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康德的继承与超越

罗雄飞

前文的分析表明,马克思早年受到康德、费希特的理想主义精神影响,直到1837年,马克思才明确地自觉地认识到康德哲学等所体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的局限,并且苦恼于康德的理论无法真正说明“应有”与“现有”或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他希望通过理性认识把握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进而合乎逻辑地说明人类社会的未来理想状态,而不是像康德那样,从道德实践方面通过道德的证明,把上帝、自由意志等当成存有却又不可认识的本原,并把它们“悬设”为人的认识活动能够依照调节性原理进行实证性探索的前提(在康德看来,作为这种前提,是主观预设的认识活动的单纯前提,决不能从这种前提出发,进行任何抽象的证明和推理)。因此,他痛苦地转向黑格尔寻求出路。然而,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与康德等的简单切割,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简单接受。对于马克思与康德、黑格尔的关系,我们需要结合马克思所具有的强烈的批判精神,从马克思这一主体精神出发,具体地研究他如何批判地吸收继承前人的思想,揭示他超越前人的独特价值。我们决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看成黑格尔的学生,决不能简单地从黑格尔的思想和方法出发理解马克思;也不能简单地回到康德那里寻找马克思理论的基础。进一步说来,任何把马克思简单地与康德实证主义、黑格尔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生态主义、分析主义等等联系在一起的做法都是不科学的。这种做法不是把马克思首先看成超越了所有这些流派的独特的理论家,而是首先把马克思从属于其中一个“主义”,然后运用某个“主义”消解马克思的思想。

马克思对康德的超越,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仅仅基于经验的实证主义的思维方法,这方面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密切相关,因此,必须结合黑格尔的辩证法加以说明,这里暂先从略。另一个方面是如何把握“应有”和“现有”或理想和现实的关系,这属于历史观方面的内容。

康德的历史观,主要体现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所收入的那些论文中,其中“人类历史起源的臆测”和“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最集中地阐述了这方面的思想。

在“人类历史起源的臆测”中,他首先假定:(1)存在拥有单一配偶的成熟的人类(老人、小孩撇开、不探讨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2)这对配偶处于安全且食物丰富的地方,四时美好(能按动物本能维持生存,并且过得很好,不考虑自然灾害以及人与自然的失衡);(3)这些人已经具有直立行走能力,能说话,能谈论,能思想(人拥有最基本的理性思考和行动能力,忽略人类动物本能的某种变化)。在这些假定条件下,康德说明了人类最初发展的四个方面。其一,力图把饮食知识等生存范围“扩大到本能的限度之外”^[105],因为理性具有想象力,因此,具有理性的人看到某物与自己经验过的事物具有类似性,且看到其他动物能很好地享受它时,会产生出一种欲望,并运用理性设法满足这种新产生的欲望。这样,饮食知识和其他生存知识得以逐步扩展。其二,设法利用人们的想象力使性感受更加内心化和持久化,并运用理性“驾驽冲动的某种意识”^[106],使性吸引升华为爱情和对美的追求。并且,人类最初的遮羞行为开启了人类文化修养的发展,最初使性感受内心化、持久化的实用动机转而发展为以良好风度引起别人对自身尊敬的普遍倾向。其三,人类所具有的对未来的想象力使人类不能像动物一样安于现状,它带给人们无穷的愁苦,也激动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克服困难、实现美好未来的追求,极大地促进着人类理性的发展。其四,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的理性能够认识到自身的特殊地位,认识到人类是大自然的目的。他把人之外的自然看成“由他任意支配以达到自己所喜爱的目标的手段和工具”^[107]。同时,他能够通过反思认识到,作为个体的有理性的存在物(包含比人类更高级的生物),是“对大自然的恩赐的平等的分享者”^[108]。

人类有了最初的发展之后,便由自然状态进入扰攘的时期。这时,康德又“作一次大跳跃”^[109],假定人类转瞬间已经拥有家畜,并由于播种和耕作而能大量增加食物。在此基础上,因为农业与畜牧业的矛盾斗争,引起了基于农业生活的“城市”与基于游牧的乡村的分离和相互交易,从而“产生文化以及艺术、娱乐和工艺”^[110],进而奠定“某种公民宪法和公共正义”^[111],并产生政权机构。这将促进人类繁殖和向外殖民,造成人类的不平等。所有这些进程,总的说来,是通过国家内部具有不同生产方式的部族之间的斗争和国家之间的战争或战备来实现的。在他看来,一个国家,一旦内部实现民族融合,外部失去战争威胁,就会陷入极端的专制统治,人类本性向善的进程就会脱轨。

在康德的构想中,人类理性特别是其中的想象力,是人类不甘于动物状态而持续地引起各种欲望的根源,同时人类理性又是克服各种障碍,实现自我满足的内在根据。因为有这种理性,人类自身便“有一种自己抉择生活方式的能力”^[112],因而有可能追求人类的最终目标,趋向大自然的天意的目的。可见,正是理性,“永不安息而又不可抗拒”^[113]地驱使人类身上的能量获得发展。使人类达于德性与幸福的和谐统一的至善状态。另一方面,康德构想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是以道德的完善为核心的。它以《旧约·创世纪》为蓝本,是对宗教传说的一种哲学化解释,总体上是“对人的行为举止上的道德发展进行考察”^[114]。正因为它考察的重点是道德发展,这里对饮食知识和其他生存知识的扩展,对家畜和农耕文明的产生都以跳跃的方式一笔带过,并首先假定了家庭和私有制的存在。

在本文的“解说”中,康德一方面强调,人类社会的进程是通过理性发展,从依赖本能生存的状态过渡到人道的“受理性指导”的“自由状态”^[115];另一方面指出,人类走向完善状态的进步,又是合乎自然目的的。对此,人类理性不是直接作出有计划的安排,也不能作出这种安排。作为自然进程,人类在其进程中只是依照自然的本性活动,往往误用自由,即希望自己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这必然给人类带来冲突和灾难,以致受到惩罚。这种灾难和惩罚使人类理性在经验中得到提高,并使人类禀赋获得充分发展,最终使人类本性和文化在相互摧残中达到和谐统一。对于这种人类历史进程,人类理性“无法推断它那途径的形式以及部分对全体的关系”^[116],因而不能真实地加以认识,只能“惊叹和赞美上帝安排的智慧性和合目的性”^[117]。但依据有限经验和普遍理由,还是能够把握它的一般趋势。

在“世界公民观念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康德首先指出:个人彼此互相冲突地追逐自己的目标时,总是不知不觉地在自然目标的引导下前进着,由愚蠢、虚荣乃至罪恶和毁灭欲支配的人类行为有可能是“一部服从某种确定的自然计划的历史”。^[118]总之,意志自由及人类行为“总是为普遍的自然规律所决定”,“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119]因此,人们有可能像牛顿、开普勒揭示某种自然规律一样,“找出一条这样一部历史的线索”。^[120]

对人类的普遍历史规律,康德在文中指出了9个命题:

命题一:一个创造物的全部自然禀赋都注定了终究是要充分地并且合目的地发展出来。即大自然赋予一切自然物种合乎目的地充分发展的使命。

命题二:人类所具有的理性这一特殊的自然禀赋,将以世代延续的形式获得无限的发展,通过理性的发展和运用,人类作为特殊的物种,其自然禀赋将得到全面发展,即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命题三:大自然赋予人类理性为人类获得完善和幸福的使命。人类依靠理性的发展,能够从最低的野蛮状态上升到成熟状态,进而上升到幸福状态。

命题四:人类具有社会化倾向和自利倾向,既想按自己的意见来摆布一切,又想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权力欲,在自己的同胞中间为自己争得一席地位。这必然引起相互冲突。大自然将机巧地通过人类的相互斗争和冲突,促进理性认识和人类全部能力的发展,使人类先验的辨别道德的自然禀赋转化为实践原则,使人类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并趋向完善化的社会秩序。

命题五:大自然迫使人类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通过理性的发展和运用,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在这种公民高度自由而又高度和谐的社会状态下,大自然的“全部禀赋的发展,才能在人类的身上得到实现”^[121]。(自然充分人化。成为人的存在形式)

命题六:建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的最困难问题,就在于任何一个层级代表社会秩序的人或人组成的集体,同样具有“单独化”倾向(自利倾向),因而最高的监督者总是会失去监督,以致滥用自己的自由。因此,这一目标只能在最高阶段才能接近完成(大概在最高阶段,民族国家间的相互制衡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命题七:建立基于完美的公民宪法的公民社会,有赖于国家合法的对外关系,否则,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这种合法的对外关系,最终将形成基于单一民族的各个国家的联盟。这是保障永久和平以及每个人、每个国家的安全和权利的国际秩序。

命题八:人类理想的实现,“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122]。从哲学而言,这是“千年福祉王国”的信仰,但“决不是虚幻的”。^[123]因为人类经验虽然不能确切认识实现千年王国的大自然的“隐蔽计划”,然而,就像根据普遍理由和有限经验,人类可以切实可靠地作出地球公转的真实性结论一样,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人类理性是有可能揭示出来的。

命题九:把普遍的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这种哲学探索是大自然实现其目标所需要的。因为自然的最终目标是仰赖人的理性发展来实现的。这种哲学探索有利于增进人类对这一计划的理性认识,因而在整体上画出一个体系,为人们提供一条指导线索。这可以为社会事件提供解释,为国家未来提供预言,并展示社会理想的实现前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能够用先验的历史线索代替经验的历史线索。

以上材料表明,康德的历史观是通过自然目的论和道德目的论进行证明的。其中的道德目的论似乎可以看成自然目的论的延伸。因此,历史规律被看成一种合目的性的自然规律。对于这种规律,人们可以揭示它的一般趋势,却无法从根本上理解它的根源,也不能确切把握它的具体内容以及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类道德的认识的提高和社会秩序的完善化,在康德历史观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他所说的实践理性和道德发展既是前提又是最终的理论归宿。他强调,人类历史进程所涉及的“不是人类的自然史,而是道德史”^[124]。他还认为:“在人类的进步过程中,才能、技巧和趣味的培育,自然而然地要跑在道德发展的前面”,但道德总有一天会赶超过这些“会自己绊住自己并且往往会跌交的东西”。^[125]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德更多地把人类理性发展及其运用看成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发展。他尽管注意到:理性引起的物的欲望以及对这一欲望的自我满足的努力,有可能扩展人类的饮食和其他生存知识,也注意到了牲畜饲养和农耕技术发展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基础性意义,却又简单地将这些忽略掉或“跳跃”过去。因而,他未能从人类文化发展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真正把握住主体与客体的现实统一。

在上述康德的历史观中,隐含着一种人本主义思想。在它看来,人是自然的最终目的,自然存在物是人的手段和工具。人被看成“个体的有理性的存在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作为有理性的具体个体,是平等的主体。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人类理性的发展,这种发展具体体现为人的需求、生存知识和文化修养的提高。而人类理性的发展与生产活动、生产分工以及工艺、文化、艺术的进步息息相关,并且,人类理性的发展是在人们误用自由引起的痛苦的经验和相互斗争中实现的。人类理想社会,是人类理性以及人类身上的能量获得发展的最终结果。在这种理想社会,人们处于德性与幸福(感性享受方面的高度满足)和谐统一的状态;在这种社会,自然物被充分认识并服务于人的需要,人成为理性和能量高度发展的“全面发展的人”。

对于康德的这种历史观,马克思应该从中吸收继承了一些合理的东西。但他不是简单继承,而是有所批判、有所扬弃的。康德的历史观把私有家庭的存在假定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康德在考察人类理性的发展时,虽然包含了人的能量即生存知识及其技术性实践能力,但他的重心却放在道德认识及其实践理性方面,因而对于生产力发展以及分工、交换、生存斗争等,康德往往不做具体考察,这与康德哲学的整个体系是相对应的。而在马克思那里,任何历史状态,都基于一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人的理性认识能力及其技术性实践能力的发展,理想社会虽然也是德性与幸福的和谐统一,却是以人类知识和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外,康德一方面把人看成个体的有理性的存在物,把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看成人类理性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他又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成自然的“隐蔽计划”,基于自然目的论,把人类理性的发展看成一种自然规律。这样,人作为个体的理性存在物,其主体能动性便不得不受自然规律束缚。这似乎陷入一种二律背反之中。对于马克思来说,他把人类社会看成一种生命机体,个体的具有理性的存在物是这种生命机体的细胞。正像任何自然物一样,人类社会当然具有自身独立的生存发展规律,它表现为自然规律。但是,个体的理性存在物不是外在于人类社会这一生命体,而恰恰是这一生命体的细胞,而有机生命体的发育发展,取决于作为细胞的个体生命的发展,并且首先是理性认识以及生存知识和实践能力的扩展,有机生命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个体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进行。没有细胞的发展,有机生命便不能存在和发展。只有当个体作为单纯的个体与人类社会这一生命机体处于一种外在关系的情况下,个人才必须屈从于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马克思便通过科学的实证研究,真正理清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跳出了康德无力解答的二律背反。

通过对康德历史观的继承和批判,马克思在人类知识及其实践的发展基础上,以高度一致的理论逻辑阐明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确立了彻底唯物的实践人本主义主义的历史观。他摈弃了康德的抽象的道德证明,通过人类理性知识增长与现实生活的必然联系,说明了实现理想社会的条件和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趋势。

除此之外,马克思对康德的超越还集中体现在思维方法方面。1837年马克思对康德哲学中所体现的在欧美至今居于主流地位的思维方法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判。但是,马克思对康德的思维方法并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有所继承。这种继承主要体现在吸收康德思想方法中的实证主义精神,也体现为强烈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在康德看来,实践理性和道德证明可以通过道德行为的实在性说明自由意志等的存有,从而确立人们的信仰,却无法增进人类的任何知识。他一再强调,人类一切理性知识的获得须臾离不开实证的经验,任何脱离经验的抽象思辩都是经不起怀疑的,都必然陷于二律背反。马克思充分吸收了康德的这种实证主义精神和批判怀疑精神,却又完全超越了康德,因为马克思把实证主义精神与辩证思维方法和近代科学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了。而康德虽然在“辩证论”中表现了辩证思维的内在要求,却依然停留在基于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中。因此,马克思的实证主义与康德的实证主义(也包括新康德主义的实证主义)具有根本的差异。总之,马克思运用了全新的方法和方式,表达了康德哲学的精神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