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雄飞
马克思1837年前后的思想变化,在他“给父亲的信”中有较为充分的交待。1837年夏天之前,他自称是“理想主义”,他追求理想,高扬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幻想以自己的热情和斗争“把全世界掌握住”[28]。从哲学层面看,这种“理想主义”,实质是一种个体性自我意识(与布鲁诺·鲍威尔的抽象的“自我意识”不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成鲍威尔式的抽象“自我意识”)的表达。从源泉看,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理想主义”,应该是由多种因素无意识地综合影响的结果,但可以肯定,康德、费希特的哲学有着显著影响。马克思自己交代:我曾拿我的理想主义“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中吸取营养”。[29]体现马克思早期理想主义的作品,有赠给燕妮的头三册诗和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幻想剧本《乌兰内姆》也渗透了这种理想主义,但马克思认为这部剧本写到最后完全变了样,变成了无法令人振奋的纯粹艺术形式。[30]马克思还试图用这种理想主义建构某种法哲学体系。这种想法在1836年便提出来了。老马克思1836年12月28日的信提到这件事。这个体系的第一部分,即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31]来安排的;第二部分,即“法哲学”的“体系的纲目近似康德的纲目”[32]。马克思之所以在中学时代受到康德、费希特哲学的深刻影响,一部分归因于中学时代的校长兼历史老师——维滕巴赫,一部分来自莱辛、歌德等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影响。歌德、莱辛始终是马克思喜爱的诗人或散文家。[33]而老马克思也曾用康德和莱辛教导马克思。[34]但是,尽管这一时期马克思一定意义上处于较为被动的“受众”地位,我们还是要充分估计马克思的自主选择性。由于马克思特立独行的个性和极强的独立思考能力,任何外部影响只有经过他的“自我意识”审判之后,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扎下根来。马克思对父亲终身眷恋,父亲的相片一直带在身上,最后带进了棺材。然而,老马克思仅仅对儿子产生了有限的影响,无法把握住儿子的发展方向,也未能成功地把马克思改造成“适应社会”的人。再如,老马克思崇尚普鲁士国王的“开明专制”,马克思的挚友科本也崇尚“开明专制”,他甚至把自己这方面的著作“献给”马克思,可是,这些影响并没有在马克思的内心留下多深的痕迹,只是在他1833年的“查理大帝”一诗和1835年的拉丁语作文中,留下了一鳞半爪。可见,老马克思在“扬弃”的意义上把他的儿子看成“否定一切的天才”[35]并不是很夸张的。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这一理想主义时期,在放飞理想的同时,马克思仍时不时向现实瞥上几眼。在中学毕业的德语作文中,他充分注意到社会存在、社会关系对青年选择职业的制约。在“感想”一诗中,尽管心灵“高飞远扬”,也没有忘记“让命运称轻称重”,且不能不分享现实的“痛苦与欢乐”[36]。“水怪”一诗,则表达了自我意识、理想必须顺乎自然这一主题。[37]因此,我们不能把这一时期的理想主义理解得过于纯粹。不仅如此,对于把“怀疑一切”当座右铭[38]的马克思来说,无论是主动吸收一种思想,还是扬弃一种思想,都很难说“彻底”。因此,这一时期的思想,还是存在多种色调。例如,他在“数学家的智慧”一诗中,对抽象思维、抽象推理进行了讽刺。[39]在《讽刺短诗集》中,则集中讽刺了德国盛行的抽象思维,其中涉及黑格尔、康德、费希特、席勒、歌德等。[40]他的幽默小说也隐含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思维方式的讨论。[41]
1837年下半年,马克思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思想蜕变。他这时构建法哲学体系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正像他的诗歌具有的缺陷一样,在这里,他感到理想和现实、“应有”和“现有”之间无法建立真实合理的逻辑关系,无法使两者之间得到逻辑一致的理论说明;另一方面,实体、内容与现实及其体系之间不能实现有机统一,以致概念与思想、内容与形式脱节。对此,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这种缺陷“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并进而成为“错误划分的根源”。[42]与此同时,他进一步认识到具有“数学独断论”特性的抽象思维的不合理性,这种思维形式“从一开始就成了认识真理的障碍,在这种形式下……事物本身没有形成一种多方面展开的生动的东西”;为此,他提出了思维方式革命的方向:“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绝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相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43]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思维方式变革的方向,对他以后的理论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里提出的“事物本身的理性”可以看成导向“具有个体性自我意识的原子论”的过渡环节。
如何把握“应有”和“现有”(理想和现实)、本质和现象(实体和形式)的关系,这是贯穿马克思全部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由于回答不了这一核心问题,马克思不得不放弃原先被认为最神圣的东西,并给自己的精神世界安置“新的神”。于是,他“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寻找能成为尘世的中心的“神”,努力“通过概念本身、宗教、自然、历史这些神性的表现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神性。”[44]为此,他写了一部不很成熟的著作——《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这应该是一部泛神论著作,因为一切事物的特性可能被当成“事物本身的理性”。[45]并且,在写作过程中,除了了解自然科学和历史之外,马克思还研究吸收了谢林早期的学说。从论证形式看,马克思认为它“应当是一部新逻辑学”,它最后竟然像欺诈的海妖一样,把马克思“诱入了敌人的怀抱”。[46]这里所谓“敌人”,指的是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为此极度苦恼,以至病倒了。患病期间,他系统研究了黑格尔哲学及黑格尔弟子的大部分著作;在施特拉劳养病期间,又接触了鲁滕堡、布·鲍威尔等“博士俱乐部”成员。病好以后,他把此前写的各种手稿付之一炬,“把它们丢得一干二净”[47]。这样,他心中便重新安置好了一尊新的神。
应该如何看待马克思这时候的思想实质呢?从宽泛的意义讲,这时的马克思可以称为“黑格尔主义者”,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话,他与黑格尔的思想又存在实质性差异。马克思是通过他那部不成熟的哲学著作走向黑格尔的,上文分析表明,它可能是一部泛神论性质的著作。为什么转向泛神论呢?从外部因素看,可能有以下原因:其一,欧洲北部的传统文化中,“比南部更多地具有泛神论倾向”[48]。这种传统在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有着广泛的反映,马克思自己此前的一些作品如“海妖之歌”、“可怕的审判”等,便具有泛神论色彩;其二,一些德国古典哲学具有泛神论倾向,如早期谢林、斯宾诺莎等,他中学时代信奉的康德,早期思想也具有泛神论因素。当然,这些外部因素不可能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像马克思这种信念坚定的人,竟然焦虑不安以至病倒,这说明他憎恶黑格尔的观点,决不仅仅是因为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从内在思想逻辑看,由于马克思在构建法哲学体系时,遭受重大流产,决定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因此,他不能不寻找新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马克思此前强调个体性的自我意识,高扬主体性和能动性,这时要求从个体性的自我意识转向更为现实的存在。“花中之王”一诗似乎已经有了这种倾向,它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要成为花中之王,应该把心灵和血液结合在一起。[49]对于自我意识、能动原则、主体性这些内生到他生命中的核心价值,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放弃。正是这些思想,成为其后来思想发展的最基本元素。基于这些思想,马克思与黑格尔那种普遍精神及其必然性是直接抵触的。但是,黑格尔的逻辑学为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解答;法哲学又为“应有”与现实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解答。马克思急切需要这种解答,而又找不到一个合乎真实逻辑的方案。于是,只能忍受内心对唯心主义形式和普遍精神的憎恶,暂时让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署理心中的“神”的职能。这是一位居于暂时代理地位的“神”,不是他心中真正想要的“神”。由于这个缘故,马克思在这里便提出了改造黑格尔哲学的初步方案,即把精神本性转化为“和肉体本性一样必要的、具体的”[50]。这就是以泛神论的形式接受黑格尔哲学。另外,他认真钻研了培根的《论科学的发展》和赖马鲁斯的《关于动物的复杂本能》。他表示,“如果没有掌握现代主义和现代科学观点”,自己的心便难以安下来。[51]1838年夏季学期,他选修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且听课“极其勤勉”。[52]这些情况已经显示出了将黑格尔逻辑学与“现代科学观点”结合起来,以改造黑格尔的方法论思想的动向。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学说并不像他的学生们认为的那样与科学不相容,正是黑格尔,用发展的眼光看科学,并且“把自己的心血一直浇灌到科学的最遥远的边缘”。[53]当然,马克思也承认,这种思想在黑格尔那里也不是一贯性的原则要求。马克思把黑格尔的方法改造为科学实证的分析方法的动向,在后来的《神圣家族》中得到更为明确的发展。在那里,马克思肯定了培根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当作“真正的科学”的思想,肯定了“用理性方法整理感性材料”的“实验的科学”方法。[54]可以说,马克思的“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这时便与思维方式革命一起处于胎动状态了。另外,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向青年黑格尔学派的转变,看成“非哲学的转变”,看成“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55]因此,不能把马克思参加“博士俱乐部”看成接受黑格尔哲学的结果。总之,这时的马克思,既可以说是“黑格尔主义者”,又不能说是严格意义的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形式和抽象的概念运动,甚至其中表达的抽象必然性对个人的关系,马克思一开始便没有接受。他用泛神论形式表达了唯物主义倾向,而其中的个体性自我意识、主体性、能动原则,与黑格尔的普遍精神及其决定作用存在原则的冲突。唯物立场、辩证法的科学实证化、概念即对象、甚至实践人本主义,这些马克思理论中最为核心的元素,似乎这个时候就已经在黎明前的黑夜中蠕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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