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绝复杂，降低杠杆

首先需要让金融体制比以前更简单，更透明。我们已经听了不少“大而不能倒”的银行故事，不过从某些角度来说，更加关键的问题是，大多数金融机构只是“繁而不能理”。如前所述，就算是声誉最好的机构中最聪明的风险经理也不知道自己公司中发生的所有事情，其原因正如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前主席加里·詹斯勒所指出的，“不可能全知道。”[1] 怎么可能有人能够完全监管美国金融系统中每天发生的、价值81.7万亿美元的数百万笔交易呢？[2]

由是，我们有理由担心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在让我们的金融系统更加安全这个问题中究竟有多强的行动力，因为这部法律本身就相当复杂。《多德-弗兰克法案》有2319页长，而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仅用了37页就将投资银行从商业银行中剥离出去。《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长度反映出了第十章中所讲的游说者的力量，也为聪明的律师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新漏洞。

那些认为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不足以充当预防金融危机的银色子弹的批评家是正确的。独立的商业银行中肯定还会出现坏事（记得储贷危机吗？）。在放贷和交易之间重新划清界限会付出代价，也会带来益处。法规也需要更改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对2008年危机的研究，与2008年之前许多起危机带来的教训都证明，这些事情不但应当完成，还要考虑未来可能的风险所在。（风险几乎永远不会出现在你认定的地方，但对过去危机的认真分析会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判断。）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在2008年崩盘后，大众非常支持这部法律，因为它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明文禁止金融家使用政府担保的资金来进行博弈。运用这种简单是监管的一个不错的开始。路易吉·辛格尔在《资本主义为民》（A Capitalism for the People）中指出，“美国建国原则之一就是无代表不纳税。这条原则应当加上一句，无管制不代表。但是如果管制条文太过复杂，人们无法理解它们，就不能完全参与民主。因此，简单的管制条文对建设为民的资本主义至关重要。”[3]

除了银行结构和常规手续外，金融系统还有许多部分需要解释清楚。监管者和政客需要持续奋斗，争取让所有衍生品交易都在受监管的交易场所中进行，让所有市场参与者都能看到售出了什么、何时售出、售出价格几何。没有借口不这样做。毕竟，平等的市场准入和信息共享是亚当·斯密健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先决条件。我们还需要更好地监管影子银行，终结离岸银行，并堵上那些制造了创造性会计的税制和企业备案漏洞。这种创造性会计不仅隐藏了企业资产负债对照表中的内容，还隐瞒了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层获得的期权薪酬收入。这些做法大大有利于提高金融的透明度和遏制第四章中讨论过的短视问题。金融交易税—类似曾经提出过的托宾税—同样也在这方面有所帮助。它要求银行为自己每一笔债券、股权和衍生品交易支付少量费用，反正这些交易许多（本书探讨过了）都对实体经济收益甚微或没有任何好处。[4]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终止金融业的“专家”崇拜，让更广泛的群体—远远不止一小撮金融领袖、政客和倾向于拥有相同金融中心经济观的监管者—来参与对话，讨论金融系统应当如何运转、为谁运转。“我们需要不再把银行当作和其他行业没什么不同的行当。”斯坦福教授阿娜特·阿德玛蒂说。他与马丁·黑尔维格合著的作品《银行家的新衣》（The Bankers' New Clothes）中提出了一系列聪明的办法来改革并简化金融业，其中包括要求银行使用更多股权对抗风险。[5] 实际上，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银行业应当被看作是实体经济的辅助者，应当使用更高标准要求的催化剂。银行对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美联储的新规定怨声载道，但新规定仅仅要求它们在风险交易中加入5%的自身资产。与此同时，美国其他企业大多连相当于自身资产50%的贷款都不敢想象，更别提95%了。阿德玛蒂说，“银行设法说服了我们，让我们相信它们应当受到特别款待。”它们的手段一般是援引复杂的论述和使用内部行话。记住，银行家口中的“现金”往往意味着债务：它们为其他人保存的存款。

阿德玛蒂希望看到监管者要求银行股权投资占其投资的20%-30%。她说，“如果银行想要进行交易，”“它们应该被强制使用自己的钱来赌博。”许多其他支持改革的金融专家都同意这一点，尤其是考虑到如果银行交易失败，杠杆（意思是金融机构用来提振回报率的债务）能几倍放大其对经济的负面效应。“不对杠杆多加限制是疯子一样的不负责任。” 普林斯顿教授、前美联储副主席艾伦·布林德说。他的著作《当音乐停止之后》（After the Music Stopped）探讨了危机出现的原因及存在的风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副主席、银行改革支持者托马斯·霍利格也支持这一点。他说华尔街常用腔调认为，限制杠杆会让银行缩减对实体经济的贷款，这是一派胡言。他在《金融时报》一篇专栏中写道，如果高杠杆率会促进放贷，那么“这是建立在牺牲纳税者的基础上，通过让大型银行—和实体经济—更容易受到冲击才能做到的。”[6]实际上，有证据表明，拥有更多资金的银行在繁荣与萧条的周期中更容易 维持放贷率。

在我们努力降低风险的同时，我们需要接受一点：没有任何单一的模型或神奇的算法能够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我们在第二章已知，金融化的蓬勃发展立足于一个认知，即有一个特别的指标掌握着绝对真理。新经济思维研究所主任罗伯特·约翰逊说，“我们需要停止筛选数据，寻找能够讨好有权势的人的答案。”“我们应当停止假设金融是一种自然科学并拥抱混乱。否则我们就是在假设自己处于计划经济之中。”换句话说，金融并不像牛顿的物理学那样机械，虽然金融领袖希望我们这样认为。金融更像是生物这种混沌的科学：无法预测，充满人为误差和感情。我们应当预料到危机的出现并做好准备，不仅仅通过让银行更安全简洁地完成自己的业务，还要要求金融家和金融系统本身在危机真的来临时付出自己的那一份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