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是如何制造食品危机的

乔瑟特·希兰在2007年成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署长。之后不久，她就开始在与世界领袖会见的时候携带一只小红杯子。为了让他们理解全球粮食价格上涨会如何转化成饥饿，她会拿出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标准量杯。这种杯子用于给全球2000万名学龄儿童分粥，每人每天一杯。希兰的杯子底部潦草地写了一个名字莉莉，证明这个小女孩曾经使用过它。希兰会把这个小物件展示给财长、总统和亿万富翁们，这些人掌握着世界粮食计划署喂养的每一个孩子第二天的生活。接着，她会给这些人看半杯的刻度，展示食物价格翻倍将如何让世界另外1.4亿人陷入饥饿之中。[1]

这对我们是个残酷的提醒：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食物是用来保命的。但在华尔街，食物还用于交易—交易得越多，世界其他地方为食物付出的价格就越高。在2008年，世界在35年来第一次面临严重的通胀大潮，且许多地方同步出现，这十分不同寻常。这次通胀主要归功于粮食价格和能源商品价格的急剧上涨。价格上涨部分是因为全球经济增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增长势头一直很强劲，新兴市场的人民吃得更好，驾驶了更多车辆。但随着大衰退的来临，全球需求量急剧下降，所有类别、所有国家的商品价格都在上涨，人们清楚地发现在供求关系之外还有因素在商品价格上涨中发挥了作用。[2] 这个因素就是实体经济的金融化。

据《经济学人》杂志称，食品的实际价格在2008年达到了自1845年以来的顶峰。[3] 2008年也是记载中第1次在全球有10亿人口在忍饥挨饿。在美国，粮食、燃油和棉花等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在之后的1年多中持续增长。在加油站（在2009年春，汽油价格连续45天上涨，是自1996年记录以来最长的区间）[4]、饭店和支付热力账单时，我们得到了切实感受。在广袤的发展中国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普遍的饥饿，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饥荒、暴乱和政治动荡。例如在俄罗斯，通胀率达到了惊人的15%，消费者又开始囤积食物，贮藏了足够食用数月的面粉、意面和食用油等必需品，和苏联时期物资长期匮乏时的做法一样。与此同时，随着煤炭价格高涨、政府规定电费，小火电被迫关闭，中国遭受了创纪录的能源短缺。

在22个国家都出现了与粮食相关的暴乱。因为粮食和燃料通膨，一场大规模暴乱推翻了海地政府。就连美国，价格动荡也在农业引发了严重问题。2009年3月，184名人权和饥饿救济组织的人员向奥巴马总统递交了联名信，要求他抑制大宗商品投机，用刺耳的言辞提出了价格波动的问题。信中说，增长飞快地粮食价格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死亡。之后，当粮食价格以同样的速度下跌时，“发展中国家和美国的农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农场。”[5]

摩根士丹利在2008年6月发表的一份报告如此总结：“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发现全球190个国家中有大约50个国家通胀率达到两位数。”其中包含了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换句话说，摩根士丹利惊讶地发现—鉴于华尔街在这个数字上的作用，这多少有点讽刺性—世界上大约一半的人口在忍受基本生活必需品两位数的价格上涨。

现在这些事情大多被人遗忘了，因为差不多同时发生的1.3万亿美元的次贷危机在经济影响上让粮食危机相形见绌，最终通过让全世界陷入衰退拉低了价格。但股票是不能吃的。在暴跌之后，美联储带领世界的中央银行开始向市场中输送大量现金试图抵消大衰退的效果。大宗商品的价格再次开始上涨。全球经济增长依然缓慢，但占世界大多数人口支出的60%甚至更多（在美国是典型家庭预算的约20%）的主食和能源的价格开始急剧上涨。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投资者们有了更多可以操纵的资金—他们将之投入进了大宗商品市场。一位美国对冲基金大鳄迈克尔·马斯特斯在2009年就指出，大宗商品的价格似乎并不仅根据供求关系起伏，这有点可疑。在2009年关于市场投机问题的参议院听证会上马斯特斯说，“美国经济总量在2008年头6个月一直下降。在这段时间，全球石油供给在上升，全球石油需求在下降……然而，虽然有如此多供过于求的石油，每桶油价依然惊人地上涨了85%。”[6]

几年后，从2010年开始，橡胶、小麦、玉米和石油价格又开始迅速上涨，相同的事情发生在许多种大宗商品上。在2011年春，美国复苏才刚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腾飞，沃尔玛的首席执行官威廉·西蒙就警告消费者要为所谓“严重的”通货膨胀做好准备。他说，“我们预计成本上涨将会以相当快的速度到来。”[7]同年，许多中等收入和低等收入的美国人忍受着经济危机的余波，人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了食品通胀的影响。美国农业部门数据显示，21%有孩子的美国家庭“没有食品保障”，这意味着他们为没有足够的钱购买食物感到担心，或需要因为经济原因减餐或吃得更少。[8]

与此同时，世界见证了突尼斯的第一波社会动荡，最终发展成完全改变了中东格局的阿拉伯剧变。与许多革命一样，这场动乱始于粮食暴动。“粮食（和其他金融危机相比）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威胁，因为它对世界上如此多的穷人有那么深刻的影响。”沃顿商学院风险管理与决策中心的主任艾万·米歇尔-克嘉在那时告诉我。粮食还是许多其他风险的放大器，特别是政治风险。今天，因为世界的互联性在不断增加，粮食的影响扩散的速度快了很多，华尔街对一条面包价格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9]

自2008年以来，关于华尔街在大宗商品市场中所起作用的辩论不断发酵。正是因为在金融危机之前的5年，世界整体增速比以往快了许多，华尔街的影响才很难理顺。然而与我交流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许多银行家都认为金融投机在促进大宗商品动荡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观点的证据是所有东西的价格都在同步上升和下降—在历史上这是很少见的趋势。

2011年4月，一名叫作弗雷德里克·考夫曼的记者为《外交政策》杂志撰写了题为“高盛如何炮制了粮食危机”的文章，明确将责任归咎于华尔街。[10]考夫曼描述了许多证明粮食和其他大宗商品金融化的程度之深的整体的统计数据。自2000年以来，对大宗商品相关的指数基金的投资增长了50倍。这种变化有多种原因：高盛在1991年发明了商品指数基金，让原材料成为可以被投资人购买和出售的证券；而在2000年大宗商品市场放宽监管，可谓火上浇油；2008年的金融危机吓跑了股市的所有人，驱使投资人进入原材料等“安全”领域；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开始的第2年，为帮助商业街而投入市场的4.5万亿美元最终落入华尔街，让后者多了大笔低息贷款来挥霍。这笔钱的大部分都落入大宗商品市场，极大地抬高了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人们用来取暖、给汽车加油和食用的原材料。对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果腹这种基本需求一时都难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