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奖励的是金融家还是实业家

之前我们看到了，苹果公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雇用了让人难以置信的金融操盘手，将2000亿美元现金藏匿在海外银行账户中—一切都是为了躲避美国的税务专员。值得注意的是，公司在做这些的同时还在美国市场发行了债券，以便维持那些让世界上最富的人中饱私囊的股票回购和分红。但这种做法绝非世界上扭曲公司税费的最奇怪方案。事实上，最近几年，税收倒置这种真正让人叹为观止的财政手段层出不穷。所谓税收倒置，本质上是美国公司为避免支付应缴的赋税，通过收购外国公司进入税收更低的海外税务管辖权范围。

近期，这类避税手法最著名的案例是美国制药巨擘辉瑞制药。数年来这家公司开发新药不力，为此导致利润下滑，陷入窘境。一开始，为了迅速获得利润少缴税，辉瑞在2014年试图收购英国大制药商阿斯利康，但并未取得成功。提出并购后，辉瑞陷入大型公关危机，奥巴马总统甚至声称追求税收倒置的公司是企业“逃兵”。然而在一年半后，辉瑞成功为并购总部设在都柏林的爱力根投标（爱力根本身也是在美国创立的，为减税转移到了爱尔兰）。如果这份交易取得成功，将会为辉瑞节省210亿美元的税款—这个消息让希拉里·克林顿等政客要求进行改革制止这类行为的呼声更加高涨。希拉里说，防止辉瑞制药这类数十年来从政府投资的科研中取得重大利益的公司逃避“应当缴纳”的税款至关重要。[1]

辉瑞的首席执行官对这场交易并无悔恨之意。考虑到这家公司的文化和历史，这并非意料之外。在我撰写本书时，与辉瑞同事过的一位顾问开玩笑说，辉瑞实在是一项“公司模样的金融战略”，因为它的利润大多来源于收购其他真正知道如何制造药品的公司，而不是本身投资药物研发。另一位顾问说，按照辉瑞本身研究工作的成果，它还不如将花在研发上的钱用于在冬天给自己的大楼供暖。

但倒置交易并不仅仅是为了节省研发支出。根据辉瑞自己的坦白，提出这项交易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贮藏本该上缴美国政府金库的现金。通过创造出一个纳税地点在海外的并购公司，辉瑞能够让公司的海外利润无须按照美国税法上税。当然，只有金融化的实体经济才会提出辉瑞这种解释，说这种策略“符合并购公司的股东的最大利益”。[2]

当然，为了挽回面子，辉瑞采取了此前数次并购中使用的借口，援引合并开发基地和研发中心的规模经济。辉瑞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伊恩·瑞德为了安抚公众和政界的怒火发表了些官样文章。“通过这次合并，辉瑞将拥有更高金融灵活性，促进我们继续为患者研究开发新的创新性药物。”他说道。他还补充说，这次合并还会“直接将资本回报回馈给股东，继续在美国进行投资，并让我们对商业发展机会的追求能够在更具业内竞争力的基础上展开。”

就算是在华尔街，也很少有人相信他。这种论证没有得到多少历史验证。企业过去的几次并购尝试让数万人失去工作，但大型创新产品从未成真。在2000-2015年，即便道琼斯平均指数上升了55%，辉瑞制药的股价还是从46美元跌至32美元，这是主要原因。在失败的阿斯利康收购企划中，辉瑞声称自己的药品与目标公司开发的药物是互补的，这种论调就算在华尔街也没多少人相信。“有人会相信制药公司能够通过追求低税收和削减研发支出创造出长期股东价值吗？”哈佛商学院教授比尔·乔治在阿斯利康竞标时在《纽约时报》一篇评论性文章中说。同样的问题当然可以在爱力根竞标时再问一遍。两者的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

辉瑞的倒置交易条款很诡异，让人感觉仿佛不是辉瑞，而是爱力根在进行收购（为了绕开美国的法律障碍）。这项交易的时机非常糟糕，跟在一大批类似的税收倒置交易之后。近年来，至少有50家美国企业达成了类似的交易，其中20笔交易发生在2012-2014年之间。这些交易对银行来说是大福音—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花旗集团在这段时间之前通过指导企业执行此类操纵行为赚了近10亿美元。意料之中，这些收入直接来源于美国商业街的支出。根据国会联合税收委员会的说法，税收倒置将在接下来10年中让美国政府损失194.6亿美元。[3] 这种形势遭到了大西洋两岸政界的抵触，提出了一项重要问题：这类公司中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创新”？乔治简明扼要地提出了这个重要问题：“目的究竟是为了促进大型制药公司开发救命良药，还是通过金融战略替股东赚钱？”[4]

遗憾的是，我们知道答案是什么，至少当讨论到辉瑞时是这样。虽然奥巴马提出了政策规则，让公司更难出于税收原因向国外迁移，但政客尚未在美国许多大型公司实行的普通离岸金融巫术中掀起风雨。这类巫术策略在金融、技术和制药产业中尤其常见—也就是知识产权推动的行业。在这种行业中，资产的虚拟性质（想法、配方、专利、算法之类）让公司十分容易将利润转移到税率最低的司法管辖区，不管它们究竟来自何方。

听说过双爱尔兰避税法吗？荷兰三明治法呢？这些并不是鸡尾酒或酒吧小吃的名字，而是相当复杂的金融战略，许多美国公司利用它们将自己在国外获得的利润转移到税率更低的国家。虽然名字听起来有些傻，但这些技巧有一个严肃的不法企图：凡是可能的时候都要将资金从美国转移走，以避免本土采用的高昂实际企业税率。比如在爱尔兰，企业税率为收入的12.5%，在美国的税率则是35%。同样的故事发生在荷兰，那里企业税率低于25%。

利益相关的资金数额如此之大，难怪大公司们这么擅长此类税收套利的游戏。部分估计认为，美国企业在国外的床垫下藏了2.1万亿的海外收入。[5] 他们的借口当然是他们需要在海外贮存资金因为美国的税率就是太高了—美国的法定税率是大约3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水平则为29.7%。[6] 然而在聪明的律师大军帮助下，财富500强公司支付的平均税率为19.4%，许多公司甚至通过国会在这些年贡献给他们的慷慨漏洞（下一章中会有更多内容描述这是如何发生的）将税率压至低于10%。实际上，这是美国公司能一边享受创纪录的利润空间，一边背负低于从前数十年的美国整体税收负担比重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