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差距的成因论

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说、陈氏倒U理论等都是对收入分配的演化趋势进行判断的理论，但其对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在提出时并没有明确给出，后续研究者从多个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诸多观点。目前，普遍公认的理论包括：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等。

（一）二元经济发展理论

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发展中国家一种经济现象的描述，最初由荷兰经济学家伯克（Booke）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但他当时的研究仅限于对“二元结构”的单纯描述，并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随后，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1954）明确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理论，用该理论研究工业化社会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这里按照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时间顺序进行梳理：第一阶段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形成和完善阶段；第二阶段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拓展和应用阶段。

1．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形成和完善

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刘易斯（Lewis）、费景汉和拉尼斯（Fei＆Ranis）、乔根森（Jorgenson）、托达罗（Todaro）等经济学家的发展，至70年代初期基本建立起完善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目前，这些经济理论已经被系统地写进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简单阐述如下：

刘易斯（1954）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描述为现代部门不断扩张，传统部门逐步缩小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不断从传统农业部门吸收劳动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

费景汉和拉尼斯（1961）认为，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张和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必要条件。在一个停滞的农业中，农业的剩余劳动力是不可能完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的。但是，仅仅有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是不够的，要使劳动力转移不至于受到阻碍，还必须使农业生产率增长与工业生产率增长保持同步，也就是说，两个部门必须平衡增长。

乔根森（1967）在一个新古典主义的框架内探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发展问题。与“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相比，乔根森模型更强调农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更注重市场机制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

托达罗（1970）将城市失业问题引入二元经济模型的分析，把城市“非正规部门”纳入城乡劳动力就业的考察中，建立了人口迁移模型。托达罗模型没有把农业部门消极地看作工业化的一种工具，而是把农业部门作为一个积极的发展目标，强调农业部门和农村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性。

2．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拓展和应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二元经济理论进入多元发展阶段。经济学家利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拓展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领域，不仅涉及二元经济理论本身，还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多个方面。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

（1）社会组织制度的二元性。众多学者开始对现实社会经济中二元经济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探讨。早期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忽视了劳动分工的自发演进以及对发展中国家二元制度的分析，因此不能充分地解释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原因和演变趋势，所提的政策主张也具有片面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视角对组织制度的二元性进行研究，提出新的看法。例如，高坦（Gautam，1996）认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分割性，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实际是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结果；萨克斯（Sachs，2000）从全球化的劳动分工和交易成本角度解释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是个人专业化水平不断发展和演进的结果；杨小凯（2003）从劳动分工和组织演进的角度指出中国城乡的二元性根源于产业的二元性，因此，城乡二元性是可以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和演化而最终消除。

（2）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现象，不可能拥有统一而有效的生产要素市场。因此，如何建立统一的要素市场、削减要素流动障碍，成为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热点问题。魏和薮内（Wei＆Yabuuchi，2006）基于哈里斯—托达罗（Harris-Todaro）模型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和失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和数量的增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查德胡里（Chaudhuri，2007）利用三部门哈里斯—托达罗模型讨论了发展中国家为什么选择吸引外资和贸易开放政策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撑，也解释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无就业增长”的开放制度；肖琳子和肖卫（2014）通过一个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二元经济模型，研究发现二元经济中基于技术进步的农业发展是促进农业劳动力向现代产业部门流动的前提条件，并构成二元经济均衡发展的基本动力。

（3）二元经济与收入分配。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不平等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布吉尼翁（Bourgignon，1998）利用33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生产效率的提高对改善收入分配具有积极的作用；巴苏（Basu，2004）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变，发现城乡效率工资的差异导致劳动力从农村流动到城市，这种聚集性降低了城乡实际工资的差异性，促进了城市就业；兰加查斯和穆莫拉斯（Rangazas＆Mourmouras，2013）在二元经济结构下研究传统家庭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效率问题，发现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不发达导致工资存在较大差距，低收入人群缺乏迁移的动力；陈宗胜和宗振利（2014）运用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演变趋势，研究发现二元经济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占比变动产生显著的影响，使其处于U型曲线的左边下降段。

（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收入分配问题具有显著的影响，增长极理论对解释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增长极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1955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mlcois Perroux）提出增长极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是均衡分布的，主导部门和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集中于特殊地区，以较快的速度优先得到发展，形成增长极，再通过其吸引力和扩散力来不断增大自身规模并对所在部门和地区产生支配作用，从而不仅使所在部门和地区迅速发展，也可以带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发展，最终实现分配的均衡。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过分强调增长极的正面效应而忽视了负面效应；二是该理论是构建在经济空间上的，忽视了地理空间的影响，缺乏可操作性。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法国经济学家布德维尔弥补了上述缺陷。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Myrdal）在其1957年出版的《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geographicaldualecon-omy）理论，强调“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的作用，“回波效应”倾向于扩大地区经济差距，而“扩散效应”倾向于使落后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并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直至最后达到平衡。

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Hirschman）在1958年的《经济发展战略》中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即极化效应（回波效应）和涓流效应（扩散效应），并强调指出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极化效应”将占支配地位，因而应在政府干预下促进“涓流效应”。

法国经济学家布德维尔（J．R．Boudeville）把佩鲁增长极理论的“经济空间”转向“地理空间”，提出了“区域发展极”概念。“他认为创新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主导产业中，而主导产业所在的城市就是‘增长极’，它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腹地的发展。”[3]

2．增长极理论的应用

增长极理论自提出以来，被许多国家纷纷应用于指导区域经济发展和规划，提出了有价值的政策和主张。

国外学者对增长极理论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解决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如卡梅伦（Cameron，1970）认为人口以较快的速度流动到城市可以降低城市人均服务成本，因此通过吸引外来企业和资本使人口在较短的时间内流动到城市，既提供了足够的就业机会，也抑制了本地区经济资源的流出，从而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考特尼（Courtney，2007）通过分区域的社会核算矩阵（SAMA）估算城镇和内地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强度和溢出效应的大小，发现城镇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亚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经济结构的差异，尤其金融服务和银行业务的依赖性更强。（2）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外部性问题。如金西（Kinsey，1978）指出法国政府在1966年应用增长极理论降低巴黎在全国各省的地位，目的是建立更平衡的经济增长，但是结果令人失望，增长极理论作为区域经济的规划工具被质疑。帕尔（Parr，1999）认为要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外部性，必须考虑适当的区域的主导地位和经济空间，从而形成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规范性，保证基础设施的可用，鼓励区域发展分散化，并注重区域间经济发展平衡。（3）解决区域或者行业的整体布局问题。如陈（Chen，2008）通过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研究城市规模、增长极水平、专业化分工和行业梯度等对行业整体布局的影响，为城市规划提供政策参考。克里斯托法基斯（Christofakis，2011）利用希腊2000—2006年和2007—2013年的增长极战略规划探讨希腊的区域和空间规划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并强调必要的配套政策和行政组织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增长极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国内学者对增长极理论的应用展开广泛研究。（1）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极度不平衡的状态，尤其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如刘朝明等（2006）从产业、资源和城市化的角度论证成渝经济区作为西部增长极的条件，并应用钻石结构理论分析成渝经济区的战略目标定位和战略实施步骤。他认为成渝经济区或川渝地区如果按照行政区域来进行产业规划和建设，不仅已有优势会受到制约，而且在区域内部重复布局、自发竞争和产业同构化的约束下会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地区的差距。（2）我国学者还利用增长极理论对区域经济和行业布局进行规划。如王业强（2014）通过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结构变动历程与变动态势进行统计分析，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分为经济空间集聚的酝酿起步、快速推进、巩固强化和空间扩散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呈现四大板块的相对均衡增长、七大板块的交错增长、东部主导经济增长和工业增长向西推进等特点。他认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将形成多中心网络状的空间增长格局。

总之，增长极理论的政策含义是比较明确的，即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增长极”，通过“增长极”带动相邻地区的共同发展。从中国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在引用增长极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并获得良好发展势头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与之相关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如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等问题。所以我们应当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协调区域发展，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

（三）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最早起源于经济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西方兴起的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增强了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力度。中国改革开放后，人力资本理论引入国内，逐渐被人们所接收，影响范围越来越大，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本节分别从国外和国内两个视角介绍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实践。

1．人力资本理论的国外研究

国外众多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被认为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创立者。1960年，舒尔茨在《人力资本的投资》的演说中指出人力资本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原因。但是，人力的取得并非免费的，它的形成是投资的结果，而且只有那些掌握了知识与技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

贝克尔（G．S．Becker）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人力资源的微观分析上。他运用成本—收益法对教育投资进行分析，认为对个人教育的投资和普通的商业投资相似，在决策时同样需要将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

明瑟（J．Mincer）是对人力资本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又一位经济学家。他系统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建立了人力资本收益率模型，强调人力资本投资和个人收入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他还用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劳动力供给问题，尤其是妇女劳动力的供给，论证工资差别和工作转换之间的关系。

丹尼森（E．F．Denison）在舒尔茨结论的基础上对人力资本要素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计量分析，明显看出正规教育年限增加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指出1929—1957年间的美国经济增长中23％的份额归因于教育发展。因此，丹尼森又被称为“增长核算或增长原因分析之父”。

继舒尔茨、贝克尔、明瑟、丹尼森之后，更多的学者进行了人力资本的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卢卡斯（Lucas，1988）、罗默（Romer，1986， 1990）提出的“新增长理论”。他们在古典的生产函数模型中加入人力资本，从而确立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

目前，国外学者将人力资本理论广泛地应用于解释国民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中。如阿罗拉（Arora，2001）、埃斯莫勒（Acemoglu， 2006）、阿什拉夫（Ashraf，2008）、福特森（Fortson，2011）、德布古普塔（Debgupta，2015）等利用微观数据证明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格雷戈里奥等（Gregorioetal．，2002）、希瓦利埃等（Chevalieretal．，2004）、方（Fang，2006）均通过实证研究证明教育公平与收入分配之间的相关关系，教育不平等是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2．人力资本理论的国内研究

我国学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人力资本理论本身的研究和传播；二是利用人力资本理论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如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等。

（1）关于人力资本理论本身，大部分学者结合我国国情，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拓展研究。如，叶正欣和王宏（2009）在分析现代企业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组织人力资本概念，既拓展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范畴，同时也较好地回答了企业团队存续与发展的原因；廖娟、赖德胜和杨娟（2012）引入个体风险因素，结合资产组合理论、期权模型等方法拓展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李晓曼和曾湘泉（2012）建立了基于能力的新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因为传统人力资本观点和视角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马红旗和王韧（2014）对人力资本的形成理论提出新的观点和看法，认为从供给层面讨论的“人力资本”实属潜在人力资本，潜在人力资本必须在容纳竞争、激励机制的体制环境下与经济载体相结合才能形成真实人力资本。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对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质疑。如张海云（2003）认为人力资本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把人的因素转化为物的因素是理论上的倒退，不能把资本神圣化，不能把所有能带来收入的东西都称为资本。

（2）关于利用人力资本理论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国内学者讨论较多的是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连玉君（2003）从人力资本角度分析影响地区差距的相关要素，认为初始人力资本存量、地区间人力资本流动和人力资本的激励制度差别都会显著地影响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差异；逯进和周惠民（2013）测算与解析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变动特征，结果表明我国各省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并呈现由东至西递减的态势；张勇（2015）认为人力资本是中国增长重要推动要素之一，但是其贡献显著低于简单劳动和物质资本贡献，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追加投资仍然是中国增长的主要动力。还有一部分学者将人力资本理论用于解释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上。如，任国强（2004）探讨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文化程度越高越倾向非农就业，获得的非农收入也越高；王先柱和余吉祥（201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参与市场化进程的程度对中国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的收入弹性有显著影响；骆永民和樊丽明（2014）从空间相关性的角度说明农村人力资本对本省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非工资性收入均有正向促进作用。

总之，人力资本明确指出了人的质量不同，对生产所作的贡献就不同，高素质的劳动力可以获得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因而会获得较高的收入。因此，中国转型时期的居民收入差距，其决定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力资本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