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通论》提出的就业一般理论及其政策措施，同传统经济学说相对比，确实具有明显而重大的变革，他的门徒们将此歌颂为凯恩斯“革命”。在本书“导论”中，我们明确认定，它在西方经济思想领域中实现了两大转变：一是在经济危机理论发展史中的病因诊断上，由外因论向内因论转变；二是在经济学说史中的经济营运机制上，由自由经营论旧经济思潮向政府干预论新经济思潮转变。两者应当分别介评，才能显示凯恩斯在上述特定两个领域的学术业绩。确实，凯恩斯是西方近代经济危机理论发展史中在病因诊断上内因论的首倡者，同时又是西方经济学说史中在经济营运机制上政府干预论的主要代表。他的这些学说在西方经济思想发展长河中奠定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影响巨大而深远，他不愧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
在“导论”中对这些论点介评较为简要，现当再作补充。就凯恩斯革命的内涵与真谛作出深入细致的评论，这有助于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评定凯恩斯主义的历史地位。在这里，先将政府干预论的主要内容明细加以介评，至于经济危机内因论则留待本书第十三章“经济危机理论评论”再行考察。政府干预论这一新经济思潮的主要内容分述如下：
其一，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方式上进行了革命：摒弃了传统理论把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歌颂成完美无缺——市场机制的完善性和协调性的说教，承认资本主义有失业和收入极为不均的缺陷；承认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经济中的“富裕中的贫困”——繁荣内部孕育着使它自身趋于毁灭的种子这种矛盾现象；承认失业问题严重，如果不加救治，势必引起革命，使现行社会形态陷入全面毁灭。除摩擦失业与自愿失业两种传统范畴外，创立非自愿失业的新范畴，并且确认资本主义有史以来它经常存在，是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经济中的通常现象。因此，在战略思想上，用政府干预论新经济思潮革了自由经营论旧经济思潮的命。同时，在战略目标上也发生了“革命”：通过政府干预，把达到并保持充分就业、消除经济危机和充分发挥经济潜力作为经济政策的战略目标，这就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保持物价水平稳定、保证经济均衡的战略目标。
其二，在经济思潮方面发生了“革命”，政府干预论新思潮取代了自由经营论旧思潮。作为理论构思的基础和前提，对未来经济势态必须作出估计和确认，在这种估计和确认上发生了重大变革：用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去取代经济环境的确定性。这就用历史观——时间的存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差异去取代宿命论的均衡观。
其三，在理论上革了萨伊定律的命，摒弃“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以及否认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这种传统教义，创建了“需求会创造它自身的供给”的“凯恩斯法则”；用“有效需求不足论”去取代“有效需求无限论”，并且以“有效需求不足”作为核心，制定“有效需求原理”，进而展开以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引诱不足的三个心理规律为主要骨干的就业一般理论体系。
其四，在政策上革了传统自由放任体制的命，确认在没有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势必有效需求不足，不能达到充分就业，主张扩大政府机能对经济的干预，认为这是可以使现行经济制度免于“全面毁灭”的唯一途径。在经济政策的具体运用上，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革了传统的健全财政原则——收支平衡、量入为出、开支力求节约、税收力求其少这种论点的命。在货币方面，提出“半通货膨胀”的价格一般理论去对传统货币数量论进行重大修正，并使原来居首要地位的货币政策退居辅助性的次要地位。
其五，在分析方法上，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研究总就业量、总生产量和国民收入及其波动的原因，以区别于研究单个商品、单个厂商、单个消费家庭之经济行为的微观经济分析。
总之，凯恩斯“革命”的实质含义仅仅在于：以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那种濒临“全面毁灭”的极端严重局势为时代背景，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迫切需要，从以马歇尔新古典学派自由放任为基本内容的均衡价格分析微观经济学摆脱出来，建立以需求管理的政府干预为中心思想的收入（就业、产量）分析宏观经济学。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说发展史中，它标志着一个新的里程碑。它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说的发展，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它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使它免于“全部毁灭”。它的政策方案仅仅是在维系和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大前提下作些修残补缺的调整措施。这只能说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说发展史中的一个重大变革，绝对够不上说成是从理论到政策旨在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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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凯恩斯：《就业通论》，徐毓
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2页。原译文把“富裕中的贫困”译为“可富而不富”，这里加以改正。
(2) 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载《经济学季刊》1937年2月号；转引自哈里斯（S．E．Harris）编：《新经济学》，1947年纽约英文版，第182页。
(3) 凯恩斯此书的书名，按其确切含义，应译为《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这才明确地显示出其所强调的“一般”性质；而徐毓
译本译为《就业通论》，几十年来已成习惯，流传甚广，本书也就使用这个译名。
(4) 凯恩斯：《就业通论》，徐毓
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08页。
(5) 凯恩斯：《就业通论》，徐毓
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26页。
(6) 凯恩斯：《就业通论》，徐毓
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26页。
(7) 琼·罗宾逊：《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载《美国经济评论》1972年5月号。译文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页。
(8) 指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和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
(9) 凯恩斯：《就业通论》，徐毓
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250页。
(10) 凯恩斯：《就业通论》，徐毓
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250页。
(11) 凯恩斯：《就业通论》，徐毓
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250页。
(12) 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转引自哈里斯编：《新经济学》，1947年英文版，第187页。
(13) 凯恩斯：《就业通论》，徐毓
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98页。
(14) 他说：“现行制度之缺点，不在于实际就业者的工作方向，而在于实际就业者的数量”（《就业通论》，第322～323页）。他承认，失业问题已严重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有引起革命，甚至“全部毁灭”的危险。
(15) 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薛番康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0页。
(16) 凯恩斯：《就业通论》，徐毓
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页。
(17) 凯恩斯：《就业通论》，徐毓
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06页。
(18) 狄拉德对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用定理形式所作全面概要，简明扼要而又不失原意，有助于对就业理论基本轮廓的理解。现在加以引录，不敢掠美，特此注出。参见狄拉德：《凯恩斯经济学》，陈彪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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