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府并未创造经济奇迹

与对中国经济质量影响因素的分析相同，本书开始时仍试图将各外部因素、内部因素的代理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来研究印度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素，尤其是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动态影响，进而分析政府绩效。

（一）数据可用吗?

与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相似，本书同样将印度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记为Q，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增长率记为GP，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的比例记为FDI，货物和服务进口占GDP的比例记为IM，政府支出占GDP百分比记为GOV，高等教育在学率的增长率记为EDU。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书选取货物和服务进口占GDP百分比、政府支出占GDP百分比、劳动力人口增长率等影响因素对印度经济增长质量的状态空间模型的时间区间为1989年到2012年。印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数据来自本书在第四章的计算，其他数据如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百分比、货物和服务进口占GDP百分比、劳动力人口增长率、政府支出占GDP百分比、高等教育在学率来均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世界银行网站、联合国网站、国研网与中经网等。

本书对上述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印度从1989年到2012年的经济增长质量Q、劳动力人口增长率GP、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百分比FDI、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GOV与高等教育在学率的增长率EDU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平稳。

（二）如何设定模型？

印度与中国一样属于发展中大国，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书曾推测外商直接投资、政府、高等教育等因素对印度经济增长质量的增加同样起到正向作用。印度的进口与进口占GDP的百分比未通过ADF单位根检验，本书在对印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时不再加入进口这一因素，仅以FDI作为代理变量。另外，由于印度政府进行的经济改革促进了印度经济发展，虽受到政治体制、财政赤字等多方面束缚但推测其政府行为也促进了印度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只是印度的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拉高作用可能会远小于中国政府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拉高作用。为验证上述推测，本书建立印度经济增长质量影响因素可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

测量方程：

Qt = c(1) + c(2)*Qt-1 + c(3)*FDIt + c(4)*GPt + c(5)*EDUt

+ sv1* GOVt + [var = exp(c(6)] ……………………………（5.3）

状态方程：svt = c(8) + c(9)*sv1t-1 + [var = exp(c(7)] ………（5.4）

Qt-1代表着滞后一期的印度经济增长质量指数，svt衡量了各时间点上政府对印度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影响的敏感程度，也被称之为政府对印度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弹性，

（三）“软政府”的印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有多大？

本书尝试了用不同方法设置初始值经过多次迭代后得出结果，发现C（7）、C（8）、C（9）等变量均不显著，因而对状态方程进行了多次改进，但C（7）、C（8）、C（9）仍不显著，因此，本书将印度经济增长质量的状态方程改写为：

svt＝svt-1 ……………………………………………（5.5）

之后本书再次对状态空间模型进行回归，得出的结果如表5.2与图5.2所示。从表5.2中可以看出该模型AIC与SC值较小，对量测变量估计残差进行稳定性检验，发现残差通过ADF检验，即此模型有效。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增长率GP，政府支出占GDP百分比GOV通过了显著性检测，而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百分比FDI与高等教育在学率EDU却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百分比FDI、高等教育在学率的增长率EDU等因素对印度经济增长质量没有显著的影响，而15-64岁劳动力人口增长率GP与政府支出占GDP百分比GOV对印度经济增长质量有显著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百分比对印度经济增长质量没有显著的影响，其主要可能原因是印度基础设施落后，优质劳动力供给不足，体制引力不足,难以吸引外国资本投资，FDI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较小。而外商直接投资对印度经济增长质量没有显著的影响也可能是印度获取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效应、正向溢出效应和负向溢出效应（市场窃取与掠夺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3]。印度经济增长质量的状态空间模型中高等教育在学率对印度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与预期不符，其原因包括印度人才体制僵化，种姓歧视与民族歧视、性别歧视根深蒂固，政党间、宗教间矛盾尖锐等，造成印度的劳动力资源难以自由流动，高层次人才不能得到有效利用以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印度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可变参数的最终值为0.02686，远小于中国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可变参数的最终值24.89，但印度政府支出占GDP百分比对其经济增长质量最终影响大于零，起到正向作用，即政府支出对印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有正向作用，由此，本书进一步推测认为印度的政府行为有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但其拉动作用远小于中国。

表5.2　模型参数的估计值

图5.2　状态空间模型可变参数估计值

从图5.2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印度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对其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不是保持不变的。印度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的可变参数曲线并不是水平曲线，而是波动的，处于动态变化中，但1982年到2012年变化水平不大。印度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对其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可变参数从1989年的0.029161下降到2012年0.02686的水平，印度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对其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可变参数在1997年达到最高值0.032491的水平，但印度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对其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可变参数从整体上来看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虽然印度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弹性值较小，且从1989年到2012年间有所减少，但其数值始终为正。然而，从总体上来说，增加印度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有助于提升印度的经济增长质量，但其拉高作用有限，中国政府则对政府资金的利用更加有效合理。

根据第四章的分析，印度政府面临着财政赤字、政治体制、债务负担重、种姓歧视、民族歧视等一系列问题的困扰与束缚是导致印度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有限的重要原因。印度政府应注重解决贫富分化、地区发展不平衡与环境污染等问题，以促进印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加大在环境保护、新能源开发与利用、基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

1989年印度政府支出11951.3亿卢比，占当年GDP的23.81%，印度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拉高作用为0.029161；1992年印度政府支出19305.9亿卢比，占当年GDP的24.93%，印度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拉高作用为0.028106；1997年印度政府支出37357.9亿卢比，占当年GDP的23.76%，印度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拉高作用达到最大0.032491；2012年印度政府支出为271715.3亿卢比，占当年GDP的26.87%，印度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拉高作用为0.02686。从上述印度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状态空间模型得出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印度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对印度经济影响的可变参数远小于中国的水平，但都大于0，印度政府的行为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由此可以推断出，1982-2012年间印度政府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升印度经济增长质量、促进印度经济发展的作用，但作用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