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在危机后关于如何让金融系统更加安全的辩论中，一大部分都集中在了复杂的金融风险计算上。在华盛顿特区或其他地方发起一场关于金融在我们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的清晰合理的辩论如此困难，其原因之一是对这类数字的痴迷与随之而来的复杂语言和“专家崇拜”。当金融家和金融俘获的公务员面对通俗易懂的语言写就的批判性问题时，他们总是回击称这些问题太过简单化或太过民粹主义，或者声称这些问题不够严密，“无法理解”。[53] 如果你告诉他们应当在这场游戏中投入更多自己的资本，或者你不理解为什么让他们持有更多资本会导致更难放贷，他们会祭出许多复杂的金融术语—“一级资本”、“流动比率”、“风险加权资产负债表外的项目信用风险”—这些会遏制有价值（也就是看得懂的）辩论的术语。伊丽莎白·沃伦告诉过我，“（在金融危机期间）打开电视，就会听到这些人用所有这些复杂的词语，就说了一个‘别担心，我们是专家，我们知道应该干什么，我们来负责，我们会处理这个的。’顺便说一句，我们就是这样沦落到这个局面的—（通过假设）专家会处理这个。” [54]
看穿这层障眼法至关重要。金融和金融的支持者与部落一样，使用内部术语来迷惑恐吓其他人。然而当我们考虑如何让银行业重归实体经济，复杂就成了我们的对手。正确的问题是最简单的问题：金融机构做的事情能够给实体经济带来明细、可预测的利益吗？我们已经看到了，答案往往是否定的。
至于媒体，在清楚明了地给大众解释这些事情上做得也不够好。其原因之一是缺乏拥有优秀金融才能的记者（这个问题自我入行23年以来一直存在，但是在近期变得更加严重了，因为新闻机构的资源缩减了）。而其他原因，根据我的经验判断，还有微妙的恐吓。华盛顿经济官员与媒体的会面往往是小组形式，这让会议更容易被官员把控，也让会议质量接近高中食堂的水平。这里存在着一种权势等级，有些记者在俱乐部中，有些记者现在不在其列。那些在棘手问题上要求得到慢点说或清晰答案的记者，或承认没弄明白某些事情（通常情况是，如果解释得更加清楚，就会暴露监管不力的某些决策）的记者很可能得到白眼、不耐烦地手指敲桌子，甚至可能不再被邀请参加此类会议。这种控制陈述的方式微妙但有效，特别是金融方向的跟队记者。他们需要反复联系同一个消息源，无法承担失去联络人的风险。
试图让人觉得自己非常愚蠢或者拉帮结派这种消灭异议的操纵手段并不仅仅局限于媒体。沃伦在她的作品《奋斗的机会》中讲了一个惊人的故事。一次她与时任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劳伦斯·萨默斯共进晚餐，期间萨默斯明确表示沃伦拥有一个选择。她写道，“我可以选择成为内部人员或者外部人员，”“外部人员能畅所欲言，但内部人员不会听他们的。相反，内部人员有许多渠道和机会推广自己的想法。人们—有权势的人们—会听听他们的意见。但内部人员也需要了解一个颠扑不破的原则：‘内部人员不得批评其他内部人员’。我得到了警告。” [55]
谢罗德·布朗议员是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资深委员，也是另一位支持金融改革的知名人士。他感到十分遗憾，因为华盛顿挤满了游说者和使用内部人员崇拜、微妙恐吓和复杂语言来混淆事实的公务人员。“对医药问题进行游说的人使用一种语言，对银行业进行游说的使用另一套语言。许多国会议员或参议院不想表现得愚蠢，所以他们也许不会将所有问题都问出来。”布朗说。“我有些意识到了这一点，然后我想，好吧，我不在乎问的问题听上去是不是很蠢，因为最终我是要学习东西的。这让我解放出来，将不安全感丢在一边，开始询问更难回答的问题。”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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