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鼎盛到衰败

美国是凯恩斯主义的典型实验场。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兴衰过程是颇具典型性的。现以美国为实例，来说明它在美国从鼎盛到衰败的变化态势。

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实行补偿性的赤字财政政策，企图最大限度地缓和经济周期的波动。这种政策尽管使50年代的经济危机比较缓和，但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则大大落后于西欧（特别是前联邦德国）和日本，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地位则趋于下降。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肯尼迪总统执政以后，为了保持美国的霸主地位，他在1961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一个旨在恢复美国经济冲力的计划。它指出，联邦预算应该成为促进繁荣和稳定的工具，而不能阻碍繁荣；又认为，即使经济衰退已经结束，经济活动开始扩张，而潜在的、未被利用的生产能力仍然存在。

肯尼迪政府认为，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财政预算既不应追求每年收支平衡，也不应追求经济周期的预算平衡，而应以充分就业下的预算平衡为目标。对于赤字来说，有两种赤字必须加以区别：为了挽救衰退所造成的赤字是软弱的赤字，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积累的赤字才是强有力的赤字。又认为，必须摒弃以缓和经济周期为目标的间断的补偿性财政赤字政策，而改采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标的连续的增长性赤字财政政策。

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海勒（W．W．Heller）认为，美国的力量就在于美国经济的生产能力相当大，而美国的软弱就在于不能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因而实际产量与潜在产量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距。造成这个差距的原因是因为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因此，海勒主张减少税收以扩大个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加政府开支以扩大政府需求，才能使实际产量与潜在产量之间的差距缩小，使失业人员有事可干，过剩的资源得到利用，生产能力得以充分发挥作用，使经济得到较快的增长。

肯尼迪总统指责前任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经济为“艾森豪威尔停滞”，指责前届政府把经济繁荣和经济增长混为一谈。认为当经济达到繁荣阶段，并不能说明生产能力已经被充分利用。而正在这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就止步不前，停止了对经济的刺激，并反而增加政府收入，扩大盈余财政以补偿衰退阶段的赤字，这就必然会使经济增长中断，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海勒为肯尼迪政府设计了一个所谓“增长性赤字财政政策”，认为1955年失业率降低到4％以下，就算达到了充分就业水平，于是把这一年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当作潜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基准；认为这一年的生产能力充分发挥了作用，使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和潜在国民生产总值完全相等，二者之间的差距已被消除。于是以1955年经济增长率作为标准，以1955年国民生产总值为基础，再按3.5％的增长率就可以推算出1961年以后各年的潜在国民生产总值，只要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小于这个推算出来的潜在国民生产总值，那么即使在经济上升时期也要继续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以扩大总的需求。这就是说，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赤字财政应当成为常规手段，连年不断地实行。

总之，同其前任以消除经济周期为目标的补偿性赤字财政政策相对比，肯尼迪与约翰逊两届政府以刺激经济增长为战略目标，整个20世纪60年代，以连年不断的赤字财政为常规手段，毫无顾虑地推行着规模越来越大的赤字财政政策。如1961—1968年每年都是赤字财政，而且数字越来越大。⁽²⁾

然则效果如何呢？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确实相当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好景不长，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则走向它的反面，涌现出了种种恶果，其中最严重的就是通货膨胀问题日趋严重，美元不断贬值。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美元对外价值不断下跌，集中表现为“欧洲美元”危机。战后初期，西欧和日本经济尚未恢复，物资缺乏，都争着向美国要物资和贷款，曾闹过“美元荒”。1949年，美国的金元地位曾达到顶峰，美国黄金储备增至246亿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量的70％。但是，从1950年开始，美国国际收支便由顺差转为逆差，美元从此开始了由强变弱的转化过程。以后，美元的地位不断走下坡路，黄金储备不断外流。随着美元购买力的不断下降，美元的对外信用也发生动摇。美元对外价值（1盎司黄金＝35美元）同其对内价值脱节到再也维持不下去的境地。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欧洲和日本金融市场为舞台的“欧洲美元危机”不断爆发，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1971年8月的黄金风潮中，尼克松宣布“新的经济政策”，公然赖账，停止外国按“官价”用美元兑换黄金。1971年12月和1973年2月，美元先后两次贬值。从此以后，各国货币对美元采取浮动汇率，这就使凯恩斯1944年亲自参加制定的、以“双挂钩”为主体的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制完全崩溃。

这种金融危机一反常态，既不是挤兑，也不是挤提，而是抛售“欧洲美元”，抢购黄金或其他国家货币；并且不在美国本国爆发，而主要以欧洲金融市场为舞台。这是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史中从来不曾有过的怪诞现象。

二是经济危机同通货膨胀、物价猛涨两症并发。自从1825年英国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一个多世纪内，经济危机的常规病象是生产剧降，同时伴随着物价水平猛跌。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也是如此。但是战后的经济危机却逐渐背离了这个常规，特别是1974—1975年经济危机表现尤为突出，呈现出双重荒唐的社会瘟疫：一方面，商品市场上供给严重地超过有效需求，库存猛增，生产下降；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严重，货币流通规律使物价水平不仅不下跌，而且大涨。1974年美国消费品物价指数上涨11％，达到空前的两位数字。

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两症是互相克制的：如果用老办法——通货膨胀去解救经济危机，则势必使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火上加油，愈难救治。如果用紧缩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则势必使经济危机更加深重。所以，同通货膨胀并发的战后美国第六次经济危机，比过去那种单纯的以“滞”症为内容的经济危机，在病象上更加怪诞，在病情上更加复杂，在对策上更加困难。从此以后，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当局和经济学界为这种双重荒唐的“社会瘟疫”顽症伤透了脑筋，而且始终找不出真正有效的救治良方。最后，在左右夹攻、备受责难的困境中，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卡特在1980年的美国大选中遭到惨败，这种政府干预论经济思潮退出了官方经济学宝座，让位给信奉新型自由经营论经济思潮的里根，来收拾凯恩斯主义留下的经济烂摊子。

以上是凯恩斯主义在美国这个典型实验场由鼎盛转趋衰败的演化过程。凯恩斯主义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境况也大体相类似，也大多是以带着“滞胀”这种双重荒唐病态特征的1974—1975年经济危机为转折，进而转趋衰败地位的。1973年、1974年以后，整个西方世界陷入“滞胀”困境，原来被称为“经济奇迹”的日本和原联邦德国，情景尤为突出，凯恩斯主义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到1979年英国大选，保守党获胜，撒切尔政府改以现代货币主义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1980年美国大选，共和党获胜，里根政府自称以供给经济学作为其“经济复兴纲领”的中心思想。从此，凯恩斯主义在其发源地的英国、典型实验场的美国，正式从“政府经济学”的宝座上倒塌下来了。它在其他西方各国也大多类似，先后退居衰败地位。

总之，20世纪西方世界曾经爆发过空前严重而独特的两次经济危机：一是灾害空前深沉的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一是病情空前复杂、病象空前奇特的1974—1975年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史中最难对付的两次危机。以前一次经济危机为转折点，凯恩斯主义脱颖而出，迅速迈向鼎盛高峰，凯恩斯被崇奉为“资本主义救星”。但好景不长，以后一次经济危机为另一转折点，凯恩斯主义备受责难，顿趋衰败。在大约半个世纪里，它由兴起而鼎盛，然后转趋衰败。在这过程中，变化在时间上这样迅速，转折在界限上这样明显，升降在幅度上这样巨大，鼎盛优势这样压倒一切，而衰败颓势又这样势不可挡，这不能不说是凯恩斯主义在这段时间内兴衰演变的独特格调。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发展史中，这实在是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