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产业集群与商贸平台型企业的研究

本章前两部分的研究，分析了商贸平台型企业宏观发展环境的两大主要因素：地方政府因素与市场秩序因素。其中，前者与我国商贸平台型企业的最初形成，以及当前的公司治理密切相关；后者与我国商贸平台型企业的长远发展密切相关。由于我国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地方政府仍将在我国商贸平台型企业的公司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向“深水区”迈进，国内市场秩序将会日益完善。下文通过模型分析在我国市场秩序不断完善的大背景下，商贸平台与当地产业集群之间的关联性，以及这种关联性对地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

3.3.1　模型的背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浙江的义乌、柯桥、海宁等地涌现出一批辐射全国乃至全球的商贸平台。这些市场的成交量、新品首发率、产品种类数、销售辐射面、价格话语权等指标在国内乃至世界商贸交易市场中名列前茅。比较当前浙江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但凡出现了有影响力的大型商贸平台型企业的地区，即为服务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其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均较为靠前。这是因为商贸业是服务业的基础，通过商贸平台所汇聚的巨大商流、资金流、物流、人流、信息流为当地金融业、物流业、餐饮服务业，乃至研发设计业都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与之相关的一个显著现象是，每一个专业市场型商贸平台发展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强大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与其共同成长。柯桥中国轻纺城有萧绍地区的化纤产业和纺织产业两大产业为其支撑，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的发展也是建立在永武缙地区千亿级五金产业集群的基础之上，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的繁荣则直接催生了义乌及其周边地区的饰品、玩具、袜业、衬衫等轻工产业园区的快速发展。可以说，“工贸联动”——产业集群与商贸平台的互动发展，是以“块状经济”为特色的浙江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与主要优势。前者在生产领域形成规模经济效益，获得制造成本优势；而后者在贸易领域形成规模经济效益，获得交易成本优势。

迈克尔·波特（1990）认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的特征。笔者认为，“集聚”既包括作为生产基地的产业集群所引致的制造业集聚，也包括作为商贸平台的产业集群所引致的服务业集聚。那么对于一个地方经济而言，究竟是商贸平台本身的交易效率更重要，还是商贸平台所服务的对象——产业集群的制造成本更重要呢？抑或是两者同样重要，只是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两者重要性有所差异。以下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了两个地区的商贸平台和产业集群的模型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

笔者在模型中引入一个重要概念——运输成本。地理经济学家认为，由空间因素产生的成本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因纯粹地理上的运输费用而产生的成本；二是源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制度、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成本。“所有这些都涉及随着距离而增加的成本……这种成本既可能是空间距离，也可能是政治文化或社会距离。”（S.布雷克曼、H.盖瑞森、C.范·马克惠克，2004）本书使用“运输成本”统称由这两类“距离”所产生的成本。因此，在模型中用“运输成本下降”来概括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秩序建设和完善所带来的转变：“地方保护”倾向的日益趋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数字通信技术的日新月异，各种统一标准的出台和完善等等。

3.3.2　模型的构建

本书的模型将商贸平台内单位商品的交易成本与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相分离，分别用AC和W表示。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不同商贸平台内的交易效率有高低之分。为简化研究，模型不考虑生产要素的转移和制造部门的规模经济问题。

（1）研究条件

在模型中有两个地区，分别记为地区i，i=1，2。每个地区都有一个商贸平台，Mi表示地区i的商贸平台，两个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分别来自制造商和采购商。对模型的研究条件做如下假设：

在M1和M2中交易的是同一种商品^[14]，且这两种商品可以在两个地区之间流动，但是存在运输成本；M1和M2的潜在市场容量相近，且都是完全竞争市场；生产要素在两个地区之间无法流动，因此制造商本身无法转移；不考虑技术进步的作用。

模型中包含如下变量：

SCi表示地区i所生产的包含了制造商正常利润的产品生产价格，反映当地制造业的效率，SCi＞0。

W表示两地之间的单位商品运输成本，反映区域之间的经济融合程度，W＞0。ACi表示Mi的单位交易成本，反映专业市场的交易效率，ACi＞0。Pi表示在Mi中商品的成交价格，商品的成交价格由商品的生产价格、交易成本和两地间的运输成本组成。

Si和Di分别表示Mi中商品的供给量和需求量。

（2）制造商行为

用Rmn表示地区m的制造商前往地区n销售产品所得的收益，那么可以将地区1的制造商前往地区2的M2市场销售产品的收益表示为：

地区1的制造商在通过本地的M1市场销售产品所得收益表示为：

又因为商贸平台内是完全竞争的，制造商没有垄断利润，可得：

将式（3-3）代入式（3-2）可得：

同理，对于地区2的制造商，存在如下等式：

显然，R12＞R11，是地区1的制造商将愿意前往M2销售产品的充分必要条件。结合上述等式得：R12＞R11⇔AC2+SC2-AC2-W＞SC1⇔W＜SC2-SC1。

所以地区1的制造商愿意前往M2销售产品的充分必要条件可以表示为：

同理，地区2的制造商愿意前往M1销售产品的充分必要条件可以表示为：

显然，不等式（3-5）和式（3-6）给出的条件是相悖的。由此可知，两地间制造商的流动方向是单向的。不难看出，制造商的行为取决于两个地区生产成本方面的差异。区域经济学家对此的表述是，“对于运输问题的每个最优解，空间S上任何两个不同的区位间商品运输至多有一个方向。换言之，交叉运输总是无效率的”。（彼得·尼茨坎普，2001）

（3）采购商行为

用Cmn表示地区m的采购商前往地区n销售产品所支付的成本，那么地区1的采购商前往地区2的M2市场上购买产品所支付成本可以表示为：

由于假设了集贸式市场组织内的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采购商在本地市场上购买商品所支付的成本等于当地市场价格：

显然，C12＜C11是地区1的采购商愿意前往M2购买产品的充分必要条件。结合上述等式可得：C12＜C11⇔P2+W＜P1⇔W＜（AC1-AC2）+（SC1-SC2）。

因此，地区1的采购商将愿意前往M2购买产品的充分必要条件可以表示为：

同理，地区2的采购商愿意前往M1购买产品的充分必要条件可以表示为：

显然，不等式（3-9）和式（3-10）给出的条件也是相悖的。由此可知，两地间采购商的流动方向是单向的。不难看出，采购商的行为由两地间生产成本的差异和交易成本的差异共同决定。

3.3.3　模型的均衡分析

每个地区内的商贸平台Mi达到均衡的条件是存在某个价格使得供给和需求相等，即Si=Di。以下笔者围绕地区1的商贸平台M1，分析两地市场在交易成本AC1，AC2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两地间经济融合度的提高（运输成本W由高到低），地区1、地区2制造商和采购商的不同行为，以及他们的行为对两个商贸平台的交易量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判断交易集聚的方向。假设由于某些偶然原因，M1的交易成本较低，即AC1＜AC2。

（1）地区1的制造商在生产方面具有成本优势

如题可知：SC1＜SC2，又因为AC1＜AC2，所以（AC2-AC1）+（SC2-SC1）＞SC2-SC1。

①当W＞（AC2-AC1）+（SC2-SC1）时，显然有W＞SC2-SC1，虽然地区1生产方面有优势且市场M1的成本较低，但是由于运输成本太高，地区1的制造商不会前往地区2的M2市场上销售商品，而地区2的采购商也不会来M1购买商品。此时，两地交易量之间的流动被运输成本所隔绝，两地市场都处于均衡状态。

②当SC2-SC1＜W＜（AC2-AC1）+（SC2-SC1）时，由于运输成本大于两地的生产成本之差，地区1的制造商不会向地区2销售商品，但是由于地区1比地区2在生产和交易方面都更具有效率，足以抵消较高的运输成本，因此地区2的采购商会前往地区1的M1市场采购商品。此时，两地的市场是不均衡的，地区2的需求将向地区1转移，商贸活动将向地区1的市场组织M1集聚。

③当W＜SC2-SC1时，由于AC1＜AC2，显然有W＜（AC2-AC1）+（SC2-SC1），此时，地区1的制造商将前往地区2并通过M2销售产品，而地区2的采购商将前往地区1并通过M1采购产品。这意味着，地区1的供给将向地区2转移，同时地区2的需求也将向地区1转移。均衡的最终结果是，M1市场上的价格出现上升，M2市场上的价格出现下降。因为两个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反方向的变动，所以不能直接利用供给和需求曲线确定交易转移的方向。为此，需要进一步分析供给和需求的改变程度。在供给方面，地区1制造商在M2销售产品与在M1相比的收益差ΔR1=R12-R11=SC2-SC1-W；在需求方面，地区2采购商在M1采购产品与在M2相比，两者成本差为ΔC2=C22-C12=（AC2-AC1）+（SC2-SC1-W），显然ΔR1＜ΔC2。又因为商贸平台内商品供给弹性较小，而需求价格弹性较大^[15]，所以M1供给下降的幅度将小于需求增加的幅度，因此，商贸活动仍然向地区1的市场组织M1发生了转移，交易在M1的集聚将被增强。

在上述过程中，虽然地区1的供给向地区2发生了转移，地区2的需求向地区1转移，但最终交易向M1集聚。因为两地市场上的大部分产品都由地区1的制造商提供，M1成为一个产地型的中心市场。综上所述，得到以下结论：

结论1：当一个地区的商贸平台具有交易成本的优势，且制造商具有生产成本方面的优势时，随着两个地区之间运输成本由高变低，交易将不断向这个地区的市场组织集聚。

（2）地区1的制造商在生产成本方面处于劣势

如果地区1的制造商在生产成本方面处于劣势，即SC1＞SC2，又因AC1＜AC2，所以SC1-SC2＞（AC1-AC2）+（SC1-SC2）。

①当W＞SC1-SC2时，由于AC1＜AC2，显然有W＞（AC1-AC2）+（SC1-SC2），那么地区2的制造商不会前往地区1销售产品，而地区1的采购商也不愿意前往地区2购买商品，两地间的交易往来被隔绝。此时，市场M1的价格为P1，使得S2=D2，市场M2的价格为P2，使得S1=D1，两个市场都处在孤立的均衡状态。

②当SC1-SC2＞W＞（AC1-AC2）+（SC1-SC2）时，由于地区2在生产成本方面具有优势，地区2的制造商将前往地区1销售其产品；但是由于M1比M2所具有的交易成本的优势，不足以抵消运输成本和两地生产成本的差异，地区2的购买者仍将在本地市场M2上购买产品，两个地区市场上原有的均衡被打破。地区2的制造商将减少对地区2的供应量，以满足其在地区1销售的需要。因此M2的供给向M1转移，最终均衡的结果是商贸活动向M1集聚。

③当W＜（AC1-AC2）+（SC1-SC2）时，由于AC1＜AC2，显然有W＜SC1-SC2。这表示，地区2的制造商愿意前往地区1销售商品，地区2的采购者也愿意前往地区1购买商品。这意味，M2的供给和需求都向M1发生了转移，因此最终结果是，商贸活动向M1集聚。

在上述变化过程中，由于两个地区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卖方和买方）都在M1集中，M1成了一个集散地型的具有市场势力的商贸平台。综上所述，得到以下结论：

结论2：当一个地区的商贸平台具有交易成本的优势时，即使该地区的制造商在生产成本方面处于劣势，随着两个地区之间运输成本由高变低，交易仍将不断向该地区集聚。

3.3.4　小结：商贸平台型企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

通过模型分析，可以发现，随着我国市场秩序的不断完善（模型中用“运输成本降低表示”），商贸活动将不断向那些具有较高交易效率的商贸平台型企业内部集聚，那些交易效率不高的商贸平台将走向衰退，从而导致地方服务业竞争力下降。良好的市场秩序是某个商贸平台型企业的市场势力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和重要的外部因素，随着市场秩序的完善，那些强势平台型企业的地位被不断巩固。更重要的是，某个地区的商贸平台型企业是否具有良好的交易效率，是它能否成为贸易集聚地的充分条件：在拥有商贸流通的交易效率优势之下，即使该平台缺乏较强的地方产业支撑，它也能发展成为一个集散地型的强势商贸平台型企业，并显著带动该区域经济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义乌及其周边地区的小商品产业并不发达，但是却凭借建立在当地“联托运市场”上的运输成本优势和平台内在的交易效率优势，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并形成了“买全国，卖全国”的市场辐射格局。前来义乌采购小商品的上海商人曾经感叹道：“在义乌买上海生产的英雄牌钢笔比在上海买还要便宜！”华中地区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武汉汉正街市场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次级市场，每年都有上千名商户经常前往义乌采购商品。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当一个商贸平台能够获得本地产业集群足够的支持（有制造成本优势），那么它将有可能成为一个产地型的商贸平台，为本地集聚制造企业创造条件。例如，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与小商品产业相关的生产要素在义乌及其周边地区不断集聚，当地的小商品设计、制造行业也快速成长，并已经形成规模优势。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已基本演变为一个产地型的商贸平台，该市场每年3 000亿元左右的交易商品中有60%的产地是义乌及其周边地区^[16]，如果将贸易本身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因素考虑进去，则会更加增强该结论的说服力。

与义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处浙江的台州路桥，当地始建于1982年的路桥小商品批发市场是全国最早的商贸平台之一^[17]，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路桥中国日用品商城曾是在全国范围内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商贸平台，而且路桥及其周边黄岩、椒江、温岭等地的制造业基础也比义乌要发达许多。但在2000年之后，路桥商贸业的影响力被越来越多地局限在台州本地范围内。究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整合市场资源不力，当地缺乏有实力的大型商贸平台型企业，市场投资主体有国有、民营、村办、混合所有制四种类型，各自为政，结果是全区商户资源被长期分散在了几十个小规模的商贸平台之中，无法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18]缺乏有影响力的商贸平台，还进一步给当地中小企业的产品销售带来了负面影响，目前当地有制造优势的日用塑料产业、汽车用品产业等大量通过义乌小商品市场销往国内外，本地商贸平台基本无对外辐射能力。近年来，路桥区政府在认识到了与义乌发展的巨大差距后，已经决心以国有的路桥中国日用品商城公司为项目建设者和后期经营者，启动总建筑面积为300万平方米的路桥西市场园区建设项目。

上述对比表明，在我国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秩序的日益完善，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商贸平台比单纯追求制造成本优势更有利于地方经济的繁荣。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完全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商贸平台型企业在公司治理层面也可能存在缺乏管理层激励、地方本位主义倾向严重等问题，本书将在第5章第4节展开讨论。

【注释】

[1]从区域经济功能角度看，商贸平台型企业相当于一个地方服务业的集聚区的运营商。

[2]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8—21页。

[3]比如，当单个店面商户要求当地工商局帮助其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也许工商局并不会迅速采取行动；但是如果该在百货商场中经营，通过商场出面要求工商局采取行动，商户的要求往往能较快得到回应。

[4]在国内许多大型专业市场周边的沿街民房都被改造成为有商业用途的专业街，在这些专业街中的经营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商贸平台型企业发展所带来的溢出效益。

[5]资料来源：农业部颁发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农市办〔2004〕10号）第五条。

[6]《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规定：“城乡集市贸易行政管理的主管部门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凡参加城乡集市贸易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办法的规定”，“上市商品要划行规市，参加集市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要到指定地点交易，不得在场外交易。”

[7]《国家工商行管局关于商品交易市场登记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市场登记管理机关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及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对各类市场的登记注册和监督管理”，“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城镇的居民委员会、乡村的村民委员会均可参与开办市场。”由此可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作为政府主管部门，被明确排除在了市场建设和运营主体之外。

[8]“崇本抑末”亦称“重农抑商”，始于春秋，基本完备于汉。这一思想的宗旨是重视农业，以农业为立国之本，而对工商业以有害的“末业”加以限制。“崇本抑末”作为一种经济思想文化，先后经管仲、商秧至韩非，成为一种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义”和“利”本来是统一的，但春秋末的儒家代表孔子却把两者对立起来，战国时的孟子更提出“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参阅《孟子·梁惠王上》）。西汉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孔、孟的“义利观”，认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参阅《汉书·董仲舒传》）

[9]平均主义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该思想要求平均享有社会一切财富。

[10]相关论述见本研究第4章第1节。

[11]根据全国连锁行业协会公布的资料，我国连锁行业百强企业的门店总数从2000年的8 408个增至2007年的105 191个，年均增加近13 826个门店。

[12]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共836个，商品销售额4 543.8亿元，资产总计2 071.6亿元，主营业务收入3 724.9亿元，主营业务利润543.2亿元，主营业务利润率14.58%。其中，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伊藤洋华堂、万客隆等跨国零售巨头都已基本完成在国内各主要市场的布点。

[13]本部分内容已经发表在《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年第7期。

[14]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中专业市场内交易的商品品种十分丰富，如义乌小商品市场中销售的产品就多达几十余万种。本文主要研究两个专业市场之间的竞争关系，故只讨论一种商品交易集聚的情况，以简化分析过程。

[15]因为对制造商而言，其产品供给量更多地取决于外生的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供给的价格弹性较小；而在商贸平台内，产品相似度高，竞争充分，采购商对价格十分敏感，需求的价格弹性较大。

[16]根据义乌小商品市场公布的数据，其2011年市场成交量为512亿元，但是笔者对义乌当地政府部门调研后得知，义乌全市商品的实际交易规模在3 000亿元以上。

[17]在1982年6月，路桥永村投资4万元，圈地4 360平方米，设立596个摊位，建起了全省最早的专业批发市场，当年市场商品成交额565万元，收回摊位租金5.54万元。参见王怡云：《制度创新与区域发展——台州路桥创业创新实证分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18]资料来源：笔者对路桥专业市场的实地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