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美国重具竞争力

说得好。但所有这些金融操纵的结果就是要让美国工人适应的职位越来越少。基于金融原因的外包、节约成本的技术替代工人、将资金返还给投资者而不是为人力和资产投资，还有高层和董事会的短视思维重创了美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和美国企业创造稳定、工资适宜的就业的能力。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些具有侵蚀性的金融化后果开始在经济数据中显现出来：增长放缓、企业将资金用于投机以提高利润导致实体经济投资下降。就连罗纳德·里根，这位自由资本主义最大的支持者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在1982年他总统生涯的早期，并购方面的监管发生了更改，为许多大型集团企业倾向金融手段铺平了道路。在1980年和1990年间，财富500强中足足有28%的大型制造企业接到了投标，其中大多是来自T·布恩·皮肯斯、卡尔·伊坎或其他企业狙击手的恶意投标。企业将被整合、切块，然后再整合。公司的各零件部门将被抛售给最高出价人，后者往往迅速吸干公司的血。在这一阶段的末尾，美国最大的企业中大约有1/3都不再是独立的企业了。[38]

虽然里根的法律促成了这个为金融化做好准备的环境，但他和他的顾问也开始担心结果了：美国制造业的市场份额被亚洲和欧洲的竞争对手侵蚀了。里根的产业竞争委员会在1985年公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听上去和当今奥巴马政府就业和竞争力委员会的手笔惊人的相似：“在20世纪60年代，制造业资产的实际收益率远远高于金融资产的实际收益率。今天，情况则正相反。金融资产被动投资的税前回报率比制造业资产的回报率更高……结果，对我们关键的制造业核心投资的吸引力就降低了。”[39]

一个鲜为人知却真正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是，里根十分担心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金融化对竞争力的影响，因此发动了一个秘密项目，要制定一个与美国工业相关的政策。这种说法至今仍在公共意识中与苏俄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大多数美国自由派都（错误地）认为这是一个高危话题，更别提保守派了。里根政府的这一名为苏格拉底计划的举措，本意是寻找美国的外国竞争对手成功建立高效率的繁荣企业，而美国企业却一蹶不振的原因。项目团队发现，总部在日本、法国、德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外国公司享受了许多能让它们轻松击败美国企业的优惠政策：政府援助、大笔补贴、研发主动性、工业人才聚集和非官方的非关税壁垒。这一项目的任务是据此制定的工业和技术发展策略，好让美国能缩小差距。[40] 这一项目被布什政府取消了，但从许多角度上看，这一战役仍在继续。具有讽刺性的是，这一项目还团结了各方政治力量。不仅仅包括了以伊丽莎白·沃伦为例的自由派，更有一些对当时正在筹备的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贸易组织（所谓TTIP和TPP）表示担忧的保守派。担忧的事情之一就是，这些交易会通过不正当的办法损害用于限制金融业的《多德-弗兰克法案》。

这类法案是通用电气背离金融业最有力的原因之一。当被问及通用电气为何决定削弱公司花费如此之久才发展起来的金融部门时，韦尔奇自己的总结非常到位：“两个词：多德、弗兰克。”[41] 在危机之前，通用电气一直是大而不能倒的金融公司，但并未受到像金融公司一样的监管。到了2013年，这个工业巨头被认定为“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这一认定让华尔街不喜反忧，因为公司现在要接受更严格的监管和详细审查。曾经属于日常营业的活动突然变得不合法了。通用电气的股价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力，因为投资者开始意识到，大银行和表现得像大银行的机构将被迫在账面上持有更多资金，从而摊薄了利润率。实际上，曾经大型工业企业和制造业公司的企业家的交易和银行交易相比享有折扣，人们认为这是全球化、具有吸引力的表现。然而现在，相反的情况越来越多。事实证明，摆脱通用金融也许不仅仅对公司经营有利，更于市场对公司的看法有利。伊梅尔特宣布通用电气将完全、彻底退出金融业后（同时发布通知，称仍然会帮助现有的制造业客户满足融资需求，这一部分金融操作确实帮助了商业街公司。），公司股价上升超过10%。“很明显我们不需要成为一家金融公司。”通用首席财务官杰夫·伯恩斯坦说，“没有人真的推动了这次退出，《多德-弗兰克法案》完全改变了监管的形势。”[42]

更有甚者，企业债务市场本身的改变就让通用金融曾经采用过得金融手段更难起效。在投资者意识到其中的风险后，通用电气在2008年金融崩溃前办理的短期货币市场的贷款业务（这项业务由花旗的沃尔特·瑞斯敦发明，在第一章中有描述）基本萎缩了。危机前通用电气发行的短期借据（本质上是典当自己的企业债券作为廉价贷款的抵押）曾经似乎是为债务和支出寻找资金的简便方法。没有人在市场恐慌中意识到可能突然就没有人购买这些债券了—直到这个想法成真了。2008年的危机证明了企业像银行一样运行，依赖每天借贷数十亿美元的能力来维持平衡会有多么危险。[43]

2014年年末，通用电气甩掉了客户金融部门，金融业占据的利润份额从约40%降至28%。[44] 通用金融仍在剥离期间，承诺会在2018年将这一数字降低至10%。[45] 现在通用电气面临的挑战就是解决如何在不依赖金融项目的情况下挣钱的问题。讽刺的是，通用电气现在面临的挑战和过去非常相似，虽然这次公司的主要增长市场可能是海外。新兴经济体正要迈入的时期颇像是二战后美国的消费大潮期。通用电气在当时作为创新者创下了高峰。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中国、印度、土耳其和南非等国家将需要新的房屋、桥梁、公路、机场及各种日用品，需求数量将史无前例。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计，到2025年，新兴经济国家将在这些方面每年花费30万亿美元。[46] 这意味着对通用电气这样的企业来说，未来的增长也许会再度集中在制造产品上。事实上，通用电气通过推广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和产品的新任务将未来压在了这种变化上。公司提供的时髦金融服务将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基础的东西，当你没有这些东西你就会遇到麻烦—电力、净水、飞机引擎、高效机车。”伯恩斯坦说，“我们想要成为专注解决世界最大的问题的技术公司。”[47]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通用电气试图复制硅谷的一些方法。它在全世界实行众包，将工程问题发到网上，让任何能解决问题的人提供自己的方案。（最近一个飞机引擎支架的设计就来源于一位印度尼西亚的22岁青年。）

通用还与一些高新技术初创公司合作，开创新思路。通过使用那些帮助初创公司达到更高速度与规模的新技术，通用还启用了更多当地中小型供应商。此外，它通过增材制造和3D打印这样的技术，设计产品、制造或购买零件、组装这些曾经互不相干的步骤如今开始融合在一起。结果，制造业现在希望在物理层面上更靠近工程和设计。这种互动关系很可能对仍然掌控高端工作类型的美国有利，并让美国中小制造业回归。拥有在每个部分和步骤中加入传感器的能力，你就能得到全新的制造业生态系统，让公司加速产品开发，更快为顾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更大价值。特别是底特律，它已经成为这类高端制造业合作伙伴的基地。底特律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工程师仓库，这让它获益良多。

就其本身来说，通用电气设立了“增长董事会”，运行方式类似内部风险投资公司，审视员工展示的新想法，然后分出一点资金来探索之。结果就是新石油钻机或 LED 照明系统等项目的生产周期大大缩短了。曾经需要花费两年试验的想法，现在只需要45天就能从纸面构想变成实物投产。根据通用电气前首席技术官马克·利特所说，研发投资从收益的大约2%重新回到了超过5%的水平。[48]

这一切的结果成了新的范例，通用公司再一次在美国为全世界其他地方生产产品。产能恢复的例子之一是位于肯尼亚内罗毕郊区，为成千上万市民提供信号的鲜红色蜂巢基站。站内有高科技电池，目的简单而关键：当主电网切断时由它们提供备用能源保持通信畅通。这些电池来自通用电气在纽约斯克内克塔迪的工厂。这一区域属于铁锈地带，曾经是更早的工业时代的遗迹，现在则建起了通用电气的新工厂。工厂建立在以前的一个涡轮生产厂房上，全天候源源不断产出电池。斯克内克塔迪在1900年曾经有通用电气的第一家研究基地，如今再一次成为公司不断扩大的研发中心。

这对斯克内克塔迪和美国其他类似地区的当地经济有巨大的影响。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官方数据9%不足以显示制造业的重要程度。制造业提供了惊人的69%的私营部门研发支出，还有30%的美国生产力增长。[49] 还有，根据美国政府数据，制造业活动花费的每1美元都会转化成经济上的1.37美元。“长期来看，制造产品的能力是创新东西能力的基础。”哈佛商学院教授威利·史密斯说。他与人合著了《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当你不再制造产品，你就失去了大量附加值。”换句话说，你制造的东西塑造了你，至少经济层面上是这样。[50] 当然，当通用电气的执行官做出将制造业搬回纽约州的决定时，这些都挂在他们心上。“过去，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在全球）寻找我们制造的一切东西的原料，然后选择最便宜的。”通用电气的利特说，“现在我们意识到了，如果我们能控制这些，将全部活动整合在当地市场，那我们就无须放弃曾经要分给小商贩的利润了。”更不必说这样做后知识产权创造的价值了。[51]

这种思考商业的方式更加聪明，而且无疑对当地经济更有利。问题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样的经营到底能在美国提供多少优秀的新就业岗位？波士顿咨询公司2014年对制造业高管的年度调查显示，和前一年相比，回答说将生产基地从中国搬回美国的调查对象多了20%。但这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衰退中损失的230万个制造业岗位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只要踏入通用电气在斯克内克塔迪的工厂，你马上就会看到原因。这家工厂干净明亮如同一间医药实验室，占地面积20万平方英尺，但只需要370名全职员工，车间里只有210名工人。工厂经理用一台iPad运营着整间工厂—从灯光热力，存货清单到采购和维护。生产线上下来的每件产品上都嵌有无线传感器，他能从iPad上得到实时数据流。这些传感器能让电池在离厂后通过互联网与通用电气联系。实际上整间厂房，包括其中的设备和运营的工人，与产品的每个部分很快将通过互联网互相交流。数据不仅能用于实时监控生产，还能帮助预测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比如制图。孟加拉国的炎热和蒙古的寒冷会影响电池平均寿命。这些知识会让设计得到及时更改。

斯克内克塔迪的这些技术不仅缩减了制造电池需要的机械师人数，还为通用电气在加州圣拉蒙的全球研发中心提供了支持。中心现在雇用了超过1000名软件工程师、数据科学家和用户体验设计师。这些人报酬优厚，受命开发所谓工业互联网（又称物联网）所需的软件。通用电气计划在接下来的50年中再雇佣几千名这样的员工。首席执行官杰弗里·伊梅尔特说，在美国再次制造产品方面，“我们现在的全球竞争力大概比过去30年的都高。美国制造业就业会从9%提高到30%吗？不太可能。但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和几年中能看到就业稳定增长吗？我觉得会的。”[52]

虽然伊梅尔特十分乐观，但美国制造业复兴和通用电气的复兴依然未知。两者都需要劳动力重组（许多工厂的职位现在都要求至少有两年的副学士学位。）和企业商业模式的进一步改进。美国制造的新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全球竞争对手之前获得尖端技术，使用这些新技术在超自动化的工厂中更加高效地生产。这意味着公司仍需注重长期研发，而不是短期投资者红利。虽然所有的技术都将转化为更高端的工作，但这也可能意味着短期内整体工作岗位更少了并因此妨碍高速增长，尤其是中等工作。职位将要么是高端知识型的，要么是工资低廉的，因为工人们仍然要和海外廉价劳动力竞争。（虽然中国的工资正在提高，但要和美国工资达到同一水平还需要几年。）制造业回来了，没错。但这些制造商和过去有所不同，工业公司还将继续面临华尔街的压力，继续提供那种短期回报的大量提振。而海外竞争者大多为家族企业，它们根本无须为此操心。

在这一点上，伊梅尔特在抛售通用金融后用着一大笔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承诺为股东带来一笔高收入。这可谓意味深长。这笔交易将让通用电气有能力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以回购和红利混合的形式交付900亿美元。就像伊梅尔特自己说的那样，这是讨好投资者的“典型资本分配手段”，虽然通用电气摆脱了“大而不能倒”的头衔，以避免必将到来的更高的资本和监管成本。当然，当伊梅尔特做出返还现金决定的时候，他必定已经考虑到，自己在首席执行官的位子上待的时间已经比标普500领导人近年来的一般年限长了大约5年，投资人已经厌倦了他那一套组织重组的故事。当时就给他们发钱显然是让通用电气朝向更可持续发展模型继续转变的代价。华尔街当然在听到派彩的消息后大涨了一笔。

当通用电气向前发展，再度和自己创新的根基联系起来后，华尔街的欢呼是否还能保持这么响亮就将成为一份揭示现实的声明。有些公司将会把实体经济摆放在金融项目之上，这份声明将展示公开市场对这种企业的接受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