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理论创新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罗雄飞

马克思是非凡的天才的理论家。他从康德、费希特那里吸收了高扬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理想主义精神;从康德(可以上溯到休谟)那里吸收了批判怀疑精神和实证主义地对待一切知识的精神。他全面系统地吸收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辩证思维方法,把《精神现象学》当作抽象人本主义,批判地吸收了其中的“精神”在知识形成中的决定作用。他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那里吸收了人本主义等等。马克思将吸收的这些思想,与近代实验科学结合起来,融汇为“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思想。这是彻底唯物的思想,也是彻底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思想,它是实践人本主义、科学理性主义与人类社会生命机理即广义唯物史观的统一。它以从“抽象”(发达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基本的规定)上升到具体的辩证的科学实证主义方法为核心,既是德国精神的辉煌成就,又是近代自然科学精神的巨大理论升华,是法德精神的理论表现。马克思的理论,对以往的思想巨人实现了彻底的超越,相对于以形式逻辑和英美的经验哲学、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欧美主流的思维方式而言,相对于基于“斯密教条”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而言,就哲学的方法论转向而言,马克思的理论即便在今天,不但没有过时,而且仍然可以说具有革命性意义。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至今,没有任何人达到了马克思那样的思想高度!

马克思的理论具有独特的价值。传统的苏联意识形态即苏联马克思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以恩格斯在特定时期(1870～1886年)对马克思理论的解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它在思维方法和对理论的内在逻辑的理解上都与马克思理论的原貌有些差异,因而尽管基本内容、基本结论是合理的,但在一些具体结论上难免存在走形变样的情况。而在一定意义上与传统苏联意识形态相对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对马克思研究过的主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且在主流思维方法或抽象思辨的辩证法的基础上取得了一些值得借鉴吸收的理论成果,但就其思维方法而言,与传统苏联意识形态的“历史辩证法”相比,可以说是更加非马克思化;就其中的意识形态倾向而言,尽管表现出改良的愿望,仍然可以说与马克思理论是格格不入的。

因此,要把握马克思理论的独特价值,既不能把苏联意识形态当作僵化的教条,更不能盲目热衷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理论中具有从黑格尔等人那里吸收来的思想成分,便不顾马克思理论的超越,简单地退回西方流行的种种“主义”之中;不能把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混为一谈,甚至生硬地把马克思思想解读为他反复批判过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从这些方面来看,把握一个天才的马克思,把握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马克思理论,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从实践的要求来看,苏联、东欧的演变已经2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马克思主义”确实需要与时俱进。因而把苏联意识形态教条化、僵化,抱残守缺,是没有出路的。而另一方面,中国目前阶段不但处于社会主义最初级的阶段,且正在经历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转型,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主要发展要求。而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是任何国家都必须经历的,这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理论成果例如现代西方经济学,必然是要吸收利用的。然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不同流派,例如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它们都有其适合的历史条件。这就需要在把握人类社会生命机理的基础上揭示中国社会经济的一般发展趋势和特定阶段的社会经济特征,从而确定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特定性质,且从工具箱中的多种工具中采用不同阶段和具体条件下的最合适的工具。一般趋势的把握、时代特征和问题性质的确定、工具的合理选用,这些只有在发展了的马克思理论指导下才能做到。如果没有这些基础问题的解答,无论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还是运用凯恩斯主义,都可能陷入教条化和盲目性。另外,我们在吸收利用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时候,还要剥离或批判渗透其中的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理念即抽象的“市民社会”理念,还要克服它们所运用的由形式逻辑主导的抽象的“唯心”的思维方法的局限性,这种思维方法缺乏足够的辩证眼光和历史眼光,很难有针对性地把握特定研究对象及其所处环境与理想模型的差异。它具有超时空抽象议论问题的倾向,即脱离实际和形式主义的倾向。这就要求把西方经济学置于发展了的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加以运用。

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马克思理论需要回答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诸多实践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学者习惯于运用马克思的片言只语,用实用主义或标签化的手段,为现实和具体政策进行简单辩护。这种辩护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由于种种原因,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已经受到不少人的迷信(迷信总是不对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已经被一些人当成真理,而马克思理论却被严重边缘化。在这种背景下,让马克思为具体政策简单背书到底还有多少实际意义呢?如果延续这种“创新”思路,必然陷入自说自话,无病呻吟,最终反过来彻底动摇马克思理论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地位。因此,这种所谓“中国化”,所谓马克思理论的“创新”,确实到了需要深刻反思的时候了!这就在实践方面表明,如何依照马克思理论的精神实质、思维方法和内在理论逻辑拓展其理论,更有理论深度地总结回答实践问题,这已经成为非常紧迫的课题。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发展表现出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发达国家实现了社会的高度福利化,实现了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保持了相对和谐稳定的局面,似乎进入了被马克思看成资本主义向未来社会的过渡阶段^[1];另一方面,后发国家表现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强烈的主动精神,经济全球化对有些后发国家特别是中国产生了重大的正能量。这些应该如何运用马克思理论加以解释?应该如何合理把握当代国际间的经济关系?这同样使马克思理论创新具有了重要的时代意义。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成功实践,这使我们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发展模式和实践典范,这就需要面对我国的伟大成就,在理论上说明两种模式的内在逻辑关系,需要基于中国30多年的特殊实践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构建马克思理论的当代平台。有了这样的平台,理论工作者才能与国际上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对话、交流和交锋,从而把实践成果转化为理论优势,转化为一种持久的软实力、话语权。这样,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导向的实践与西方发达社会的模糊区别,才不至于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和信仰的困惑。这种理论平台的构建也有助于我们与西方左派的沟通,并向世界表明不同发展模式并存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有助于国内外更好地了解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向。这种真正意义的理论创新,需要严格把握马克思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思想方法,需要对马克思及其著作进行艰辛的历史研究。这种理论创新,需要高度的理论自信,需要祛除对国外的理论迷信。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那样,在社会主义导向的实践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因此,我们有资格对中国实践进行理论总结的基础上充当先生,不应该满足于充当种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生。更不应该将中国的实践成果与国外的种种理论盲目接轨。

马克思理论创新的首要工作,就是揭示马克思的方法论思想,以及如何将它渗透于经济理论和其他实证科学的研究之中,其核心是科学实证主义方法。它是彻底唯物的,彻底实证的,又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展开的科学研究为基本内涵,它与唯物史观是紧密结合着的。当然,理论创新涉及诸多方面,需要理论工作者做出持久不懈的努力,更需要大的政策环境加以引导推进。这里的探索是初步的、不全面的,它只能起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