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雄飞
依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如何从特定研究对象中抽象出一般规定呢?马克思指出:“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与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的、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而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它决定着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27]按照这一精神,要把握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特定的研究对象,揭示这一主体的内在的经济运动规律,首先应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确定为支配其他一切关系的要素。然后围绕这一居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暂时撇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条件,设定“普遍化的简单商品生产”这样的严格的约束条件,用抽象力抽象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基本的规定。这种规定尽管是在严格约束条件下解剖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得到的,由于暂时撇开了特定的社会生产条件,这种反映着发达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基本规定性的简单的抽象范畴又在一定意义上显示着所有时代的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定或共性。由于这种抽象的简单范畴在历史上具有征兆性、形式性存在,并且有自身的发展历史,因此,“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128]。然而,基于特定有机体的解剖,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把握特定有机对象的科学进程,不同于该有机体及其胚胎的发育过程,由此抽象出来的基本规定,是该有机体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核心范畴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性规定。这些规定就马克思研究的特定主题来说,就是商品、货币、劳动、价值、交换价值等。这些一般规定是“在纯粹形式下提出的”[129],并要求“避开一切细节”[130]。所谓“纯粹形式下”,就是暂时忽略资本、雇佣劳动这些较为具体的特定的社会条件,揭示商品、货币、劳动等等的单纯的形式规定。但是,我们必须始终记住,这些一般规定仅仅是基于特定研究对象抽象出来的,它们作为抽象的一般规定,其所依存的典型的具体存在形式即“普遍化的简单商品生产”是抽象力赋予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特定认识对象的严格的约束条件,因而与粗陋的历史前提是迥然有别的。因而,只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它们所具有的一般规定性才具有现实意义。对此,马克思在“导言”中有清楚的交代。他在分析了货币一般之后指出:“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131]。他分析了劳动一般后指出:“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等看待,以一个十分发达的实在劳动种类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种类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132]他强调:劳动“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性上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133]他得出的总的结论是:“哪怕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合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充分发展了的)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134]
上述分析表明,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一般规定,首先是以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一定社会的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为基础,因此,它是从属特定社会关系的规定,而不是单纯的生产过程的规定。它与那些从客观生产过程中排除社会条件抽象出来的一般“要素”具有本质差异。其次,这种一般规定是从特定研究对象中抽象出来的,是从发展充分的典型具体中抽象出来的普遍的、一般的规定,而不是通过超时空的针对不同对象、不同历史阶段的抽象得到的共同点。最后,这种一般规定的超越特定社会形态的历史的形式是虚拟的历史性,在特定生产关系取得支配地位之前,它们有过形式上的存在,但就“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历史的存在总是萌芽性的、征兆性的、非严格意义的,因而严格说来是非历史的。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指出:“我们的方法表明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也就是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生产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的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这个方程式会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135]这与我们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定的几点认识是相符合的。可见,“历史考察之点”的说明主要是基于“人体”的反思,一般规定是从特定的“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抽象出来的“原始的方程式”。马克思还明确指出:虽然农奴逃往城市是城市生成的历史前提,对发达的城市制度的考察,并不需要从这种“已被扬弃”的历史前提着手。[136]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马克思又一次阐明了这些思想。[137]可见,这些思想是马克思一贯坚持的。正是基于这些认识,马克思在“导言”中明确告诉我们:“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的次序或者同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问题……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138]正是从这些思想出发,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基本形式,分析决定现代社会的经济组织的资本形式时,开始根本不提资本的常见的、所谓洪水期前的形态,即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139]这虽然不属于我们考察的论题,还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赖以进行的特定有机生命体出发,而不从真实的历史前提或抽象的“共性”出发,可以说是他自身所运用方法的必然要求。基于自身的方法,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论》开篇中的商品货币关系“这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140]而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资本章”中,一开始他便强调:前文“对简单流通的考察向我们揭示了资本的一般概念”[141]。可见,从根本的性质上讲,开篇中的一般规定是作为从属资本的“一般概念”提出来的,并且是从资本主义生产中抽象出来的。当然,“一般生产过程”“作为资本的因素”出现时,对特定研究对象的分析也“必然会……显示出”它们“在历史上会发生怎样的变化”[142],一定意义上能够映照出特定有机体的发育成长过程或它的前史。因此,“一般”规定反映着特定有机体不同成长阶段的“共性”,甚至反映人体与猴体的共性。对于这种“共性”,从形式逻辑的眼光看,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不发达的简单形式。[143]只是这种“共性”不能用简单抽象归纳的方法来概括,必须通过对发达的典型的具体——这样一种特殊存在的科学研究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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