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的作用有多大

本书在第三章中已经对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简单地对比分析，介绍了中印两国经济增长的成本。根据第四章所进行的原因分析，本书将分析FDI、对外贸易、人口、政府等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一)数据可用吗?

在发展是硬道理的中国，政府的主要目标是提升经济，因而本书选取政府支出占GDP百分比作为政府作用的代理变量。由于目前本书可得政府支出占GDP百分比与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的比例数据的时间区间为1982年-2012年，因此本书选取各影响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时间区间为1982年到2012年。经济增长质量的数据来自于第四章的计算，其它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局网站、世界银行网站、国研网与中经网等网站。本书首先对上述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经济增长质量Q、劳动力人口增长率GP、进口占GDP百分比IM、外商直接投资FDI、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GOV与中国高等教育在学率都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平稳。

（二）如何设定模型？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书推测外商直接投资、进口等因素通过技术溢出效应而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增加可能起促进作用，中国政府有效的调节手段与制定的战略政策也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由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由追赶型向主动型转变，高等教育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加强。为验证上述推断，本书建立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可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

测量方程：

Qt = c(1) + c(2)*Qt-1 + c(3)*FDIt + c(4)*GPt + c(5)*EDUt + c(6)*IMt

+ sv1* GOVt + [var = exp(c(7)] …………………………………（5.1）

状态方程：

svt = c(9) + c(10)*sv1t-1 + [var = exp(c(8)] …………………（5.2）

Q代表着经济增长质量指数，sv1,t衡量了各时间点上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敏感程度，也被称之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弹性，μ1,t、ε1,t为扰动项。

（三）中国“强政府”是促进了还是妨碍了经济增长质量提升？

对状态空间模型进行回归，得出的结果如表5.1与图5.1所示。结果中AIC与SC值较小，且所有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测。本书还对量测变量估计残差进行了稳定性检验，发现残差通过ADF检验，说明此模型的设定合理有效。从结果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百分比、进口占GDP的百分比、高等教育在学率增长率、劳动力人口增长率等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有显著的影响。FDI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有正向影响，验证了上文分析，中国采取外资主导型出口增长战略，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级要素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结合，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进口等因素则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有反向影响，进口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反向影响可能是由于中国出口与进口同向增长，中国走的是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道路，对世界市场的依存度上升，中国经济受世界经济波动影响加大，稳定性降低，中国经济安全，尤其是金融安全受到挑战，致使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反向下降。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影响可变参数的最终值为24.89，政府支出占GDP百分比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最终影响也是正向，即政府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有正向作用。由此，本书认为中国政府制定的战略方针与调节经济的手段等总体上有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政府绩效在样本期间内较高。

表5.1　模型参数的估计值

图5.1　状态空间模型可变参数估计值

从图5.1中可以看出，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不是保持不变的。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的可变参数曲线并不是水平曲线，而是处于动态变化中。总体而言，1982年到2012年变化水平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并不大，具体而言，就是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可变参数从1982年的24.91534下降到2012年24.8909的水平，但整体上呈现小幅下降趋势。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弹性值为正，且总体呈减小趋势，也就是说，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拉高作用逐渐减弱。就样本期间而言，增加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促进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它对经济增长质量中公平性、稳定性以及可持续性的调节属于源生性市场失灵，而政府则可在市场失灵时发挥重要的作用，以稳定经济，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和谐、稳定发展，因而，本书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离不开政府的有效引导调节，这也验证了上文的分析。

1982年中国政府支出1483亿人民币，占当年GDP的27.86%，中国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拉高作用最强，达到24.91534；1992年中国政府支出4540亿人民币，占当年GDP的16.86%；1999年中国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拉高作用达到24.89902；2012年中国政府支出为129016.3亿人民币，占2012年GDP总量的24.84%，而2012年中国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拉高作用为24.890。从中国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状态空间模型上来看，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可变参数整体较高，都在24.87以上，因此可以推断出1982-2012年在发展是硬道理的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有效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中央认为对政府和市场关系从理论上做出新的表述条件已经成熟，应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以前，中国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非常强调政府所起的作用，从以前的“使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演化到现在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中国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所起到作用的重大变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曾数次强调，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调节经济更多的是在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市场竞争、 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市场监管、保障公平以及保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等。在2016年2月22日，中国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中国将提高发展质量，强调要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强调将继续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

许多研究都认为政府对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Tu（2014）认为中国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城市化快速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遏制城市扩张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对土地发展的政府干预应更多地关注在严格监管的条件下优化市场环境，而不是对每个行业子类和工厂提出具体限制条件 ^[1]。徐建波（2014）利用1992-2010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 方法分析检验了政府干预下的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认为金融规模不断扩张对经济增长有不利影响，而政府干预可以减少不利影响^[2]。而本书也说明了中国政府支出的增大，中国政府有效干预经济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在数量上的增长，也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