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债务推动的消费狂潮，其根源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资产价格波动。这一狂潮让美国人成为全球经济“最后的买家”。[60]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个人存款占GDP规模为12%，到了1999年，这一数字跌至近2%。[61] 人们用第二抵押权、房屋净值贷款、更多的信用卡消费和其他个人信用额度推动消费。虽然资产价格的增长主要依赖金融巫术而非实体经济测量，它依然为金融市场的另一个巨变铺平了道路，那就是把固定的企业年金制度换成市场驱动的401(k)系统。当然，在市场一片大好的时代这种体系很容易得到认同。在20世纪50年代，退休金还不是私人401(k)，而是财产、储蓄或者企业养老金，直接持有股份的家庭不到1/10。当时，投资是股票经纪人和金融巫师才做的事，普通人一般不参与。但等到了1983年，1/8的家庭掌握股票。到2001年这个数字成了1/2。今天，44%的美国人通过401(k) 或者403(b) 加入市场，只有18%的人还有固定养老金。这个转变实际上让退休变得更加危险（参看第八章）。[62] 社会学家杰拉尔德·戴维斯在2009年的作品《市场来管理》中描述了这种转变的结果：“员工和公司之间的联系疏远了，但个人的经济保障越来越依赖于股市的整体健康。”[63] 突然之间我们都在货币的游戏中投入了赌注。通过这些变化，个人生活的好坏不再依赖于公司或政府，而是依赖于市场。这是一步危险的棋，因为股市收益大多进入了全球收入前10%的那部分人口袋。这些资产大部分都掌握在他们手中。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劳工所掌握的资源就开始缩减并一直恶化（原因还是全球化、技术相关职业受损和金融化的混合毒药），美国家庭并未对此表示担忧，而是希望市场能高涨。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不再寄望于涨工资，而是开始依赖所持有的股票投资组合的价值和他们的家庭—家庭本身也成了金融资产。在过去的40年中，美国个人债务和商业债务的增长速度是国民总收入增速的2.5倍。[64] 考虑到停滞不前的工资已成为经济复苏的主要阻碍，我们现在才开始品尝到这些转变的苦果。
政治和文化环境反映了市场声望的提升。克林顿政府的首席战略专家詹姆斯·卡维尔在1993年开了个下辈子去证券市场干的玩笑，这是对格林斯潘偏向市场政策的致敬。不久之后，乔治·W·布什试图通过推行社会保险私有化使向“所有权社会”的转变制度化（所幸这个计划没能成功），并通过降低贷款标准让更多人能拥有住房所有权。当然，这是造成2007年房地产崩盘的因素之一。在这段时间里，公众痴迷于市场扩大。金融媒体开始萌芽，交易者成为明星，股东价值成为美国企业的导向力。就像戈登·盖柯在1987年的电影《华尔街》中的那句著名台词所说的：“贪婪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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