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新的增长模式

美国私有公司和上市公司之间的对比凸显了一个关键问题，即金融化既是经济增长放缓和企业部门不向实体经济投资宝贵资源，而是将之投入市场中的原因，也是其表现。我们已经看到了，金融过多阻碍了经济发展。但经济增长放缓也会促使政策制定者转向金融以求能够快速修复系统中的深层结构问题。从许多角度来说，近期中国经济下行和由此引发的全球市场动荡只是已经进行了数十年的金融化恶性循环在最近发出的回响。记者法里德·扎卡瑞亚管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叫作“其他的崛起”，这给美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压力。[15] 但是也创造了一大笔新的财富供这些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这些财富大多流入了我们的金融市场之中。我们在第一章看到了，现金过剩让银行家可以操纵额外资金，在美国制造出新的债务泡沫，掩盖了长期增长放缓和越发严重的不平等，至少短期内这个情况不会改变。这只泡沫得到了放宽监管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低息货币政策的助力，最终在2008年破裂，造成美国企业和美国消费者一起停止了支出。

但是债务像能量一样，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披上新的外衣。当我们停止支出，中国等其他国家就会利用闲置的资源。在过去六年中，中国人自己酝酿出了空前债务泡沫。就像曾经的美国次贷危机一样，这个泡沫现在破碎了，影响了全球市场，只不过程度略浅—至少现在还是这样。美国次贷危机和中国债务危机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但在一个关键点上十分相似：它们都显示了国家如何试图把债务和金融市场当作支持虚假经济增长的手段，而不是使用能够成为支持强劲实体经济的增长模式。[16] 或早或晚，这种方式只会以泪收场。

怎样才能摆脱这异常的循环周期呢？全球的主要经济体—美国、欧洲、日本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必须都参与进来。美国需要给经济增长设置新的大胆目标。这个目标将刺激美国，制造出短视的金融永远无法带给美国的生产率提高和创造性。（那些声称这种目标与自由市场社会不符的人应当看看英国、德国、法国和丹麦等国家。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这些国家都拥有成功地支持了全国经济增长的计划，将私营部门和上市部门联系在一起。）许多聪明人根据这些原则提出了想法。例如，各个派别的学者都提出过国家绿色经济刺激计划的变种，鼓励可再生能源技术等方面的创新，从而同时解决经济增长和在人口越来越多的星球上进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不过这将要求两党统一政治意愿。实际上我对此表示乐观，因为极左和右派部分越来越多地达成共识，认为金融化的、市场驱动的“增长”主要回报的只有社会上的顶层人物，而无法达到共享繁荣。

至于欧洲，则需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联盟—一个“欧罗巴合众国”，拥有相同的财政政策，财富能够从富国向穷国转移。[17] 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够或者应该成为德国（实际上，德国本身如此富有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的邻居大多都是它产品的消费者，而不是竞争对手）。如果欧洲能够发掘政治意愿，创造美国所享受的那种真正的联邦体制，它们在创造可持续增长方面就会占据一定优势。这是因为欧洲现存的许多企业管理结构—共同决策制、更加合理的高层薪酬水平等—和它们对广大公众福祉的社会民主的承诺对普通民众的服务已经相当不错了。

在改革方面，中国大概是经济结构中最困难的部分了。中国正试图从制造廉价鞋子和灯具的地方转型成为成熟的服务型经济体。这种转型只有四个亚洲经济体成功完成过：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所有这些国家都比中国人口更少，政治制度也简单得多。在中国，依然运行着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将资金注入到生产力较低的国有银行和企业中，而让生产力更高的私营部门却资源稀缺。就像美国一样，这个系统不但非常不公平，金融化程度也很高，尽管这是另一种金融化。让这个问题更加复杂的是中国的巨额债务负担（中国债务总量，包含金融部门债务在内，是GDP的2.82倍，这一数字十分惊人）、房地产危机和动荡的股市。[18]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试图巩固权力，据推测将推动必要的改革。这一过程将开罪从现有体制中致富的人。考虑到中国代表了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头羊，这几乎将世界带回了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之前的样子：寻找更优秀、更可持续的方法来刺激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