品所构成的一定量“消费单位”加以测定，如上式（1），假定人们保持在手中用以换取消费单位的购买力为K，该社会的通货数量为n，若K不变，则P与n同升同降，即物价将随政府纸币的多少而同比例地涨落。
上式（1）只就现金而论，实则人们大多使用银行存款，而银行对存款则保持一定比率的现金准备，如上式（2），假定人们保持相当于K消费单位的现金外，更保持相当于K′消费单位的存款于银行，银行以现金对此存款保持r的存款准备率。这样，假定K、K′和r都不变，则P同n同升同降，即通货数量n与一般物价水平P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
凯恩斯的上述货币数量公式突出了货币数量调节的政策含义。它假定K、K′和r不变。n与P成正比例而变动，但是，n和r直接受货币当局的控制。K与K′要随公众的消费和储蓄的心理而变动，亦随经济周期而变动。因此，货币当局可以运用利息率影响K与K′，而且必要时还可以直接调节n和r，以影响K与K′，最后影响P的数值，获得价格稳定。(22)由此可以看出，凯恩斯“货币管理”的政策主张是以其货币数量论为理论依据的。
第四，凯恩斯在此书的“序言”中提到：“储蓄是私人投资者的事，我们鼓励他把储蓄主要地放在对货币的索取权上。推动生产的责任则属于企业主，他主要受预期能获取货币利润的影响。”(23)关于储蓄与投资的关系这个问题，他仅在此书“序言”中作过这样简单的提示，并未在全书正文中深入地进一步展开论述。但是，这一段论述毕竟第一次表明了凯恩斯早在1923年就开始认识到了储蓄的抵消问题，并认识到了储蓄的决策与投资的决策两者的性质有所不同。这个问题构成他在《货币论》中详细讨论的中心议题，也成为他在《就业通论》中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综括上述，凯恩斯在《货币改革论》中的下列各项重要论点，在《货币论》中继续加以考察，然后再在《就业通论》中进一步发展，确立为就业一般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第一，在《货币改革论》型的货币调节方案中，坚持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为主，辅之以货币金融调节，使物价稳定、经济均衡。这就表明，凯恩斯这时虽然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后剑桥学派货币调节论者，但他对自由放任的信念已开始有所动摇，已开始觉察到：单凭市场机制自动调节，难以保持经济均衡，非辅之以货币金融力量的干预不可。这是“经济干预”观点的萌芽，后来在《货币论》中继续发展，到《就业通论》就正式否定自由放任的传统教义，确立政府干预论的经济思潮。
第二，尽管战略目标在于谋求物价稳定，使经济趋于均衡，从而消除经济波动，但在具体安排上，却偏好温和的通货膨胀而使物价上涨，以利于企业家的投资刺激。在《货币论》中仍然坚持这种安排，到《就业通论》则进而倡导“半通货膨胀”的“物价一般理论”了。
第三，在《货币改革论》中，从分析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在财富重新分配上的影响这个角度，论证了重视企业家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观点，也论证了食利阶级是国民经济中全不参加经济管理活动的人的观点。这两个观点在《货币论》中继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就业通论》中，这两个观点进一步发展到：一方面，加强对企业家的投资引诱，成了提高有效需求的重点项目；另一方面，食利阶级却被摆弄而成为“无疾而终”的消亡对象。
第四，在《货币改革论》行将出版时所写“序言”中，凯恩斯才开始意识到储蓄与投资两者的分离与矛盾的问题。他在《货币论》中则把储蓄与投资的这种矛盾关系列为中心的研究课题，并运用“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一套理论工具，进行了详细而充分的论证。到了《就业通论》，继续坚持储蓄与投资两者的分离与矛盾这种观点，并且进一步发展：一方面，背离“储蓄支配投资”的旧观点；另一方面，建立了“投资支配储蓄”的新观点。
1925年4月，英国决定恢复金本位，并且把英镑的汇价提高，回到战前平价。这一措施是企图恢复英镑的战前地位、恢复伦敦战前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并恢复英镑这一金本位货币在国际市场的自动调节作用，解救英国战后经济的困厄。凯恩斯自战争结束以来，一直反对通货紧缩，认为通货紧缩必然会扩大失业。他坚决反对恢复金本位，尤其反对把英镑汇价提高并回到战前平价。他主张以管理通货来改善英国经济的困难处境，认为金本位的自动调节作用已属陈旧过时，而且把英镑平价抬高只会使英国出口贸易更加困难。他说：“说老实话，金本位制现在已经是一种野蛮作风的残余……主张这个古老本位制的人没有看到，这个制度离开时代和时代要求有多么远。”(24)
恢复到战前平价的金本位制是由当时保守党内阁的财政大臣丘吉尔作出的决定。凯恩斯紧接着就写了《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一篇长文进行辩论和指责。他明确指出提高英镑外汇价值的后果，“首先是出口行业将显著衰落”(25)。“这是一个危害极大的下策”(26)。他严厉地忠告丘吉尔说：“您是在故意扩大失业，那在政治上说来是不妥当的”。(27)
凯恩斯把决定恢复金本位看成“大难临头”(28)。这些辩辞果然灵验。恢复战前平价的金本位制以后，英国经济陷入了更大的困境。英国被迫终于在1931年9月21日取消金本位并实行英镑贬值。凯恩斯把这看成“我们终于解脱了黄金枷锁的束缚”(29)。在金本位制这一论争中，凯恩斯的论断最后还是胜利了。
新古典经济学派关于失业问题的传统理论是，失业是由于货币工资太高，只有降低工资，才可使企业家愿意增雇工人，解救失业问题。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工资有所增高，而且比法德等国的工资水平为高，因而使出口商品在价格上削弱了竞争能力。英国朝野人士早就主张降低货币工资，改善商品输出的困难。
按战前平价恢复金本位，导致英国出口商品在国外市场中价格提高，输出更为困难，于是不得不把解救出口困难的希望寄托在压低货币工资上面。凯恩斯早就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他说：“我们必须向您忠告，后一政策（指压低工资而言——引者）所遵循的不是平坦大道。肯定说，这是要引起失业，引起劳资纠纷的。”(30)
《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一文是凯恩斯在金本位制刚恢复之后写的。他这时就预见到了降低工资势在必行，而且也预见到了这势必引起劳资纠纷。果然，1925年6月，英国煤矿业资本家借口为了加强同德国煤矿业的出口竞争能力，要求取消最低工资限额，并减低工资的10％，后又决定将工作日从7小时延长到8小时，英国煤矿工人在铁路工人与运输工人的坚决支持下，强烈抗议资本家的这种无理决定。英国政府被迫作出让步，且以此为缓兵之计，几经周折之后，资本家终于1926年4月继续坚持延长工时和降低工资，并以大批解雇工人相威胁。英国工人阶级于是以5月4日爆发的全国总罢工来答复，使英国整个经济陷入瘫痪状态。总罢工只持续了九天，而煤矿工人单独罢工却延续了半年左右，最后结果工人阶级虽告失败，但这种大罢工事件本身却显示出了英国历史上罕见的工人阶级团结一致行动的巨大力量，而且使英国经济遭受严重的损失。
这次大罢工期间，凯恩斯的心情甚为痛苦，他亲眼看到了全国总罢工使整个经济陷入瘫痪的悲惨情景，印象势必是深刻的。由此可见，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凯恩斯从英国劳工运动高涨这一冷酷现实中得到教训，就背离了传统经济学中的这个论点：失业是由于货币工资太高，降低工资就能使失业问题得到解决。这同《就业通论》中的工资学说是有关联的。在《就业通论》中，凯恩斯不把降低货币工资率当作解救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论断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已经明确地建立起来。
随着英国20世纪20年代慢性萧条的旷日持久，不断深化，凯恩斯意识到《货币改革论》型货币调节方案不再合乎时势的要求，于是很快就着手重新设计一个《货币论》型货币调节方案。经过5～6年的探索和撰写，《货币论》这部在凯恩斯主要专业著作“三部曲”中的过渡性著作，终于在1930年出版。现从各个角度对《货币论》型货币调节方案的基本内容，简要地加以介述，清理出从《货币改革论》到《货币论》、从《货币论》到《就业通论》在理论上和在政策上的主要发展线索和演变脉络。
（一）从《货币改革论》型货币调节方案到《货币论》型货币调节方案的转化
大体上说，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长期慢性萧条病症可分三个发展阶段：从1920年经济危机爆发到恢复金本位制前夕为病症初发，有时略见好转的早期阶段；从1925年恢复金本位制到1929年经济大危机爆发，为病症不断深化、空前持久的中期阶段；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及随后的特种萧条，为病势垂危的晚期阶段。
《货币改革论》型货币调节方案是凯恩斯救治上述早期病症的理论诊断和政策措施。他撰写《货币改革论》的岁月，病症尚在初期，原以为用简单的货币数量论为理论依据，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并辅之以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的温和调节，就可以稳定物价，克服萧条，重新恢复英国经济的均衡与繁荣。但是，事与愿违，这一套救治方案并未被英国当局所采纳，而且，英国经济病情继续恶化，即使方案付诸实施，也未必能有显著“疗效”。特别是1925年按战前金平价恢复金本位制，英国输出贸易更加困难。随后，政府和垄断资本家强行削减工资，延长劳动工时，激起1926年英国历史上空前的全国总罢工和煤矿工人的长期罢工，局势严重恶化。凯恩斯面对英国历史上最严重、最漫长的萧条困境忧心忡忡，感到救治这种病疾的紧迫感大大提高。在这种新的困厄局势中，他认为，原先的《货币改革论》型货币调节方案，作为理论基础的传统货币数量论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货币调节政策，所包罗的因素太笼统、太简单，忽略了应该考虑的一些复杂因素，对日益严重的慢性萧条痼疾解释得不够深透，必须进行修正。
于是，《货币改革论》出版不久，凯恩斯就开始着手撰写《货币论》，编制“新”型的货币调节方案。他把传统的货币数量论改换成“货币价值”基本方程式，将原来被忽略了的因素细加分析，增补进去，从而使以此为基础而推导出来的新货币调节政策在内容上、格调上也就相应地扩大化、复杂化了。
例如，原来属于笼统的货币总量，此刻进行了各种货币的明细分类；原来属于单一的银行存款，此刻分解为收入存款、企业存款和储蓄存款。
例如，原来属于笼统的货物总量，此刻分解为消费品货物和投资品货物；相应地，原来属于统一的支出，此刻分解为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
例如，原来属于统一的物价水平，此刻分解成为消费品物价水平和投资品物价水平。
例如，原来属于利润的范畴，此刻分解为企业家的正常收入和“意外利润”；原来属于单一的利率范畴，此刻分解为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
又例如，原来只在《货币改革论》“序言”中简要地提到“储蓄—投资”的关系问题，此刻把储蓄和投资两者的均衡与矛盾问题大肆发挥，构成“新”型货币调节理论之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独特的长期慢性萧条困境中，随着病情的旷日持久，不断加重，凯恩斯苦心焦思，不断探索新的救治方案，从而他的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也就不断演变：由《货币改革论》型的货币调节论转化而成为《货币论》型货币调节论。两种类型的货币调节论既有着共同的实质和战略目标，显示其前后的连贯性，也有着不同的具体格调和表述方式，表明其发展趋势。
（二）《货币论》型货币调节方案的基本纲领和总体结构
《货币论》的中心内容是：将《货币改革论》中的货币数量论加以修订，增加一些认为被忽略了的因素，扩展成为“货币价值的基本方程式”，并以此为理论基础，论证物价水平稳定和经济均衡的基本条件。
他认为，物价水平是否稳定与经济是否均衡，取决于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而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则又取决于市场利率是否与自然利率相一致。
他主张，放弃金本位制，改为采用货币管理本位制，由中央银行采取适当的货币调节措施，使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相一致，从而使投资与储蓄相等，则物价水平就可以稳定于生产费水平，使经济趋于均衡。
《货币论》的全部目的在于，考察如何维持物价水平的稳定和经济的均衡，如何维持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相等，如何促使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相一致。具体建议是实行银行体系的货币金融管理，操纵并调节利率去影响投资率，使投资与储蓄相等，并保持稳定，从而达到物价稳定与经济均衡的战略目标。罗宾逊夫人论断说：凯恩斯在此书中“关心的只是严格地限于一般物价水平”(31)。我们可以说，《货币论》是一部物价决定理论；以物价稳定为轴心，对影响物价波动之各种因素进行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探索和分析。
《货币论》型货币调节方案所包罗的因素颇为复杂，现在试作如下的简要剖析：
第一，战略目标：物价稳定与经济均衡，解救英国的长期慢性萧条困境。
第二，理论结构：
（1）一些奇特而怪诞的经济概念。
（2）根本理论：
①十足的名目主义货币本质观。
②以货币购买力为具体内容的货币价值论。
（3）核心理论：以传统货币数量论为基调转化而成的“货币价值基本方程式”。
（4）中介理论：
①利率理论——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两者间的矛盾与相等。
②投资理论——储蓄与投资两者间的背离与一致。
第三，政策方略：
（1）基本方针——市场调节为主，辅之以货币金融领域的调节，促使物价稳定，经济均衡。对以中央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体系在调节经济方面具有巨大威力，信心十足，坚持把货币金融调节定为摆脱经济困境的有效途径。
（2）货币调节的主脑和操纵者——中央银行。
（3）货币调节的杠杆——利率：中央银行指挥整个银行系统，操纵市场利率使之与自然利率相一致。
（4）货币调节的对象——投资。凯恩斯诊断：病症在于投资与储蓄的差距。救治对策在于：促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做到“储蓄＝投资”。
投资（包括固定资本、营运资本和流动资本）因素及其波动的分析。
（5）货币因素及其波动的分析。货币因素的管理：特别着重对银行货币的管理，对收入存款、企业存款和储蓄存款及其各自的流通速度进行管理。
（6）货币管理的运用：国内金融管理与国际金融管理相结合，利率政策（贴现政策）与公开市场政策配合使用。
以上是“《货币论》型货币调节方案”的基本纲领和总体结构。第二项是《货币论》第一卷的主要内容，第三项是第二卷的主要内容。
（三）经济均衡的三个条件与货币价值的基本方程式
凯恩斯在《货币论》中规划了经济均衡的三个条件，并将这三个均衡条件的各种有关因素加以编排，组成他那独特的“货币价值基本方程式”。
首先，从经济均衡的三个条件说起。
（1）他承袭了A．马歇尔的生产四要素说，把收入分成四类，即工资、地租、利息和企业家的报酬。最奇特的是他把利润这个范畴，区分为企业家的正常报酬和“利润”两部分。把正常报酬当作生产费和收入之一部分，把利润称为“意外利润”——常年产量生产费与实际销货收益两者间的差额，不算是生产费，也就不算是社会收入之一部分。
所谓“企业家的正常报酬”，即企业家获得符合当时通常的报酬率的收入，使其生产规模处于均衡、稳定的状态，既无扩大营业规模的动机，也无缩小营业规模的意向。若企业家所取得的实际报酬超过其正常报酬，则意外利润为“正”，从而将扩大其营业规模；若实际报酬小于正常报酬，则意外利润为“负”，从而将缩小其营业规模。因此，企业家之获取“利润”，不是必然的，而是“意外的”，因而称之为“意外利润”。
凯恩斯认为，“利润”实为现行经济制度下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正”的意外利润将引起一种促使就业率和经济扩张的倾向；反之亦然。若生产品的价格等于生产费，即“意外利润”为零，则经济处于静态的均衡状态，既不扩张，也不紧缩。因此，他提出的第一个均衡条件就是要消除利润，使利润为零。
（2）凯恩斯在其主要经济专业著作的“三部曲”中，关于储蓄与投资二者间的关系问题，论点不断有所发展。他在《货币改革论》中没有正式接触这个问题，还是服膺着“储蓄全部自动转化为投资”、“储蓄＝投资”这个新古典学派论点。但到此书撰写完毕、行将出版而写“序言”时，他才开始意识到储蓄与投资两者未必相等的问题，凯恩斯关于储蓄与投资两者间关系问题的探索，初露端倪。
随着英国长期慢性萧条的日益旷日持久，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把储蓄与投资两者间的分离与矛盾看成英国当时经济萧条的病根。按照他的定义，储蓄是人们货币收入与其常年消费支出两者的差额；“意外利润”不是收入的组成部分，它不用于常年消费，也不构成储蓄之一部分。至于投资、投资率分别是社会资本在一定时间内的新增量、新增率，投资的价值是在一定时间内社会资本的新增价值。他在《货币论》中将收入限于工资、企业家正常报酬、利息和地租，而不包括“意外利润”，则储蓄与投资必不相等。储蓄是收入减去消费的余额，收入中不包含利润，储蓄也就不包含利润，而投资是资本的净增量，即储蓄与利润二者的总和，故储蓄与投资自不相等。
凯恩斯认定，投资成为货币调节的对象，只要通过中央银行对利率的调节，使储蓄等于投资，经济均衡就可达到并保持了。因此，“储蓄＝投资”便是物价稳定、经济均衡的第二个条件。
（3）在利率理论方面，凯恩斯借用了威克塞尔（J．G．K．Wicksell，1851—1926年）的理论。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等术语、两种利率的背离导致经济波动、两种利率相等则导致经济均衡等观点，均从威克塞尔借用而来。
凯恩斯认为，自然利率是使储蓄与投资完全相等的利率，从而也是总产品的价格水平与各生产要素的收入完全相等的利率。市场利率围绕着自然利率而上下波动，使储蓄与投资两者不能相等，物价不能稳定，经济失去均衡。据说，“意外利润”决定于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之间的差额。如果自然利率大于市场利率，则利润为“正”，经济趋于扩张。如果自然利率小于市场利率，则利润为“负”，经济就会趋于紧缩。如果自然利率等于市场利率，则利润为零，经济保持均衡。
凯恩斯坚信利率有调节储蓄与投资的巨大作用。中央银行调节市场利率使之与自然利率保持一致，则可使价格等于生产费、“储蓄＝投资”，从而消除“意外利润”，使价格稳定、经济均衡。因此，“市场利率＝自然利率”是经济均衡的第三个条件。
总之，凯恩斯在《货币论》阶段仍然基本上是后剑桥学派的货币学家，主张以货币金融领域的调节作为重要辅助性措施，去影响市场机制加强调节，维持物价稳定和经济均衡。这阶段中，从其主导思想而言，他仍然基本上是一个传统的经济均衡论者和物价决定论者。当然，毫无疑问，在其对这一战略目标的具体论证方面，却包含了不少同剑桥传统论点开始背离、向就业一般理论过渡的新论点。正因为这样，《货币论》在凯恩斯经济思想发展过程的“三部曲”中才成为一部十分重要的过渡性著作。
其次，关于货币价值的基本方程式。
凯恩斯在《货币论》中的“货币价值基本方程式”是他在《货币改革论》中货币数量论的一种扩展和修正。他在其主要专业著作的“三部曲”中，对待货币数量论的态度一变再变：在《货币改革论》中对它备加信奉；在《货币论》中对之加以修正，改换为“货币价值基本方程式”；而到《就业通论》阶段，则抱反对态度，改换为以“半通货膨胀”为内容的物价的一般理论。(32)
在《货币论》中，货币价值基本方程式虽然演化成十个方程式，但主要只有两个，即：
上两式中：P表示消费品价格水平；π表示社会总产品的价格水平；E表示生产要素的收入，即生产费；O表示社会总产品数量；R表示消费者购买消费品数量；I表示新投资品增加量的价值；I′表示新投资品的生产费；S表示储蓄的数值。
上列第一方程式表明消费品价格水平是怎样决定的。第二式表明社会总产品价格水平是怎样决定的。此外，书中还用P′表示新投资品的价格水平，这里从略。由此可见，凯恩斯《货币论》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以经济均衡为战略目标的价格决定理论；建立此“基本方程式”的目的在于表述价格决定的各种因素、研究价格变动的机制，从而中央银行利用足够的力量去控制物价水平，消除经济周期的波动，使之臻于经济均衡的稳定境界。
在这两个方程式中，两种价格水平都由两个因素加以决定的：（1）生产费（即成本）；（2）新投资费用之超过、相等或不足于常年储蓄额而为正、为零或为负。由此可见，要稳定货币的购买力，必须使新投资的费用等于常年储蓄之量。这就必须是“意外利润”为零，价格水平等于生产费，满足前面所述的三个均衡条件。
在上述两个方程中，关于价格水平稳定的各种因素，凯恩斯没有考虑到产量（总产量“O”或消费品产量“R”）的变动问题，也就是说，“O”和“R”都被假定为既定的。所以，他在《就业通论》的“序言”中承认：“该书所谓‘基本方程式’，是在一定产量这个假定之下所得到的刹那图。”(33)他明确承认，《货币论》型调节方案中，“对于产量变动的后果，并没有充分讨论”，认为这是一个显著缺点。(34)
总之，基本方程式主要是企图改进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公式，把利率和现金余额数量与各种价格水平（特别是总产量价格水平和消费品价格水平）的决定联系起来，凯恩斯企图通过这些方程式表明市场利率相对于自然利率的变化，如何引起储蓄与投资水平之间的差距，这又会反过来引起价格水平的波动。因此，这些基本方程式表述了凯恩斯《货币论》型调节方案的中心理论和基本政策，是这种货币调节方案的集中表现。
（四）《货币论》的过渡性：为《就业通论》作准备
前面说过，在凯恩斯主要专业著作的“三部曲”中，《货币论》处于过渡性著作的地位。既然它们是“三部曲”，则一方面它们必然有着彼此差异的具体内容，即各自的独特性，因而各自成书；另一方面它们彼此存在着有机联系，前后有承袭性。
关于这种“前后承袭性”，首先必须扼要介述凯恩斯“三部曲”中始终一贯的观点和论点，然后，针对《货币论》的过渡性，必须清理出他究竟为其后继著作（《就业通论》）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1）“三部曲”中始终一贯的观点和论点。这些前后一致的观点和论点主要如下：
其一，他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国（当然包括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中的其他各国）经济困境，明确地承认资本主义有缺陷，出了毛病，认为不能够再放任自流，有必要运用市场机制以外的力量，进行调节和干预，才能恢复经济的均衡发展。与此同时，他坚信资本主义的病症是可以救治的，对这种调节和干预的“疗效”有充分信心，认为只要政策对症，就可以“药到病除”，永葆安康，而行之有效的政策，必须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于是，他探索、编制一套经济理论，作为规划政策措施的依据。因此，他的经济理论是对经济病症的诊断书，是为开具“处方”（政策措施）提供理论依据的，有着明确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凯恩斯一生中的三部主要专业著作是针对上述“病症”不同阶段的三个“救治”方案，处方的具体内容及其理论诊断彼此有所不同，但救治病症的基本态度则始终是一致的。
其二，在货币理论方面，首先，他始终坚持十足的名目主义货币本质观和以一般购买力为内容的货币价值论。在这种理论基础上，坚决主张货币管理本位制。其次，他是从货币学家起家的，自始至终认为货币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很重要。尽管在“三部曲”中对待货币这个因素，在考察的角度上，在强调的程度上，在政策运用的种类和方式上，彼此各有不同，但货币在各个“方案”中始终居于重要地位，起着重要作用，则是前后一致的。
其三，他始终把产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区别开来，采取不同的对待态度。他认为，投资波动是资本主义经济兴衰的原动力，强调高水平的投资对资本主义繁荣的必要性。他把产业资本家同金融资本家区别对待，认为前一阶级在经济上是一个活动的阶级，自始至终加以重视，采取办法加强投资引诱，而食利阶级是一个不活动的阶级，它的收入（利息）是属于不劳而获的，主张把它加以牺牲。
其四，对于物价变动的态度，他在原则上主张物价稳定，但如果物价稳定不可能做到，则宁可让物价温和地上涨，而反对物价不断下跌。他认为，通货紧缩（物价下跌）使财富从活动的阶级转移到不活动的阶级（食利阶级），这对经济稳定殊为不利。而物价上涨会给企业家带来意外的利益，提高潜在投资者的预期收益，对促进高水平的投资和就业是一个必要的刺激。他始终偏好温和的通货膨胀去刺激投资和就业的增长。
（2）为《就业通论》作准备的新论点。前面说过，《货币论》是一本通向《就业通论》的过渡性著作。尽管它基本上属于新古典学派的理论模式，但其中包含了一些新的经济思想，后来演化、发展而成为凯恩斯“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实例如下：
其一，储蓄与投资是由不同的主体完成的。他说：“储蓄是单个消费者的行为，这是不肯将其全部当前收入用于消费的消极行为。另一方面，投资则是企业主的行为，他的职能是作出决策，进行或维持某种生产过程、或保留流动性物品的积极行为。这种行为是用其财富的净增加来衡量，无论是采用固定资本、周转资本或流动资本的形式。”(35)这时，他已经明确地认识到：投资不必然等于储蓄。当然，二者的这种不相等是根据他关于收入、利润等概念的特殊定义而得出的。这与他在《就业通论》中关于投资不必然等于储蓄的认识是有区别的。
但是，在《货币论》中，关于投资与储蓄二者间的关系问题，下列四个论点是确凿无疑的：一是投资不必然等于储蓄；二是他很强调只有投资等于储蓄，才能使经济臻于均衡；三是投资与储蓄间的分离、矛盾问题，在经济稳定、均衡上关系十分重大，凯恩斯在此书中付出了巨大精力去加以探究和研究；四是不存在一个充分的市场调节机制能够促使储蓄全部自动转化为投资；这就势必要求助于市场机制以外的力量发挥作用，进行调节和干预，这就是凯恩斯后来倡导的政府干预论这种新经济思潮的出发点和理论依据。与此同时，这些论点后来在《就业通论》中进一步得到了演化和发展，形成了“投资支配储蓄”、“投资社会化”等重要理论。
其二，对人们保持现金余额的分析，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已经把现金余额中的银行存款分为收入存款、企业存款和储蓄存款三种，并且还考察了三者各自的流通速度，足见《货币论》仍然服膺着货币流通速度这种传统范畴。
但是，《货币论》阶段的凯恩斯已开始摒弃粗糙的、简单的货币数量论，确认物价水平不再仅仅取决于笼统的货币数量和流通速度，而是决定于现金余额的上述明细划分及其相应的货币数量和流通速度。并且，他还进一步将保持现金的动机划分为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存款分类与持有资金的动机分类，两者是很容易联系起来的。银行货币的这种明细分类与保存现金的动机明细分类，后来演化、发展成为《就业通论》中流动偏好的利息理论。
其三，凯恩斯在《货币论》中袭用了威克塞尔的“自然利率——市场利率”等概念，并充分探究了利率这个杠杆对经济均衡的调节作用，把利率的适度调节规定为经济均衡的三个条件之一，强调利率对经济稳定等均衡的调节作用，这无疑是《货币论》的一个新见解。在《就业通论》中，凯恩斯抛弃了“自然利率——市场利率”等术语和通过它们的调节臻于经济均衡的具体论证，但保留了“利率调节作用甚为重要”这一基本论断，并且演化、发展成为利率调节机制的新理论：一来，抛弃简单的货币数量论——货币数量变动直接对价格（经济）发生影响，改换为“流动偏好”基本规律和“物价一般理论”——货币数量变动，通过利率变动的中介调节作用，间接对价格（经济）发生影响。二来，关于利率的调节作用，创建“粘性”利率的特殊概念——在短时间内，利率下降较为缓慢，并且降到一定限度后就不再下降，这就对投资进一步增长起着阻滞作用，从而进一步演化成为“食利阶级无痛苦地自然消亡”、经济永葆健全发展的长期设想。
其四，对于预期和“看跌”心理的强调。在《货币论》中，由于受威克塞尔的影响，凯恩斯已从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的关系来说明社会总产品的价格水平变动的原因和途径。这实际上已初步把货币因素引入经济体系，作为决定经济活动水平的一个因素。但他这时并没有突出这一点，“还是遵循传统路线，把货币的影响看作与供求一般理论无关的事情”(36)。不过他对预期和“看跌”心理的强调，已与把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彼此分离的传统学说有所不同。
他认为：“总产量的价格水平和总利润量决定于四个因素：（1）储蓄率；（2）新投资的成本；（3）公众的看跌心理；（4）储蓄存款的数量。或者可以说，决定于两个因素：（1）储蓄超过投资成本的数额；（2）这样一种公众方面过度的‘看跌’心理，未能由银行的存款创造去加以满足。”(37)因此，“新投资率及其生产成本如果为已知数，则消费品的价格水平就完全决定于公众的‘储蓄’倾向。而银行体系所创造的储蓄存款数量如果为已知数，则投资品（无论新或旧）的价格水平就完全取决于‘窖藏’货币的倾向”。(38)他在评述货币数量论关于货币数量与价格水平具有直接关系的见解时，认为这个理论意味着“在均衡中……公众对证券既不看涨也不看跌，因而保持储蓄存款形态为其总财富之不多、也不少的正常比例，和储蓄等于新投资的成本与价格……”(39)他在论述企业主的行为时，很重视预期对企业主关于生产规模决策的重要作用。他说：“就生产需要时间来说……就企业主在生产时期之初能预测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和在生产时期之未能预测对产品的需求来说，显然，影响他们决定生产规模和是否值得向生产要素提供报酬的，正是对新开业务之预期的利润或亏损，而不是已经结算的实际利润或亏损。因此，严格说来，我们应该说，正是预定的利润或亏损，才是变动的主因；也正是通过引起适当种类的预期，银行体系才能影响价格水平。的确，众所周知，银行利率迅速变动之所以能够改变企业主的行动决策，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它们所引起的预期。”(40)
综括以上各段关于强调预期和“看跌”心理的论述，可以把它看作凯恩斯在《就业通论》一书中关于强调货币的特性——“把未来与现在巧妙联结起来”、“把货币理论推展而为社会总产量理论”、“货币以重要而特殊的风格进入经济结构而发挥作用”(41)等重要论点的萌芽或粗浅表述。熊彼特（J．A．Schumpeter）评论凯恩斯在《货币论》的这些论述时说，“对于预期的强调，对于‘看跌’心理（尚未从投机动机而形成流动偏好）的强调……我们可以当作《就业通论》中有关命题之不完整的、错杂的最初表述来读。”(42)熊彼特这种评论是确切的、值得信服的。
其五，反对节约，主张扩大消费。与传统经济学把节俭视为人类美德不同，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已对节俭进行了抨击。他认为，当储蓄进行时，“储蓄者单独地按所储蓄数额变得更富有了，但消费品的生产者……则将同量地变得更穷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储蓄并无增加总财富的结果，而仅发生了一项双重的转移——由储蓄者将消费转移到全体消费者，和由全体生产者将财富转移到储蓄者，总消费和总财富二者均不变”。(43)因此，“储蓄活动行为本身并不保证资本品的存量将有相应的增加”(44)。
他在《货币论》第一卷第十二章第二节举了一个香蕉园的例子，他假定一个社会只生产香蕉和消费香蕉。由于节约（减少消费或增加储蓄）将会导致香蕉价格下跌，但同时由于工资、进而生产成本并未降低，从而使生产香蕉的企业主蒙受意外损失。这个过程使企业主通过裁减工人或降低工资来保护自己，因而造成失业。如果节约运动继续下去，则无均衡状态存在。由此可见，他这时已认识到：失业和经济失衡会来自消费不足或储蓄过度，而储蓄行为本身并不一定引起相应的投资。
同时，关于“投资比储蓄重要”的论点，过多的储蓄甚至可压抑商品的销路，阻止投资的进一步增加。他说：“经常认为，全世界所积聚的财富是由于个人节约当前享受而建立起来的。但是，这很明显，仅仅禁戒享受并不足以建造城市和排干沼泽，单个消费者的禁戒嗜好并不一定能增加所聚积的财富……”他又说：“我们还要提出另一个经济因素，即企业……更糟糕的是，不仅在没有企业的情况下，节约可能存在；而且一旦节约超过了投资时，节约肯定抑制企业的复苏，造成对利润不利的循环……如果企业正在停滞中，节约使财富趋于衰败。”(45)
总之，他这种反对节约、鼓励消费、重视投资等观点，后来演化并发展而成为《就业通论》中提倡消费与增进投资，“双管齐下”，提高有效需求水平的重要理论。
其六，关于“投资的引诱力”。他论断：“投资的引诱力取决于企业主预期从当前投资中所获得的未来收入与得到资金融通所必须支付的利率之间的关系……”(46)这实际上就是《就业通论》中作为预期利润率的“资本边际效率”、扣除利息率而获得的预期纯利润率。他这时已明确地提出作为《就业通论》第四篇的标题：“投资引诱”这个重要概念，以及作为新投资理论的基本因素：“预期的未来收益。”显然，关于投资方面的这些论点，后来演化、发展而构成资本边际效率“基本心理规律”。
综括以上所述，《货币论》这部两大卷巨著在内容上涉及面很广，包括货币、银行、物价指数、国际金融以及英格兰银行业务等，既有理论，也有货币银行实务；体系庞杂，组织松懈。凯恩斯在此书行将出版时所写“序言”中明确承认其中的一些缺点，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缺点就是，他撰写过程中，经历了好几年的时光，不少论点已经有所发展和变化。结果，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并不能完全彼此协调呼应，前后观点不统一。并且，他还缺少一个模型来将各种论题作一正确的安排。当他写完此书时，所持论点同他开始撰写时有着巨大的差异。他甚至承认，如果他重新撰写此书，他将大加缩短，写得更好一些。(47)
凯恩斯对此书的自我评价，表明他自己的经济思想在这一阶段中的不断演变。这本以20世纪20年代后期英国长期慢性萧条为时代背景、以后剑桥学派经济学说为主导思想而编制成的《货币论》型货币调节方案，在1930年出版，适逢20世纪30年代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可谓太不适时。尽管此书中有了若干新经济思想，但就是从凯恩斯自己的观点看来，《货币论》也是一个失败。因为在它出版之时，正是英国遭受经济大危机的袭击、成百万失业者流落街头等待工作之日。而正在这时，他却把稳定物价水平作为研究重点，这实在显得文不对题。
如上所述，《货币论》中的经济思想基本上还没有超脱新古典理论的窠臼；但书中又有若干新经济思想，表明凯恩斯在急于寻求解救英国经济病症过程中，对病情症结的旁敲侧击。此时，他既对新古典理论有所怀疑，从而提出一些新思想，但又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合适途径，缺乏一个新颖的理论基础，因而不得不求助于传统理论。这就是凯恩斯在《货币论》“序言”中所表述的矛盾心理的原因。
但是，面临资本主义“社会瘟疫”这种垂危困境，既具紧迫感，又有现实感的凯恩斯毕竟觉察到了：《货币论》型货币调节方案，在病理诊断（理论体系）和救治处方（政策措施）方面，显得文不对题，药不对症，非改弦更张、重新编制医治方案不可。于是，他“对待自己的巨著，像是对待死敌的著作一样毫不留情”(48)，坚定地抛弃以“货币调节”为主导的旧方案，改为以财政干预为主导的需求管理方案，使《就业通论》脱颖而出。从此，凯恩斯完成了从后期剑桥学派货币学理论家，到以“就业一般理论”为中心思想之“新经济学”的创始人这一重大转变。
在这一重大转变中《货币论》究竟居于什么地位呢？凯恩斯在《就业通论》“原序”中明确指出：“本书与我五年前所出版的《货币论》有什么关系，恐怕我自己比别人要明白些。在我自己看来，只是历年思索的自然演化……”(49)在这种“历年思索的自然演化”中，一方面有上述“三部曲”中始终一贯的观点作共同基础，另一方面有上述各非传统的“新经济思想”作为出发点和赖以进一步发展的原始素材，重新考虑问题。《货币论》原来所追求的目标只严格地限于物价一般水平的稳定，很快就转移研究重心，承认就业问题终究是病症的中心点。(50)这就为《就业通论》新的研究对象指明了方向。这样，我们可以说，《货币论》是导向《就业通论》的一部过渡性著作。
* * * *
总之，凯恩斯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病症的三个救治方案，其发展、演变过程是颇具连续性的。奥斯汀·罗宾逊形象地说：“《货币论》和《就业通论》倒像是拍摄运动员连续动作的记录影片，而不是表现各个分解动作的、仔细摆好姿势的单独照片。”(51)这种形象化的比喻描述，对于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在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各部专业著作之间的前后连续关系，特别是由《货币论》导向《就业通论》所起的过渡作用，论断是恰当的，富有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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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斯汀·罗宾逊：《凯恩斯传》，滕茂桐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页。
(2) 詹姆士·米德：《凯恩斯革命》，载：《关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论文集》，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年英文版，第82页。
(3) 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页。
(4) 凯恩斯：《就业通论》，徐毓
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26页。
(5) 凯恩斯：《就业通论》，徐毓
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26页。参照原著，译文略有修改。
(6) 凯恩斯：《就业通论》，徐毓
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98页。
(7) 凯恩斯：《就业通论》，徐毓
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1页。
(8) 凯恩斯：《就业通论》，徐毓
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85页。
(9) 凯恩斯：《1930年的严重萧条》，载《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21页。
(10) 琼·罗宾逊说：“1929年，劳合·乔治正为公共工程政策四处游说，凯恩斯和赫伯特·汉德森合写了《劳合·乔治能办到吗？》这本小册子。这本书首次隐约地描写倍数理论和储蓄对投资的关系的理论。”见《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页。
(11) 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93～104页。
(12) 这是凯恩斯的自述，见《就业通论》，徐毓
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原序”第3～5页。
(13) 哈罗德：《凯恩斯传》（Sir R．F．Harrod：The Life of J．M．Keynes），1951年伦敦英文版，第107页，马歇尔1905年12月13日致老凯恩斯（J．N．Keynes）的信。
(14) 哈罗德：《凯恩斯传》（Sir R．F．Harrod：The Life of J．M．Keynes），1951年伦敦英文版，第354页，马歇尔1905年12月13日致老凯恩斯（J．N．Keynes）的信。
(15) 《经济杂志》第21卷，1911年，第392页。
(16) ［美］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薛番康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页。参照原文，译文略有更动。
(17) 莱卡切曼：《凯恩斯时代》（R．Lekachman：The Age of Keynes），1975年英文版，第28页。
(18) 斯图尔特：《凯恩斯理论及其以后的发展》（M．Stewart：Keynes and After），阎子桂译，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1年版，第3页。
(19) 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1920年纽约英文版，第36～37页。
(20) 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1920年纽约英文版，第226页。
(21) 凯恩斯：《货币改革论》，1924年伦敦英文版，第44～45页。
(22) 凯恩斯：《货币改革论》，1924年伦敦英文版，“序言”第1页。
(23) 凯恩斯：《货币改革论》，1924年伦敦英文版，“序言”第1页。
(24) 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16、217页。
(25) 凯恩斯：《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载《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91页。
(26) 凯恩斯：《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载《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94页。
(27) 凯恩斯：《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载《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92页。
(28) 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16、217页。
(29) 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16、217页。
(30) 凯恩斯：《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载《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91页。
(31) 她论断说：“凯恩斯是以货币经济学家的身份起家的。在他写《货币论》时，他认为，他所需要关心的必须严格地限于一般物价水平”。参见琼·罗宾逊：《凯恩斯革命的结果怎样》，崔书香译，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页。
(32) 凯恩斯：《就业通论》，徐毓
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1页。
(33) 凯恩斯：《就业通论》，徐毓
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页。
(34) 凯恩斯：《就业通论》，徐毓
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页。
(35) 凯恩斯：《货币论》第1卷，1930年纽约英文版，第172页。
(36) 凯恩斯：《就业通论》，英文版，“序言”第5页。
(37) 凯恩斯：《货币论》第1卷，1930年伦敦英文版，第143～144页。
(38) 凯恩斯：《货币论》第1卷，1930年伦敦英文版，第147页。
(39) 凯恩斯：《货币论》第1卷，1930年伦敦英文版，第159页。
(40) 凯恩斯：《货币论》第1卷，1930年伦敦英文版，第143～144、147、159页。
(41) 凯恩斯：《就业通论》，徐毓
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页。参照原文，译文略有更动。
(42) 熊彼特对凯恩斯的评论一文，见哈里斯编：《新经济学》，1947年纽约英文版，第89页。
(43) 凯恩斯：《货币论》第1卷，1930年伦敦英文版，第174～175页。
(44) 凯恩斯：《货币论》第1卷，1930年伦敦英文版，第174～175页。
(45) 凯恩斯：《货币论》第2卷，1930年伦敦英文版，第148～149页。
(46) 凯恩斯：《货币论》第1卷，1930年伦敦英文版，第154页。
(47) 凯恩斯：《货币论》第1卷，1930年伦敦英文版，“序言”第1页。
(48) ［英］奥斯汀·罗宾逊：《凯恩斯传》，滕茂桐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8页。
(49) 凯恩斯：《就业通论》“原序”，徐毓
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页。
(50) 琼·罗宾逊：“《货币论》初稿的墨迹未干，凯恩斯开始承认就业问题终究是个中心点。”见琼·罗宾逊：《凯恩斯革命的结果怎样？》载《现代国外经济论文选》第1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页，参照原文，译文略有变动。
(51) ［英］奥斯汀·罗宾逊：《凯恩斯传》，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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