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大多数人不知道私募股权模式是如何运作的，但有很大可能你或者你认识的其他人正在为私募股权公司工作。根据一些近期的调查，每14个美国人中就有大约、个工人的公司至少部分被私募股权公司掌握。[24] 更惊人的是，我们许多人为这些公司提供了资金支持，通过我们的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私募股权近年来的大部分融资都是从养老基金（提供44%的资金）、共同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和富有的个人那里得到的。然后他们将资金投入到一些资产组合公司中去。这实在是个不可思议的体系。我们的储备现金支持的公司有很大可能削减了我们的工作，这反过来当然让我们更加买不起房。与此同时，私募股权利用这个事实进行资本化，从这个许多一般消费者没有金融资本参与的市场中赚取了高昂的利润。这就是封闭的金融化循环。
那么，这样大型的机构投资者为什么要将自己的资金交给华尔街之狼呢？因为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回报率要求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领取养老金的人需要拿到养老金、大学需要资金支持、专制国家的政府需要更多主权财富基金给本国人民提供经济补助，以剥夺他们的政治自由。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投资人给利益相关者许下的承诺一开始就是失真的。比如许多养老基金承诺8%的年回报率，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这个数字看上去不大可能实现。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投资者找到了私募股权巨头。后者以能够迅速得到大量利润的能力闻名，常用手段包括公司裁员和资产销售，但同时还有能够进入私人市场某些对非金融内部人员关闭的领域的能力。
这些领域之一即为高科技产业。硅谷的公司整体上是美国增长最为迅速的一群，除非极其必要，否则它们越来越倾向于不上市。这主要是因为公开市场施加的目光短浅的短期压力。想想Uber或Airbnb这样的公司，虽然已经募集到了数十亿美元的私人资金，但它们还是抗拒首次公开募股这种需要挂牌上市的融资手段。只要能够避免，这些公司就不想在公开市场上市，因为它们清楚这将迅速把自己变成维权投资人和那些抗拒实行长期战略的人的新靶子。这意味着如果你想要与这些公司一起创造财富，你就必须要与在这种市场进行投资的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进行合作。
这个所谓“成长投资”的领域对私募股权公司来说相对新鲜。旧有模式—收购公司、大规模借贷，然后将公司卖给最高投标人—很大程度上已经没钱了。现在企业估值如此之高，很明显，未来的私募股权基金可能无法使用这个模式获得原来那么高的回报率了。从很多方面来说，成长投资就是对这个事实的反应：作为备选方案，私募股权基金开始选择在热门初创公司中占据小股东的地位。[25]这种典型初创公司融资循环的反转包含了许多让人不安的意味—从美国最具创新力的公司创造的财富分配越发不平均，到随着这些公司在自由市场的发展致使金融越发不透明。
长远来看，就算使用这些新策略，投资私募股权基金能够得到报酬的观点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一份2009年的研究表明私募股权收购基金的投资者得到的收益，在刨除基金的大笔手续费后，收益率低于标普500收益率的平均水准（在这章后半部分我们会回来讨论这个话题）。[26] 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了警告，声称养老基金本身通过在私募股权和其他高风险的“备用”投资类别中的投资，将会拥有“大而不能倒”的那种系统金融风险。与这个评价相呼应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它们在去年声称养老基金与私募股权串通在市场波动期会对自己的偿付能力造成“严重损害”。[27]
就连一些最富经验、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如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机构，管理教师、消防员、警察和其他州政府官员的退休账户），也很难从私募股权公司那里得到自己资金使用去向和收费明细的完整说明。惊人的是，加州州财政部长江俊辉在2015年抱怨说，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的工作人员，都完全不知道25年间他们为运营基金资产向私募股权公司的经理支付了多少钱。从经纪人提供给他们的冗长难懂的文件完全不可能找到答案，唯一确定的就是这笔费用十分高昂。“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的账单总额可能是个天文数字。” 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的私募股权专家卢多维奇·法利普教授说，“看到真正的数字时人们会噎住的。”[28] 难怪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近期做出决定逐步减少所持对冲基金的40亿投资组合，认为高成本和高复杂性会让风险过高。
许多人期盼这就是转折点，希望其他养老基金有样学样，但令人吃惊的是，对复杂、高收费产品的投资还在继续。[29] 私募股权大亨是华尔街最富有的那部分金融家，他们的行动散发着某种光环，给那些刚入行的金融玩家注入自信。想想他们能俯瞰曼哈顿全景的漂亮专属办公室，遍布世界级艺术作品，宫殿般的汉普顿大宅，还有流行明星登台表演的生日宴会。影子银行业的领导人惊才绝艳，富有魅力和说服力—并且十分无情。我在20年财经记者生涯中见识到的最印象深刻的办公室装饰之一是精心抛光后的古董弹射椅，来自一架二战时期的战斗机。这把椅子放置在亿万富翁维权股东阿克曼，这位杰西潘尼改组失败和促使康宝莱破产运动背后的男人的会议室中。
在这些公司中，机构投资者和将资金交给他们的富有个人被当成“有限合作伙伴”，但他们权利很有限。普通合伙人，比如黑石集团的施瓦茨曼，能随意使用现金，一般会去寻找那些能够最快为私募股权公司自身带来利润的公司。这可能包括买断上市公司、将其带入私人市场，再重新抛售（往往在将公司拆分以提高销售价格之后）、从创始人手中收购家族企业、收购希望抛售资产的大公司的部门（想想黑石集团收购通用电气的商业房地产交易）或收购其他私募股权公司，并买进非上市公司。私募投资组合中的公司往往互相之间毫无关系，因为它们的买进并非为了促进对方增长，而是为了让基金赚钱。在这种意义下，它们不过是能够被购买或销售的一束资产而已，并非应当得到照料并自由成长的实体，将它们组织起来也不是为了互相支持。
从结构上来讲，这种设定让私募股权公司的行为像是资产组合公司的控股公司，减少了其法律责任。想想搞砸了的2006年铁狮门和贝莱德投资的交易。它们建立了一个私募基金购买了史岱文森镇和彼得库坡村著名的曼哈顿房租管制公寓。这份价值54亿美元的交易中20%为股权交易，80%为债务（这是为了得到最佳优惠税率，因为我们的税法偏袒债务，而非股权。我们在下一章将会了解这些）。合伙人们想要踢开租客，将房租管制公寓改成分户出售的公寓，但当这个计划因众多反对者和法庭裁决而搁置时，他们拖欠了抵押贷款。他们的投资人—包括英国国教会、新加坡政府、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和其他两个总部设在加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公共养老基金。结果共损失了8.5亿美元。但铁狮门和贝莱德将责任从自己的账面上去掉，转嫁给了自己为此成立的股权公司，因此除了最初每家1.12亿美元的投资外没有受到其他损失。它们非法提高了租金，因此租客们应得到2.15亿的退款，但这两家公司也没有为此负责—这些损失被房地产的新拥有者吸收了。整场灾难几乎没有给铁狮门的年回报率产生任何影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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