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尾声

虽然还有其他国家的银行业占经济总量的百分比比美国更高，但在整个金融体系（意思是，如果你算上所有金融资产的价值）的规模上，美国显然是全球第一。[37] 2015年上半年，美国拥有价值81.7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比排名紧随其后的3个国家（中国、日本和英国）总和还要多。[38] 我们站在金融化的前沿，我们的金融家和政客喜欢夸口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广泛、最深入的资本市场。但与过去几十年的传统观点相悖，这其实并非是件好事。[39] 这些金融并没有让我们更加繁荣。相反，它加剧了不平等，引发了更多金融危机，而每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摧毁了大量实体经济。金融已经远非美国经济的助手，而是成了阻碍。更多金融没有促进美国经济的增长—而是拖累了它。[40]

实际上，研究表明拥有规模庞大、增长迅速的金融系统的国家倾向于表现出 “更弱的”生产率增长。[41] 鉴于生产力和人口统计一起组成了经济发展的基本公式，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国际清算银行发表的一篇论文使用浅显易懂的词汇描绘了这个问题，问一个“臃肿的金融系统”是不是好比“一个吃太多的人”，拖慢了经济其他方面的发展。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金融在美国的规模还是目前的一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表现出这种负面效应了。[4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43]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4]等团体公布的其他报告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本应促进经济增长的金融业反而为经济发展吹起了逆风。

这种负面影响的根源，部分是随着金融增长而出现的创业减少和经济震荡，另一方面则是大型银行逐渐增加的垄断权力。这些银行占银行业整体资产的百分比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3倍。（美国规模最大的5家银行现在占据商业银行的半壁江山。）[45] 越来越明显的统治地位意味着，金融机构能够越发随意地将资金转移到自己想要的地方。而它们看中的目的地往往是债务和投机，而不是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获得利润的生产性投资。权力—无论是从规模还是影响力的角度而言—也是金融业的游说如此高效的原因。金融在华盛顿游说上的支出常常比其他任何行业都要多。[46] 这让金融能够在监管的关键领域翻案（还记得2014年银行业插入联邦支出法案的交易漏洞吗？），并随意更改税制和法律。这些规模庞大的寡头利益集团正越来越多地将美国的资本主义变成裙带资本主义。我们本应当享受自由市场带来的民主，相比之下这种裙带资本主义更适合第三世界的独裁政治。[47] 多年来，前高盛银行家华莱士·特贝维尔在非营利智库德莫斯中一直在进行一项关于经济金融化的研究。他说，因为这些改变，美国的经济正逐渐成为“一场金融财富持有者和其他美国人之间的零和博弈”。[48]

实际上，金融崛起产生的最糟糕的影响之一是社会不平等的急剧拉大，其程度自“镀金时代”以来从未出现过。这两种趋势实际上是同步出现的。金融业的工资是一个追踪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简便方法。在1929年市场崩溃之前，它与其他行业比相对更高，在20世纪30年代的银行业再管制后急剧下降，然后从20世纪80年代金融管制重新放宽后又开始激增。[49] 收入分配前1%的人口中，金融从业者所占比例在1979年与2005年之间几乎翻了1倍。[50]

与其说富有的银行家是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倒不如说是金融资产在美国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中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金融家和他们养活的企业超级经理代表了美国日益壮大的精英阶层，因为他们掌握了大部分金融资产。这些资产（股票、债券等）是特权最大的阶级中财富的主要形式，[51] 而这实际上滚雪球般地让不平等不断拉大。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自己696页的大部头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详细阐述了金融资产的回报率大大超过了传统方式，即通过劳动获得的收入。[52] 甚至当你考虑到现代经济中超级经理—首席执行官、银行家、会计、经纪人、顾问和律师等这批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被指责的人—的薪水时，也要记得他们的收入中有30%－80%都不是现金，而是通过奖励性股票期权和股份发放得到的。

这一类收入的税率比我们大多数日常工资的税率都要低，这要归功于过去30多年中偏袒金融的税收政策的转变。这意味着超级经理薪酬的构成能大大降低公共部门拿走的国家财富份额（从而降低政府支持穷人和中产阶级的能力），同时加大了整体经济中的收入差距。美国前25名对冲基金经理挣的钱超过全美幼儿园教师工资的总和，这项数据和许多其他数据一起，证明了扭曲的资源分配是经济金融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53]

用股份作为高薪酬这种鼠目寸光的商业决策损害了企业的经济增长，但提高了其期权的价值，上述的恶性循环就是这样加剧的。企业股份回购往往能够提振股价，但却会损害增长潜力。在过去40年中，它与企业薪酬同步增长，这并非巧合。[54] 有许多研究都能证明金融化与财富差距的这种关系，其中最让人震惊的研究之一由经济学家詹姆斯·加尔布雷斯和特拉维斯·黑尔完成。研究结果展示了在20世纪90年代末，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与迅猛发展的纳斯达克股票指数之间的契合如何达到了惊人的地步。[55] 同样的事情在过去几年的熊市中也出现了，证明了罗伯特·弗兰克记者等评论员的观点，即金融市场中积累的财富“与现实世界脱节程度更高”，因此波动性更强，推动了繁荣与萧条周期（这种周期对穷人的伤害当然比富人更高）。[56] 正如皮凯蒂的作品明确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造成改变的大事件，例如战争或者摧毁金融资产价值的严重衰退，金融化会确保富人变得更加富有—富有得多—同时其他人则每况愈下。这不仅仅对底层人民是个坏消息，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研究证明了不平等加剧导致更加糟糕的居民健康、更低的信任水平、更多暴力犯罪和更低的社会流动性—所有这些都会造成社会不稳定。[57] 皮凯蒂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告诉我，“没有算法” 能够预测革命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现有趋势继续下去，社会动荡和经济震荡等方面的后果将会“十分可怕”。[58]

有许多保守派的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商人（同时还有相信下渗经济学的自由派派人士）都会反驳这类分析的细节。当然，人们可以辩称金融和人均 GDP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很难做到精确而无可辩驳，因为其中涉及大量的变量。但是金融崛起和不平等加剧、新企业的失败、工资止步不前和政治机能失调之间关联的深度和广度明显表明，金融不仅超过了实体经济，还积极地抑制了后者的增长。除此之外，金融还显著增加了市场波动性以及在大衰退时期蒸发了16万亿美元家庭财富的那种风险。[59] 有证据表明，在过去几十年中，损坏财富的金融危机数量与金融业同步增长。在《这次不同以往：8个世纪的金融愚行》（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中，学者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描述了全球受银行业危机影响的百分比（按受影响的国家占全球GDP 百分比计算）从1971年的7.5%增长到了1980年的11%，再到2007年的32%。[60]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一书是金融泡沫方面的重要著作。这本书出新版的时候，经济学家罗伯特·艾利伯在2008年经济崩溃之前的2005年发布了一个严肃的警告：“一个明显的结论是，在过去的30年中，金融失误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更加广泛，也更加普遍。” [61] 这是一个让人恐惧的实例，证明金融如何从一个鼓励健康的风险承担的行业转变成了一个仅仅制造债务并在整个市场系统中传播非生产性风险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