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权给企业家

虽然美国仍旧面临许多问题，但它依然是全球经济这个丑陋的街区中最漂亮的一所房子。我们的现代金融体系塑造了今天的世界。如果我们能够制造一个更加健康的市场，这个制度将把整个全球经济带入正轨。

然而，这要求我们提出对金融系统及其在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新理解。2008年以来的危机证明，我们已经看到了金融化能带给经济增长的一切。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模式，它不会只让一小批人富有，而是以一个更加可持续的方式让更多人富裕起来。我们需要结构更加公平的市场，这个市场拥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写的平等机会。我们需要没有被金融界俘虏的政治经济体制。我们也需要金融界意识到自己应当是实体经济的伙伴，而不是目标或目标本身。就算我们不理解华尔街的细节，我们内心深处也都知道现行金融系统难当大任。怎么能让1%的人口拿走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让一个仅创造4%就业岗位的行业攫取美国企业利润的近25%？

为了能达到更好的水平，我们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改变。其中有一些是大事：涉及怎样对政治献金进行改革以便让银行业（或者其他任何行业）游说无法抹除立法者和监管者的全部努力？怎样才能摆脱目前这种有争议的、生产力低下的劳动关系制度？当然，有些挑战是技术层面的，例如决定银行改革的细节、奖励津贴的结构、应当首先堵上具体税法的漏洞等。有些则是哲学层面的：我们的市场资本主义制度怎样才能实现最优结构和最佳监管？我们的商业领袖应当如何培养？社会资金和财富分配的方式哪种才是最好的？

我不认为上述问题中的任何一个会有唯一的答案，但我认为要想好好回答这些问题，则需要对金融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提出新的、更加准确的理解。沃伦参议员说，“对2008年金融体制和经济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从未达成过一个一致同意的看法。”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让没有特权，也没有被金融俘获的人进行一次细致入微的分析。

我们也许可以用航空安全打个比方。几十年前，航空旅行逐渐普及开来，飞机事故也愈发频繁，于是我们需要清楚地理解越来越多的问题。一开始，政府允许监管者和航空业取证检查事故原因并提出修正建议。这个安排与今天金融界的模式十分相似。但这个安排在责任方的认定上引发了偏差，因为不论是航空公司还是监管者都不愿承认自己一方有任何问题。最终，这个事故分析的工作从航空业的监管机构联邦航空管理局中剥离了出去。完成这项任务的专家进入了新成立的独立机构—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这种监管结构极大地缩减了全球飞机事故的数量。麻省理工学院的罗文全等专家提出过在金融界使用类似手段。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一个政府机构了—金融研究办公室。它隶属财政部—这有助于它实现自己的功能。金融研究办公室在2008年危机后成立，目的是检查风险潜伏在金融系统的什么地方。它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如果能够实现独立，并从财政部管辖权中脱离，它或许能够进一步探索金融危机发生的经过和原因，并让我们的系统更加安全。考虑到金融系统的危机影响了多少人（显然比飞机失事影响的人数多得多），这个目标应当放到一线和中央的位置。

改变的途径之一是用不带偏见的眼光研习危机的历史。重塑未来的金融文化则是另一种途径。我们可以用创造一个金融业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作为开端。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经向我指出，“我们谈过许多金融哪里做错了。但一个强有力、健全的金融系统是健全的经济体的先决条件，更别说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了。”这也是为什么在讨论华尔街哪里做错了之余，我们还应当问一问新问题的原因：金融能做好什么？银行家怎样才能帮助实体经济和社会？市场怎样才能让我们所有人从中获益？在本书中，我不仅描述了金融家的故事，也描写了企业家。他们有些身在金融业之中，不但做好事，好事还做得不错。我相信，其他地方还有许多企业家，如果我们改变了金融系统的规则，让它能更好地为经济和社会服务，更多企业家将会不断涌现。

医学有的，金融也要有—首先，不要伤害任何人。我试图在本书中阐明，当金融以商业为代价发展时，我们必须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们应当试图想象，如果金融能够回归其初衷，为创造了金融系统的我们所有人服务，又有什么可能会发生。我认为我们将会拥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在此占据优势的不再是金融家，而是实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