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等因素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参考随洪光（2013）^[18]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因素的设定以及第一章中对经济增长质量相关文献的分析，本书将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素分为前期经济增长质量、经济体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三方面的影响。因而，本书将模型设定为：

其中Qt-1代表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质量；INTERNALt代表经济体内部因素，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依赖于科技创新水平的上升与资源利用率的提升，而这些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因而，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内部因素主要包括经济体劳动力水平、政府行为与高等教育水平等；EXTERALt代表世界市场波动、技术水平等外部因素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国际市场的波动，国际贸易投资体系的变化与调整、不确定因素对金融市场的冲击都影响着各国经济的稳定性水平，进而影响经济体经济增长质量，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质量。而FDI与进口额经常作为反映某一经济体对外开放程度的代理变量。因而，本书将经济增长质量影响因素的模型设定为：

经济发展是中国与印度政府的主要目标，尤其是在发展是硬道理的中国，政府行为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因而本书选取政府支出占GDP百分比作为政府作用的代理变量。本书采用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增长率（GP）、高等教育在学率的增长率（EDU）、政府支出占GDP百分比（GOV）作为经济体内部影响因素的代理变量研究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情况，采用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的比例（FDI），货物和服务进口占GDP的比例（IM）作为经济体经济增长质量影响外部因素的代理变量。

（一）劳动力人口增长与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由于劳动力人口的增长率、高等教育都涉及人口方面，因而，本书放在一起分析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陈仲常等（2011）认为较低人力资本平均存量的地区经济发展放缓，较高人力资本平均存量地区的经济正在加快发展；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所占的比例较高会相应地提升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从而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地区受低等教育的劳动人口所占比例较高会因技术创新能力缺乏动力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缓慢，造成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且他们认为“低等教育拉动型”地区的人力资本“倒流”现象十分突出，进一步拉大了这种地区与前沿人力资本高存量地区的经济差距^[19]。中印两国在经济高速发展期间都收获了人口红利，劳动力人口基数大，有利于市场竞争，也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有助于经济增长效率水平的提升，使经济高速增长；而过多的人口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压力、环境压力的增大。高等教育在学率的提升意味着人才的增多，人力资本的上升，这些比单纯的劳动力人口的增多更加有助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创新的根本是人才。获取FDI、贸易的技术溢出的多少，其根本仍是人才。此外，国民素质的提升有助于经济稳定性的提升，使国民更加理性，减少羊群效应与示范效应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也更有助于中印两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二）政府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政府对经济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经过多年的发展演变，政府对经济的影响仍处于争论中。政府的经济导向功能、资源再分配功能以及所制定的战略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在与未来经济增长的质量水平。政府引导经济走向的主要目的就是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经济社会的公平与稳定、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各国政府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以应对不同的经济环境变化。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对经济增长质量中公平性、稳定性以及可持续性的调节属于源生性市场失灵。从第一章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出，政府可以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法律法规、行政管理等方式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三个维度，即经济增长的效率维度、公平与稳定维度、可持续维度，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都离不开政府。Khazzoom（1980）认为技术进步能够直接提升能源效率，可是在回报效应的作用下，技术进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而间接带动能源消耗量的上涨，因而，他认为技术进步的节能效应具有不确定性^[20]。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离不开政府调节。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行为在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等方面起着必不可少的决定性作用，如引导企业转型、教育体制改革、进行阶梯式税收、增加公共设施、稳定价格等。不同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组合在不同的情况下却获得了不同的成效。Rodrik（2005）认为政府通过政策来取得某些成果，其结果可以是有利的也可以是有害的^[21]。Klomp (2012）研究了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程中多个政府提供的一系列金融救助计划，分析认为更有针对性地对特定金融机构进行干预比对全部金融机构采取统一的政府干预措施更加有效^[22]。Carboni和Medda (2011)提出一种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非单调的理论关系的一个新古典框架，并在该模型中确定了政府的规模和政府支出的组成，使增长率和长期的人均收入水平最大化。这一动态过程达到稳定状态可以说是相当长的，这需要加强中短期的分析。在动态过程中，给定政府规模的前提下，不同的公共资源配置导致了不同的增长率，这取决于他们的弹性^[23]。

（三）FDI与进口等外部因素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从外部经济因素对经济体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来看，随洪光（2011）分析了FDI资本效应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通过分析认为FDI资本形成效应可以通过保证资金要素的持续稳定供给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水平，FDI可以通过有效要素调整比例和经济结构优化来推进东道国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通过对知识、技术等影响远期经济增长的因素的培育对当地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作用，但FDI资本冲击效应同样也给东道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收支结构脆弱和金融动荡等不稳定因素1。FDI有助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获得了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融资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等，提升了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加快了其经济发展，却也导致了收支结构脆弱性增强和金融体系不稳定性上升；外商直接投资所建立的大多数企业是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对本地企业具有挤出挤入效应，且对东道国的企业责任意识相对较少，中国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引入外资的过程中若不注重环境、生态平衡、自主创新、资金去向等问题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因而，本书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影响难以预测，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

本书还采用货物和服务进口占GDP的比例作为外部经济环境的代理变量。货物和服务进口占GDP的比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与FDI部分相似。赵文军等（2012）分析认为出口对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进口对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则有着推进作用，并且在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平均规模较大的工业行业中尤为明显1。进口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有助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但也会造成一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增大等问题。因而与FDI相似，难以预计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正负效应皆有可能。

综上分析，本书将劳动力人口的增长率、政府行为、高等教育、外国直接投资（FDI）等作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因素的代理变量。中国与印度两国经济增长质量影响因素的状态空间模型设定具体见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