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的货币理论和“半通货膨胀”价格一般理论的实质

“生产的货币理论”是凯恩斯在他的《货币论》出版以后，以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为背景而创建的一个新的货币理论。凯恩斯最初打算撰写的新书，不是《就业通论》，而是《生产的货币理论》（Monetary Theory of Production）⁽²⁾。他在1932年已经开始撰写这本新的著作，是年9月已经写了全稿的三分之一。这本新著的主要成果是在把货币理论与生产理论两者结合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凯恩斯为什么要创建“生产的货币理论”呢？他写道：“为什么危机问题没有解决，或无论如何为什么这个理论（指传统理论——引者）不能令人满意？在我看来，主要理由在于缺少一种我称之为的生产的货币理论。”⁽³⁾他认为，“繁荣和萧条是一种经济所特有的现象，在这种经济中……货币不是中性的”⁽⁴⁾。在货币经济中，货币影响交易的实质，参与修改当事人的动机和决策，从而刺激或抑制生产活动。他撰写这部新著的主旨在于，打破货币理论与生产理论的两分法，从把货币看作与供求一般理论无关的传统教义，转变为“把货币理论推展为社会总产量理论”⁽⁵⁾。

这部新著的写作计划后来改变了。1933年10月前后，凯恩斯把《生产的货币理论》改名为《就业的货币理论》，突出了就业问题。不久又改名为《就业一般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最后确定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新著名称一变再变，但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特殊重要作用仍然继续保存着。凯恩斯归结这部新著的主旨为：“本书着重研究何种力量去决定总产量和总就业量的改变；同时发现，货币以重要而特殊的方式进入经济结构而发挥作用。”⁽⁶⁾他进一步归结成下列两点：第一，消费倾向的分析、资本边际效率的定义和利率理论三者构成有效需求原理以后，价格理论就获得它的特殊地位：它是就业一般理论的辅助成分。⁽⁷⁾第二，编制出“半通货膨胀”（Semi-inflation）的价格一般理论。他以就业不足为假定前提，增加货币数量，从而增加有效需求，效果有两方面：一部分用在增加就业量（产量），另一部分用在提高物价水平。⁽⁸⁾他把所谓“半通货膨胀”同绝对的、真正的通货膨胀区别开来。

综上所述，生产的货币理论与“半通货膨胀”价格一般理论两者紧密结合，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应用。凯恩斯在其就业一般理论整个体系中，以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为背景，赋予货币以“半通货膨胀”价格一般理论的独特方式而进入经济结构，发挥“吗啡”注射刺激效应、促进产量、增加就业、解救萧条的重要“辅助作用”。这样，凯恩斯就把货币理论塑造成为一种社会总产量理论：货币数量的增加就被确认为有效需求的增加，具有解救就业不足（失业）的生产效应。

然则作为“生产的货币理论”之具体应用形式的“半通货膨胀”价格一般理论，在就业一般理论整个体系中究竟有哪些实质性的含义呢？我认为主要有下列三项：

第一，以拯救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为主旨的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型需求管理方案，计有彼此有机结合的两个组成部分：一是以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通偏好三个基本心理规律为基本内容的有效需求原理，这是诊察病情的诊断书，确认有效需求不足这种病症及其缘由；二是以国家干预、赤字财政政策、“半通货膨胀”价格理论为主药的政策措施，治重病、用猛药，这是一帖空前强烈的处方。正因为有效需求不足是这一痼疾的致命伤，以“半通货膨胀”价格理论为依据的赤字财政政策，即增加货币数量以填补有效需求之不足，则是这个救危扶倾方案中具有关键性的一味主药。这就表明，“半通货膨胀”地增加货币数量、增加有效需求这种“吗啡”注射刺激疗法是凯恩斯主义解救危机、确保充分就业的主要杠杆。试设想，如果没有货币这个东西在数量增加上供凯恩斯使唤和摆弄，则他的就业一般理论体系势必难以编制起来；即使编制成了，也势必完全是另外一个模样。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种货币经济独特设计在其以赤字财政政策为主的需求管理方案中是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了。

第二，资产阶级货币数量论，一般表述为：假定其他事项不变，货币数量增加，一般物价水平成正比例而上涨。凯恩斯把“其他事项不变”这一假定的内容解释为“产量不变”。他认为，把这个假定和结局应用到实际情况，则势必有若干修正。而经过修正的货币数量论就变成了“半通货膨胀”价格一般理论。

他以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为时代背景，把“产量不变”这个假定加以摒弃，改成产量能够增加的假定前提。为什么货币数量增加后，产量就能有所增长呢？因为在经济大萧条中，大量劳工失业，大量生产设备和原材料闲置而未被充分利用。同时，物价水平日益下降，企业界最害怕物价不断下跌而使利润下降甚至亏损，导致企业破产。所以，在这种严重萧条经济中，采用赤字财政政策，增加货币数量，就可以增加有效需求，进而促使产量增加和物价水平上涨两种效应同时实现。凯恩斯《就业通论》中始终贯穿着就业不足这个前提，货币数量增加能够促进产量增加，也是以就业不足为前提的。这就是凯恩斯创建“生产的货币理论”所依据的萧条经济现实基础。基于就业不足这种前提而对于货币数量论作出上述修正，他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中，第一次创立了他的“半通货膨胀”价格一般理论，并把这种前提作为分界线，使它同“真正（绝对）的通货膨胀”区分开来。

他把就业一般理论整个体系的基本前提——就业不足，同“半通货膨胀”联系起来，认为：（1）在这种前提条件下，增加货币数量能够促进有效需求增加，其效果只会引起“半通货膨胀”：一部分引起物价上涨，另一部分促使产量（就业量）增加。（2）只有达到充分就业的境界以后，再增加货币数量，才不会再促使产量和就业量增加，而引起物价无限制上涨，形成真正的、绝对的通货膨胀。

这种“半通货膨胀”政策的阶级实质是：对垄断资产阶级十分有利，而对工人阶级却危害甚大。采用“半通货膨胀”政策，增加货币数量，促使物价温和地上涨。物价上涨势必引起财富（收入）重分配，导致下列两方面的影响：其一，利润增大，刺激企业增加生产，增雇工人，缓解失业的严重程度；同时对企业所负债务也起减轻负担的作用。其二，这对工人及其他固定收入者则十分有害：他们的实际工资和薪金打了折扣，同时使他们的储蓄、退休金、失业保险金等的实际购买力蒙受损失。这些损失的很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变成了企业主的实际收益。

这样，凯恩斯货币理论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利用货币作为杠杆，以“半通货膨胀”价格一般理论为依据，采取通货扩张政策，削减工人的实际收益，加强对在业工人的剥削深度；同时，顺应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增大资本边际效率，提高投资引诱，促使资本家增大投资，增雇工人，增大产量，使一部分失业工人得到就业机会，扩大剥削广度。这就是说，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对其就业一般理论整个体系所起的“辅助作用”，归根到底就是：明目张胆地实行“半通货膨胀”政策，促使物价温和上涨，用加深剩余价值剥削的深度为手段，增雇工人，扩大剥削面，扩大剩余价值剥削的广度。凯恩斯通过增加货币数量这种计谋和摆弄，物价温和地上涨了，市场景气趋势看好，企业主利润动机得到满足，部分失业工人重新就业。归结起来，这种缓解危机的效应得以实现，关键的促成因素有二：一是以资本边际效率（预期利润率）呈上升趋势为前提，迎合了资本主的利润动机；二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物价上涨促使财富（收入）重分配，以增大剥削深度为代价。这种生产的货币理论与“半通货膨胀”物价理论及其政策的实质，要害即在于此。

第三，“半通货膨胀”政策的“疗效”究竟如何呢？正如“吗啡”注射对人体具有正、反两面的双重效应——既能兴奋精神、又会损害体质一样，“半通货膨胀”刺激政策也具有正、反两面的双重效应：既对萧条经济能起短暂的兴奋作用，又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机能混乱。

凯恩斯这种“吗啡”式注射政策的长期实践表明，在经济危机深沉、失业普遍而严重的情况下，采用信用扩张政策，温和地增加通货数量，增大有效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能够做到物价温和上涨和产量（就业量）增加两者并举，缓解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各发达国家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财政金融的膨胀政策，持续地对经济进行刺激、再刺激，收到了长达25年（1948—1973年）的经济持续增长的效果。尽管这种经济成就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政策的刺激作用确实起了作用。关于缓解经济危机的效应方面，同古典—新古典传统经济学说以及当代新型的自由经营论各个流派的经济学说相对比，我们可以断言，凯恩斯的就业一般理论（当然包括其货币学说）具有毋庸置疑的相对优势。

但是，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财政金融扩张政策毕竟只是一种治标的救急处方，“疗效”是有限的，充其量只能对经济危机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加以消除。1948—1973年期间，西方各国长期而持续地推行这种扩张刺激政策，但经济危机仍然不断爆发，只是在程度上比较温和，没有把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完全冲消掉而已。事实上，这期间内，各次经济危机仍然不断爆发，并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更有甚者，由于长期推行赤字财政与货币金融扩张政策，通货膨胀恶果逐渐滋生、积累，最后，经济情势急剧恶化，凯恩斯经济政策完全走向反面。1974—1975年竟破天荒地爆发出形象最怪诞、病情最复杂、对策最困难的“滞胀”型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两症同时并发的双重社会瘟疫。从此，凯恩斯主义开始走下坡路，备受责难，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终在其发源地的英国和典型实验场的美国从“政府经济学”宝座上倒塌下来，由新型自由经营论的供给学派、现代货币主义等流派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