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大国开放的大逻辑

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源远流长。15世纪以前，东方出产的香料、珠宝、丝绸等由波斯人、阿拉伯人、东罗马人运到地中海东岸，再转运到欧洲其他地方。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开始大量增加，世界也日益成为一个相互影响、联系密切的整体。英国重商主义的代表托马斯·孟早在17世纪的著作中就强调，对外贸易是使国家致富的唯一手段。在经济理论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被认为是基于绝对优势(斯密)、比较优势(李嘉图)或者要素禀赋(赫克歇尔、俄林)。简单来说，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一国应该专门生产并出口本国成本低、效率高的产品，并且通过国家贸易，使参与国的福利都得到改善。根据这一理论，发展中国家应该利用自身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实际上，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在1949年5月向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提交的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中已经提出，在国际市场上，存在着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的价格长期(下跌)恶化的趋势，这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利。更何况比较优势本身是动态变化的，是可以通过专业化学习、投资创新及经验积累创造出来的，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不应简单地满足于依靠资源禀赋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是要牢牢抓住技术革命为发展中国家打开的“机会之窗”，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除了国际间的商品贸易，资本、技术、劳动力、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也是国际经贸往来的重要方面。通过在国与国之间建立起共同市场，允许参加国之间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可以优化稀缺资源的配置，提高经济效率，比如欧盟于1993年年初就实现了共同市场。但是，生产要素的流动是有壁垒的，不同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是不一致的。现实世界更多地表现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并且借助生产性资本的自由流动，使世界各国的劳动力处于一种直接竞争的状态之中。这些资本在为新兴国家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侵蚀了流入国的传统农业或民族工业，“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必须是有步骤、有选择的，这也正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保护幼稚工业论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一国的对外政策应该服从发展本国工农业的需要，服从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服从国家利益。

更为重要的，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的刺激下，“金融机构可以在更大的法律与技术空间中，低廉和灵活地在国内政府债券、外国证券、消费者信用与贷款和公司贷款之间融通资金；他们还可以在外汇、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上进行投机业务”^[2]，也就是说，国际金融市场的日益融合极大地便利和促进了非生产性金融资本的流动。据统计，如今由外汇市场日交易额反映出的资本运动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与贸易流动和长期资本流动有联系，其余部分均为投机资本，即游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较之发达国家远未成熟，经济系统抵御冲击的能力较弱，格拉贝尔的研究指出，国际资本的流动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会导致货币风险、资本外流风险、金融脆弱性风险、传染风险甚至主权风险，因此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对国际金融资本的管控，避免本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受到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而引发经济和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往往通过对外贸易积累起一定数量的国际储备，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然而，美国等发达国家能够通过货币贬值、全球铸币税等手段实施货币操控，造成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的贬值，并向外输出危机，如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所显示的那样。为减少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和国际投资的损失，一方面，要加强对国际储备的总量控制和结构管理，避免过度累积和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外投资及其管理，控制金融性投资，增加对战略性资源和产业的投资，以更好地服务于本国长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之前，必须防止对他国货币或货币索取权的过度积累，防止对国际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3]

此外，从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的演变来看，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成为世界积累的“中心”。马克思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世界积累的中心由英国转向美国，与此同时，通过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从而把国际经济秩序置于由美国主导的发达国家之下，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中心—外围的世界格局。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实力的削弱，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推动着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为建立新型国际经济秩序创造了条件。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在国际舞台上，资本和国家、经济与政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资本的积累需要通过持续增长的权力来保护和维持增长的财富。发展中大国的开放，除了要坚决维护本国核心利益，还应该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