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雄飞
把《资本论》序言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的物质生产的技术状况及其技术的、社会的结合形式。这在逻辑上是合理的,与“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也相互吻合,从而使前后文相互呼应。这种阐释也能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充分的文献依据。但是,这一阐释与《资本论》既有内容的实际研究对象显然不能保持一致。因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关系”[29]。这种矛盾应当如何说明呢?
这就需要跳出单纯的文本研究,进而了解《资本论》的形成过程,从而在整体性上把握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便用了相当的篇幅分析了工资、利润和地租。他证明,“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采用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也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两极分化和工人日益贫困化,即工人被剥削的事实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等。[30]但是,马克思并不以此为满足,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以往的“国民经济学”能否说明剥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在于以往的“国民经济学”自身的理论思维方式不具有科学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高度肯定古典经济学中偶尔体现出来的劳动价值论原则。[31]他认为斯密“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因而有理由把他“称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32];又认为“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33];还强调“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同时弄清楚国民经济学的运动本身的真正规定性”[34]。马克思还指出:李嘉图“把劳动提高为国民经济学的唯一原则”,因而在理论上相对于斯密取得了“合乎逻辑的大进步”。[35]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尖锐地指出:斯密“对价值理论的为数不多的深刻而惊人的运用,是偶然表现出来的,对他的理论本身的发展没有起任何影响”[36]。可见,马克思这时不满意的不是劳动价值论原则,而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思维方式。他深刻地指出:斯密的教条给后世经济学带来根深蒂固的错误,即“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用外部情况来说明(竞争)……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仅有的车轮”。[37]马克思把古典经济学那种“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38]的抽象一般的理论思维方式直接比喻为神学。在《资本论》第3卷第7篇即“各种收入及其源泉”中,马克思又一次集中批判了以斯密教条为基础的“一般的抽象的”理论思维方式,并揭示出这一理论思维方式存在难以克服的“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这里揭示的“循环论证”的错误,也就是后世经济学家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发现的“资本计量问题”的实质所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几乎完全相同的内容又被当作整个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总结部分。[39]
这些情况表明,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虽然基本宗旨是要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暂时性。但他不满足于对这种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简单的抽象说明。他要求把这种说明确立在比古典经济学(以及以“斯密教条”及其要素分析为根基的其他经济学)更加科学的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因此,在他看来,他的经济理论必须能够更加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时代居于支配地位的市场经济的“经济运动规律”,并以此说明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见,马克思对以往经济学的批判不可能限于生产关系和剩余价值问题。只有阐明了现实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作用机制,对斯密教条为基础的整个理论思维方式的批判才能彻底,一种崭新的经济学理论才能完全建立起来。
马克思的写作计划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比《资本论》的既有内容更为宽泛。1857年8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其经济学著作“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规定……(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城市和乡村。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40]1858年3月,他再次谈到这一写作计划,这时他把资本、地产和雇佣劳动分为三个分册,第一次提出了“六个分册”的框架,并交代了“资本”分册的基本思路,它包括“(1)价值,(2)货币,(3)资本一般(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41]在这里,“价值”、“货币”等“一般的抽象规定”不再作为独立部分,而是当作“资本”分册的“绪论性章节”。在同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除了介绍“六册计划”外,进一步说明了“资本章”的内部结构和写作纲要。其拟订的“资本”分册由四部分构成:(a)资本一般;(b)竞争或许多资本相互作用;(c)信用;(d)股份资本。而“资本一般”又分为“价值”、“货币”、“资本”三部分。1859年初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给魏德迈的信,依然保持“六册计划”的思路。1862年12月28日马克思正式宣布调整写作计划,强调“资本”章虽然是第1分册的续篇,但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作为副标题。他还强调:他正在写的“资本”部分即“资本一般”部分,是“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它和第1分册内容都是“精髓”所在,“至于余下的问题……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42]在“六册计划”的基础上,马克思原打算写一部关于经济学说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著作,写一部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发展简史。调整写作计划后,这一部分仅仅保留了经济学说史部分,这部分被当作现有《资本论》的第4册。从马克思的写作计划看出,既有《资本论》前三卷的内容,仅仅是属于“资本一般”的层次,他要构建的经济学理论显然比既有的《资本论》内容更加丰富。并且,他本人虽然因个人精力有限而不得不“放弃”“六册计划”,却又明确强调既有的《资本论》只是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余下的问题需要“别人”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
现有的《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是以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条件的严格的约束条件为基础的。它假定所有商品的供求是相等的,无论按价值交换还是按生产价格交换,都以供求相等为前提,这就暂时排除了市场竞争;它假定在劳动人数和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价值总量不变,即不考虑复杂劳动还原或复杂劳动的还原以中等复杂程度的劳动为基准,事实上是通过简单的平均化来处理,这样,暂时撇开了生产力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实现机制的关系问题。在这些条件下,它能够揭示剩余价值的实质及表象(现象形态),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和一般趋势。然而,这种说明不能真正落实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层面。只有沿着从本质到现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线索,进一步说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市场的竞争机制,才能在最基本原理(基本的生产关系以及这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的基础上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当然,这种说明依然是原理性的说明,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合理性与历史暂时性服务的。尽管对市场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实现机制和市场的作用机制的阐明,可以为有兴趣研究资源配置的人们提供科学的思路,但马克思本人不可能去关心资本家如何有效配置资源,他也不相信资产阶级政府能够真正按市场规律有效配置资源,更不会关心资产阶级政府应该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政府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根本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顶多做一些有限的让步。
总之,我们不能单纯从《资本论》出发考察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资本论》既有的内容停留于对“资本一般”的考察,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能等同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资本论》序言中对研究对象的界定,也反过来说明,1862年以后马克思尽管把自己的研究任务限于“四卷本”结构的《资本论》的写作,整体思路也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但并没有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基本的生产关系,也没有放弃“六册计划”中超出“资本一般”的研究内容,只是将进一步的研究寄望于后人而已。[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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