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增长的公平与稳定维度来看,本书将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系数、失业率、实际汇率的波动率、贸易依存度等作为代理变量来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公平与稳定维度。中国公平与稳定指数在1982年为-58.491,1998年为-16.696,2009年为-24.762,分别对应了债务危机、东亚金融危机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印度公平与稳定指数变化也同样受国际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影响,印度进行经济改革后这一现象尤为明显,但因主导产业不同,受危机传染时间与影响深度较中国有所差异。中国与印度的公平与稳定性自1978年以来都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将中印两国1978年以来的公平与稳定性波动与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发生的时间与影响深度进行对比,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印度的公平与稳定性受国际因素影响日益加深。不论是印度还是中国,公平与稳定指数的变化与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高度相关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印两国所进行的改革开放。中国、印度与世界经济波动情况息息相关,且这种相关程度还在逐渐加深,说明中国与印度已逐步成为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
在世界经济平稳运行阶段,中国与印度的公平与稳定指数同样趋于平稳。在此阶段,中国的公平与稳定性水平要优于印度,但在国际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阶段,印度相对于中国所受金融危机传染的影响则小得多,其可能的原因包括:第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要远大于印度,贸易依存度较高;第二,印度财政赤字问题严重,政府的资源再分配功能较弱,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加大,而中国的中央政府负债率较低,地方政府负债率较高,中国企业的税收要远高于印度,中国财政赤字总体来说还在可控范围内,政府的资源再分配功能较强;第三,印度的民族、宗教、种姓、政党间矛盾尖锐、地方发展不平衡、民族歧视、种姓歧视、性别歧视等都是造成印度经济社会不公平的重要因素,而中国虽然也是多民族国家,有多个宗教,但民族、宗教矛盾却要远小于印度,经济社会也相对稳定得多;第四,中国政府的效率要高于印度;第五,中国还拥有巨额外汇储备,有利于中国调节外汇市场;第六,印度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要优于中国,中国经济增长道路选取的是由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中国企业负债水平高,利润率却相对较低,企业融资主要依靠银行,加之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完善等导致中国易受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的传染,且传染所造成的破坏力较大,而印度的经济发展道路是从农业直接转向服务业,相对软弱的印度政府与印度精英式教育导致印度制造业发展落后于中国,但这些因素却促使了印度金融产业的快速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完善,使得印度在面对危机时稳定性更高,受国际性危机传染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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