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的“实证经济学”与实证主义哲学

罗雄飞

古典经济学虽然把抽象人本主义当做经济活动的本质和经济学的基础,它对经济活动的理论说明依然更多地依赖经验认识。庸俗经济学则是完全依赖于经验的归纳总结。“斯密教条”和庸俗经济学可以说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源头。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往往把西方经济学看成实证经济学,而把马克思经济学看成规范经济学。在他们看来,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是否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依据。这里的“价值判断”,通俗地讲就是对经济事物是“好”还是“坏”的认定。如果经济理论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则为规范经济学;反之,如果不涉及好坏,仅仅是就事论事,那就是实证经济学。“实证”,就是实例证明。(2)解决问题不同。如果解决的是“是什么”问题,则是实证经济学,反之,如果解决的是“应该是什么”,则为规范经济学。(3)是否具有客观性。规范经济学中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于对不同行为的成本收益的价值判断的差异上。正因为如此,其分析结果带有较浓的主观色彩;而实证经济学是就事论事,所以分析结果是客观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经济学家中,也有极少数思想深刻的学者如熊彼特,能够认识到马克思经济学的真正特质。他指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可能找到某种形式上的类似……但也止此而已。在任何地方他也没有背叛实证科学而依附于形而上学”,“他的论证是根据社会事实,他的主张的真正来源都不出自哲学领域”。^[78]当然,像熊彼特这样具有如此深刻见解的西方经济学家并不是很多。

简单说来,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西方经济学作为实证经济学,旨在描述、解释、预测经济行为,因此又称为描述经济学。它追求所谓的资源配置最优化,奉行“价值中立”,只回答“是什么”、“能不能做到”之类的实证问题。它似乎以行为心理分析为基础,力图提供一种“一般化”的理论体系,用来对有关环境变化对人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做出预测。它要求通过所取得的预测与实际情况相对照的精确度、一致性等指标来加以检验。据此,它自认为是“客观的”科学,因为可以通过经验的评价,对它的假设做理性的讨论。这种经济学实证化的早期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萨伊和英国的西尼耳。

作为“实证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与“实证主义哲学”(经验主义哲学的变种)息息相关。实证主义哲学假定,知识必须以经验运用归纳法所能验证的为限度,有意义的陈述必须是可以验证的。它实际上是只承认经验认识,认为人们不可能也不必要认识事物的本质,甚至认为科学只是主观经验的描写,不反映任何客观规律。它把自己的学说说成是既反对唯物主义又反对唯心主义的第三条路线。实证主义的思想在17世纪开始呈现最初形态,它与近代机械论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处于那个时代的伽里略所具有的科学观便具有实证主义倾向。他认为科学的任务不是去增加自然及其属性的数量,而是大量地去描述一切可以测量的现象。17世纪实证主义思想的最主要代表是伽桑迪,他宣称形而上学的思辨是没有结果的。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广泛的思潮发轫于19世纪的30—60年代。孔德是这种思潮的最初代表。实证主义哲学师承英国经验主义,后来又接受了大陆唯理主义的逻辑分析方法,其阵地也由英、法扩展到德语国家和美国。

实证主义哲学的发展,与感性主义和理性主义有着重要联系。感性认识论者认为只有历史归纳法才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唯一有效路径,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对理性认识论者的关于科学理性可以解决人类发展中的一切难题的批判之上。经验主义者认为科学研究只能从人类的认识经验中寻找答案,所谓的事实后面的本质问题是不存的,或者即使存在,凭借人类有限的认识能力也不能为人类所了解和利用,人类只能认识经验以内的东西,至于超出经验的东西不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而应该交给哲学家去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论,感性认识论者只相信经验的东西,强烈反对用逻辑和思辨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而理性主义者(唯理论者)对人类的认识能力推崇备至,认为人类可以凭借自己高超的思辨和逻辑推理能力来解决现实中的任何问题,可以发现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规律性的东西。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可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能够在实验室里面模仿现实世界,进而建立模型来进行仿真,而只有凭借科学家的理性思维通过建立一整套严密的逻辑规则,运用数学的方法建构起一个个严谨的数学模型,从而把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可以直观的认识的问题,或采用局部均衡或采用整体均衡的方法进行求解。理性主义者只相信经过人类的理性加工过的东西,不相信感性的东西,从而把理性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宝座。

自称为实证主义(或实证)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起初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就是建立在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之上的。从其精神实质来看,它事实上力求把感性认识与理性主义结合起来。它采用了假设-演绎模式,但从经验主义认识论出发,假设必须基于经验的归纳,从演绎中得到的认识也必须接受经验的检验。这种研究模式逐渐将经济学研究塑造为一个提出假设、逻辑演绎和计量检验的程序化过程。经验主义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以事实、感觉和经验为依据的科学,其假设必须是来源于事实归纳。但是,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膨胀,西方经济学日益走上更加“科学化”的道路,要求把纯粹的数学或纯粹的物理学引入经济学分析。以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认为,人类对自己的行为是自知的,以人的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应该通过人类的自我考察和内省来提出先验为真的假设。依靠这些先验为真的假设,通过正确的逻辑演绎,就可以得到综合为真的所有经济理论。另外,一些学者试图避开对经济假设来源的讨论,认为经济理论的优劣决定于它的预测力,这与经济假设的来源无关。综合不同认识,经济假设被区分为三种类型,即公理性假设、理论假设和限制性假设。这样,数学模型得到越来越充分的运用,经济学俨然成了一种运用数学,经济学越来越具有数学形式化的特点。

马克思对包含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在内的以往的“国民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批判。由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带着“斯密教条”的原罪发展而来的,它们的基本思维模式可以直接上溯到萨伊那里,因此,马克思的批判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是适用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系统地批判了萨伊的“三位一体”的公式,《资本论》特别是第三卷的最后一篇,则集中批判了“斯密教条”。这种批判还渗透在所有的经济学“手稿”和相关著作中。在这里,只能对马克思的批判进行概要式的交代,更详细的论证将在专门的章节进行。

在马克思看来,以往的“国民经济学”虽然从经验主义哲学出发,反对神学的或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它本身却并没有真正摆脱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理解必须从这一方法开始”。^[79]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80]而被抽象理解的竞争,成为以往的“国民经济学”仅有的车轮。“国民经济学家”“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的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关系,假定为事实。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恶的起源,就是说,他把应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81]马克思强调:“抽象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唯灵论”^[82]。因此,以往的“国民经济学”那种基于形式逻辑的抽象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依然是形而上学的,这种所谓经济学,在思维方法方面与神学并没有差别。由于这种形而上学的抽象,国民经济学家不能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和内在规定性。把社会经济关系归结为物的自然属性,把资本主义生产与一般劳动过程或简单商品生产混为一谈。马克思特别指出,斯密或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以要素为收入的源泉,“以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是一种没有想象力的虚构方式,是庸人的宗教”^[83]。由于以往的“国民经济学”把物质生产仅仅作为“一般范畴”来考察,它必然存在脱离现实的倾向,常常表达一些“‘文明’的空话”^[84]。从经验材料中抓住抽象“一般”的共性、“统一性”,这种思维方式“直接把现象形式当作一般规律的证明或说明来理解,但完全没有把它说明”,因而,这种抽象“是形式上的,本身是虚假的”。^[85]马克思还敏锐地发现,以往的“国民经济学”基于形式逻辑的抽象思维方式,必然引起无法克服的内在逻辑矛盾。它为了说明分工,就假定有了交换;为了有东西可交换,又假定有了分工。一方面,商品价格决定工资、利息、利润、地租;另一方面,工资、利息、利润、地租又反过来决定商品价格。因此,它总是在现象层面的循环运动中理解客观对象,以致“不断地在循环论证里兜圈子”^[86]。马克思据此指出,所谓“不变价值尺度”问题,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必然存在的逻辑问题,想要在循环论证中解决这一问题,是一种“化圆为方问题”^[87]。这个“不变价值尺度”问题,实质上就是当代经济学家所说的“资本计量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琼·罗濒逊20世纪60年代才发现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这里引用的文献表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候,几乎已经把以往的“国民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全部指明了,如“资本计量问题”、脱离现实、形式主义等,他把这些问题通通归结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必然产生的问题,因而要求从这种思维方法来理解和批判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对于这一点,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也是明确地认识到的。琼·罗宾逊认为:马歇尔理论的“整个体系是基于一种不能解决的矛盾”^[88]。艾克纳指出: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四个基本因素(无差异曲线、等产量线、供给曲线和边际产量曲线)“除了它们的特殊形式外,它们还没有得到经济学家的经验确证。有一大堆严重的问题困绕着它们,它们根本不能作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经济学的根本性错误的一个根源。”^[89]他还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养成“一种几乎是不可更改的演绎推理的偏好”,“过分强调完全公式化理论体系的发展,而缺乏足够的……经验基础”。^[90]里昂惕夫则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家年复一年建立大量的数学模型,而且更为详细地讨论这些模型的性质,然而,“这些都无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一个现实经济系统的结构和运行”^[91]。丹尼尔·贝尔强烈质疑:新古典的“这些模型是否能‘反映’现实,或者对于判断事件来说只是一种虚构或理想形态。”^[92]从2000年开始,法国、英国、美国等出现了一股“经济学国际改良运动”,新古典经济学脱离现实和数学形式化问题再次引起广泛的批评声浪。

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以往的“国民经济学”并非像他们宣称的那样“价值中立”和客观科学。它以私有制、分工和市场制度的存在为前提,不去证明它们是如何确立起来的。它的永恒的前提和超越时空条件的抽象公式,本身就已经假定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和合理性,本身就已经以“科学的”形式强调了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美好的,因而是永远不用改变的,只需要在维护总的公式或“规律”不变的前提下,逐步改进一些具体的变量。而自由竞争理论所假定的自由、平等、所有权、自利利人(边沁)的前提,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因此,这种经济学不是“价值中立”,而是有它的意识形态立场;不是客观科学,而是具有很强的辩护性。马克思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很大意义上就是对包含思想方法在内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

鉴于以往的“国民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所谓“价值中立”的虚伪性,在马克思看来,从方法论来看,这种经济学既没有真正遵循实证主义的要求,也是非“科学的”。马克思指出:如果像庸俗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即现象与它的本质会直接统一,那么,“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93]他又指出:像斯密依照“斯密教条”所做的那样,“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就是“按照……非科学的观察……把联系提出来”。^[94]对于这种“非科学”的责难,一些崇尚西方经济学的人可能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模型尽管是抽象的,由其推导出来的结论毕竟是要接受经验事实的检验的。然而,这种检验本身也存在逻辑上无法克服的问题。其一,理论陈述往往是全称命题,而观察陈述是单称命题,从逻辑上看,从单称陈述(不管它们有多少)中推论归纳是不可靠的,容易陷入循环论证的泥潭。其二,严格的全称陈述有一个显著的逻辑特征,即只能证伪,不能证实。但是,只能证伪不等于实际能够证伪。因为经验证据对理论的检验,并不是经验证据和孤立的被检验理论之间的两者一一对应关系,而是经验证据、被检验理论和背景知识三者之间交互作用的关系。其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不存在着客观独立的经验证据。经验证据的性质实际上是由理论对证据的解释来决定的。一切经验证据都是受评价者的背景知识或世界观的影响而渗透理论的。不存在客观独立的经验证据。没有纯粹的观察,观察总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所谓“测不准”问题。这些问题使这样的经济学研究局限于理性分析或逻辑上的自我循环论证。这种研究实质上没有达到客观、科学的研究,而是停留在经验主义水平之上,因为抽象模型无论怎样一般,它只是一种工具,工具的运用和经验材料的分析终归要依赖认识主体的主观经验。因此,不同学者对同样的经验性、现象性材料的研究,必然得出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结论,以致落得十个经济学家必然得出十一种结论的讽刺性评价。因为这种研究根本没有触及特定对象的内在机理、本质规定和特殊规律,而对现象的评论必然是见仁见智。可见,就西方经济学实际达到的研究水平来说,即便撇开证伪检验自身的问题,就一些模型的“科学性”和一般意义而言,它也是经不住证伪检验的。此外,计量检验是借助于经验数据和计量技术,对理论假设进行概率分析,从而在有限范围内发挥理论验证和理论发现功能。这不是完全意义的证实,也不是真正的证伪,而是基于现有计量技术在概率意义上对理论假设的实证主义意义做出的不完全评判。在三类假设划分的框架下,使用回溯推理来发挥计量检验的理论发现功能,面临着样本选择和不完全决定性问题。

当然,以往的“国民经济学”及其后来的发展尽管存在根本的缺陷,却也不是一无是处。因为它毕竟对特定经济现象进行了经验主义的研究。在静态或比较静态的条件下,由经验主义得到的模型对于微观领域的一些特定问题,依然是有效用的。就像“地球中心说”,从科学的高度看,这是非科学的、错误的。但从经验主义来看,它对人们的生活还是起作用的。比如“太阳从东边升起”这样的非科学的说法,至今可以帮助人们辨别方向;基于“地球中心说”的古代历法,对农业生产乃至自然灾害的预测,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检验获得通过,并不能说明“地球中心说”是科学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经验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作为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其本身也是存在根本缺陷的。从“唯物的”立场来看,它们与神学目的论和思辨哲学相比,固然是一种进步,但它所注重的,依然是对现象的经验性把握。即便是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以经验为基础。这是因为,它的“公理”不是凭空设定的,任何抽象的东西都是从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就像1+1=2,没有经验事实做基础,这样的公理的产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它发挥理性作用的方式依然体现为经验的归纳和抽象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推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