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通货膨胀”最后转化成严重的“滞胀”型经济危机

凯恩斯明确地把“半通货膨胀”与“真正的、绝对的通货膨胀”两个范畴区别开来，足见他所倡导的只是严格地（至少理论上如此）限于为了弥补有效需求不足的财政金融扩张政策，而绝不是漫无限制地推行真正的通货膨胀。但是，为什么继承这种教义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不论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许多都是“真正通货膨胀”论者呢？尽管凯恩斯本人把“半通货膨胀”同“真正的通货膨胀”在理论上区分开来，但在政策实践过程中，前者是很容易越过自己的界限而成为后者的。

首先，推行财政金融扩张政策时，在就业严重不足（失业严重）与充分就业的两种背景之间，在理论上界限相当分明，判定比较容易：前者属于“半通货膨胀”范畴，后者属于“真正通货膨胀”范畴。但是，在“近似充分就业”（Near-full-employment）与“充分就业”之间却很难严格地分辨，两种通货膨胀范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就很容易，甚至势所必然地从“半通货膨胀”向前跨一步，进入“真正通货膨胀”了。例如，在经济周期（商业循环）过程中，从经济衰退到经济复苏，财政金融扩张政策持续不断，甚至剂量需要越来越大，才能刺激经济，使其走出谷底而趋向好转；直到经济复苏的势头已经达到近乎经济高涨的阶段，仍然需要大量“吗啡”注射，而绝不能顿然改采金融紧缩政策，否则将使经济转趋恶化，政策效应前功尽弃。所以，从“半通货膨胀”开始，随着经济周期的向前演化，剂量越来越大地持续投放新增通货，势必跨进“真正通货膨胀”的险境。

其次，凯恩斯倡导温和的物价上涨，假如一般物价水平上涨年率为3％～5％。而财政金融扩张政策是持续地长期推行的，5年、10年、15年、20年积累起来，物价上涨率累计就是巨大的两位数，货币贬值就相当严重了。凯恩斯主义在战后美国推行最为彻底，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期间，凯恩斯主义者海勒（W．Heller）等设计出一套“增长性赤字财政”政策，企图以刺激高度而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目标，把财政赤字当作常规手段，如1961—1968年美国联邦财政每年都有赤字，而且数字越来越大。⁽⁹⁾毫无疑问，这绝不再是什么“半通货膨胀”，而是货真价实的“真正的、绝对的通货膨胀”了。效果呢？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确实相当有效地促进了高速经济增长。但好景不长，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和70年代前半期，通货膨胀的反面效应陆续出现：其一，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转慢，而且某些物品（特别是原料）价格出现上涨的苗头。其二，美元对外信用严重动摇，美元对外价值贬低，以欧洲和日本等地的金融市场为舞台，连续不断地爆发“欧洲美元危机”——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原联邦德国马克等信用较强的通货，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使以美元为中心、以“双挂钩”为主体的战后国际金融体系完全瓦解，美元信誉受到严重损伤。其三，最严重的后遗症——1974—1975年“滞胀”型经济危机这种双重社会瘟疫，1973年12月首先在美国爆发，然后波及西方世界各国；而且哪个国家受凯恩斯主义影响最深，也就受害最烈。这种空前荒诞、严重而难以救治的双重社会瘟疫，是凯恩斯主义长期推行通货膨胀政策最严重的恶果之一。

由“半通货膨胀”转化为“真正通货膨胀”，最后爆发成“滞胀”型怪症——伴随着通货膨胀的经济危机。这种怪诞病症，凯恩斯本人没有经历过，也没有预料到。后凯恩斯主义者原来也没有预料到。这种空前怪诞的双重社会瘟疫使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救治极度困难的厄运。为了对凯恩斯主义这种“吗啡”注射刺激疗法最终给西方各国经济造成空前严重的危害作用有一个清醒的了解，这里有必要对“滞胀”型经济危机的独特格调进一步加以剖析。

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史中，自从1825年英国首次爆发经济危机以来，常常是指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其常规病象是：商品充斥、物价不断下跌、生产萧条、失业问题严重。此中没有通货膨胀——超经济滥增通货数量这种扰乱因素掺杂在内。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尽管空前严重，使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全面毁灭”（凯恩斯原语）的边缘，但病情还是单纯地局限在商品供求的市场作用范围以内，没有受到通货膨胀这种货币因素的干扰。而1974—1975年“滞胀”型经济危机，既有商品供求矛盾引起的“滞”症，又有受财政金融领域通货膨胀干扰因素导致的“胀”症——生产停滞与物价猛涨两症并发。救治单纯的经济危机，对策比较简单，那就是采用财政金融扩张政策，增加通货数量，创造有效需求，缓解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正是这样：面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种严峻局势，治重病，用猛药，创建“半通货膨胀”理论，动用赤字财政与增加通货这根强有力的杠杆，最大限度地进行“吗啡”注射疗法，而且长期持续服用。正由于“滞症”病情比较单纯，凯恩斯主义救治对策也就比较单一化：“吗啡”注射刺激疗法，充分发挥其“正效应”的兴奋作用，确实收到了一定“疗效”。

但是，这帖猛烈“处方”在战后长达20～30年的时期内反复服用，它在发挥“正效应”那种兴奋作用的同时，却潜在地滋生、积累其“反效应”的破坏作用——物价猛涨，使资本主义机体功能错乱，“滞”症与“胀”症交织在一起，最后爆发出一场病象空前怪诞、病情空前复杂、救治空前困难的1974—1975年“滞胀”型经济危机那种双重社会瘟疫。从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反常态，进入了一个灾难更为深重的新阶段。

在治理对策方面，治理“滞胀”型经济危机比治理过去那种单纯“滞”症经济危机要更加困难得多。“滞”与“胀”两个病症，是彼此克制的。一方面，治“滞”需要采取货币金融扩张政策，但这种扩张政策会使“胀”火上加油，“胀”势会变本加厉；另一方面，治“胀”需要紧缩政策，但紧缩又必会使“滞”雪上加霜。“滞”、“胀”交织于一体，这种顽症使后凯恩斯主义者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面对这种疑难怪症，他们在理论上不能作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在对策上一筹莫展，绞尽脑汁也找不出行之有效的克服方案。而其他经济学流派，无论左、中、右哪一派，都对凯恩斯主义群起而攻之。凯恩斯主义终至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