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我国的科技人才队伍十分弱小,科学研究基础十分薄弱。1949年,全国除大学外,科技研究单位只有40个左右,全国科技人员不超过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技研究试验的人员仅600多人。[1]按那时常说的四亿五千万人口算,全国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与总人口的平均比例是,每11250000人口中只有一个科研机构,每七十万人口中,只有一名科研人员。而且,从学科和门类来说,空白和缺门太多了。旧中国留下来的科学研究力量十分可怜,只有一些农业、地质、生物、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小型研究所,即使这样,有些还是爱国科学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兴办起来的。房屋、设备、仪器以及资金等都非常缺乏,很难独立地开展研究工作。至于国民经济和国防需要的重要学科和现代化的一些科学研究工作,可以说完全是空白。科学研究的基本设施很多没有建设,绝大部分仪器设备不能自己制造,许多重要的近代技术还没有掌握。一些新兴的科学技术和需要设备经费稍多的研究,都没有条件进行。技术科学领域,如冶金、机械制造等基础都十分薄弱。
正是由于科学研究的条件很差,加之全社会的科技氛围淡薄,政府不重视科技发展,科技人员的工作散漫无组织,研究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单凭个人兴趣爱好,脱离实际,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占据主流。科技界这种状况对于亟待发展的新生国家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中共中央提出“科学国家化”“人民科学”的主张,以此作为国家科技发展的宗旨。
1949年11月1日,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的最高学术机构,它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先导和主力军。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以下简称《共同纲领》)的精神[2],制定了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总方针:发展科学的思想以肃清落后的和反动的思想,培养健全的科学人才和国家建设人才,力求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的密切配合,使科学能够真正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建设、保健和人民的文化生活。[3]这个总方针表明了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关于科技发展的总体思路,它成为以后中央政府制定科技人才政策的基本原则。
首先,“发展科学的思想以肃清落后的和反动的思想,培养健全的科学人才和国家建设人才”这一条是针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思想状况而言的。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其中绝大多数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其家庭出身多数是地主、富农、资本家(旧社会穷人家的孩子多读不起书)。他们的思想和观念既带有封建色彩,又受到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观念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复杂的,既表现出热情接受的一面,又不可避免的暗藏着怀疑。对于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状况,中国共产党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有所认识,并已经形成一套富有成效的“团结、教育、团结”的政策措施。因此,建国后中共中央出于巩固新政权的需要,对知识分子继续沿用此政策措施,并发展成“团结、教育、改造”。
其次,总方针中提出的“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的密切配合,使科学能够真正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建设、保健和人民的文化生活。”这是针对建国前的科学研究脱离现实需要,为科学而科学的研究态度而言的。提倡“科学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科学而科学”,这对于科技发展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它不但影响了当时的科技人才的价值观和事业观,而且影响了以后几代科学人,直到今天我国的科技事业仍以此为宗旨,广大科技人才仍以能为国家、社会和人民做贡献为己任。
在总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科学院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培养与合理的分配科学研究人才,其具体内容为“(1)加强研究人员的政治学习,俾能把握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2)与各大学及其他专门人才训练机构保持经常的联系,互相协助,统筹专才的训练。(3)调查全国科学人才,予以有计划的分配和补充。(4)号召并协助留学国外的科学研究人才返回祖国,为祖国服务。”[4]这些任务也成为日后中央科技人才政策的目标,围绕此项基本任务,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科技人才改造、培养、引进的政策,使我国的科技人才政策不断体系化,科技人才队伍得以壮大和发展。
中国科学院是汇聚中国自然科学高级人才的专门机构,它的成立,一方面使得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有了组织保障,另外一方面,也组织团结了当时全国自然科学界的绝大多数从业人员(有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分布在各高等院校),为高级人才的培养奠定了组织和制度基础。
中国科学院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培养造就高素质的自然科学人才,推动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为了完成国家赋予的培养科学人才的任务,中国科学院采取了若干重要举措,在接管旧政权遗留的科研机构的同时,对原来在这些机构工作的科学技术人员,采取了全部留用的措施,并注意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同时,中国科学院还从社会上招聘了一部分科技人员,充实科研队伍。此外,中国科学院还充分发挥与海外同行密切联系的优势,积极吸收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参加科研工作,从1949年8月至1955年11月,回国留学生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共有129名,其中副研究员以上的有105人,占中国科学院同类人员的1/4。[5]
随着科技事业的发展,新中国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日趋迫切。建立制度化、经常化的人才培养渠道,成为当务之急。借鉴苏联的经验,中国科学院建立了研究生培养制度。1955年8月,国务院第17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研究生毕业后由中国科学院授予科学副博士学位”。[6]根据该条例,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研究生招生委员会。1955年9月,中国科学院开始第一届研究生的招生工作。从此,研究生制度成为中国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它保证了高素质科技人才源源不断的产生,也成为激励中国青年奋发上进的重要手段。此外,中国科学院还通过派遣留学生、开展国际科学交流、聘请苏联专家来华担任顾问等方式,多渠道多层次地培养各级各类科技人才。[7]
由于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新中国在科技事业和科技人才的培养方面发展很快。1949年,中国科学院建立初期只有21个研究所,约300名科技人员。到1956年已发展为44个研究机构,2500名研究人员,初具规模并填补了一些重要学科的空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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