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科学技术进军

1956年,对于科技人才来说是振奋人心的一年,这一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做了意义重大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还下发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这使知识分子备受鼓舞。这一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使知识分子齐声称赞、兴奋不已。这一年中共中央还发出“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并制定了《1956-1967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对于科技人才来说,犹如茫茫大海上出现了一座灯塔,从此科学研究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可以说,1956年这一年科学技术领域是一片蓬勃发展的景象,是我国科学事业开始发展的最关键的一年。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铺开,中共中央越来越感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越来越认识到科技人才在各行各业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加之建国以来实施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知识分子队伍已经有了改变。因此,中共中央着手对知识分子状况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问题有了新的判断,并在政策上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一)意义非常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篇报告是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做了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报告》先是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知识分子问题的关系,指出“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劳动,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1]这是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肯定。接着《报告》总结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采取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经验做法和取得的效果,认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40%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40%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80%左右。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2]这些数字表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成绩是显著的。《报告》还进一步总结了知识分子队伍在数量和业务水平上的提高,同时也指出国家的科学技术仍然处于落后水平。在此基础上,《报告》提出知识分子问题上应该防止和纠正的“宗派主义和麻痹迁就的倾向”。

接下来《报告》用了相当大(占全报告总字数的2/3以上)的篇幅讲了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问题,以及继续改造和如何壮大人才队伍的问题,主要是针对科技界的人才问题来讲的。其中包括解决知识分子用非所学问题、对知识分子不信任问题、工作生活条件差,以及钻研业务时间不能保障等问题,并提出知识分子继续改造的三条道路和促进科技队伍发展壮大的一些具体意见。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周恩来同志的这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认为他首次提出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重要论断。因此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具有非常的意义。事实上,周恩来同志在《报告》中讲到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改造的成绩时只单单说了这么一句,既没有详细说明,也没有反复强调。而且《报告》还强调知识分子中还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作风,还需要继续地改造,由此可以看出这篇报告的目的不是解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而是结合当时的国家建设情况,提出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发展问题,主要是针对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来说的。这以后,在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没有再提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本书认为这篇《报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在国家最需要科技人才的时候,提出如何正确发挥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并对日后科技队伍的发展壮大提出设想和具体要求,为以后的科技人才的使用和培养指出了路径。可以说这篇报告对于当时的科技人才乃至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来说,改善工作条件和待遇的实际作用远远大于改变其政治地位。因为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还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还普遍认为知识分子仍然属于小资产阶级。这也是接下来1957年发动反右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

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虽然《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是以政策文件的形式发布的,具有强制力,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氛围对知识分子还是普遍不信任,导致《指示》中的很多意见和措施没能贯彻实行下去,所以在知识分子中它远没有《报告》的号召力更大,更加鼓舞人心。

《指示》针对当时的知识分子队伍状况和国家需要提出了知识分子工作的任务是“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充分的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的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并且大规模的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3]其目的是“以便尽可能迅速的改变我国的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态,力求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在12年内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而使我国建设中的很多复杂的自然科学和技术问题能够逐步的依靠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4]从这个任务和目标来看,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是理性的,科技发展的目标是雄心勃勃的。中共中央能够看到新政府在知识分子工作中的错误,并认识到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还没有发挥出来,其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还需要提高,这在当时是十分正确的。由于建国后不到六年的时间,我国的科技发展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使得中共中央认为有理由制定用12年的时间在关键的科学部门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目标；由于当时我国的很多科学技术都是依靠苏联的帮助,因此逐步脱离苏联,自力更生的愿望也是符合国家发展的需要的。

在这样的任务和目标的统领下,《指示》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要求,其中具有积极作用的意见有,解决知识分子用非所学、用非所长、调动过繁、工作很少等问题；保证知识分子有充足的时间用于业务,减少会议；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提高高级知识分子的劳动报酬；改进工程技术人员的升级制度,确定学位、学衔和荣誉称号制度,改进发明创造等方面的奖励制度；制定15年远景规划；发展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培养科学家等。这些意见具有前瞻性,对构建我国的科学研究体系,激发科技人才的创造性具有重要意义。

在肃清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的做法上提出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如区分与反革命分子有普通联系和政治关系的知识分子,对前一种不要轻易怀疑；对那些同反革命党团有历史关系,解放后再无联系并且做出交代,表现良好的人应一视同仁等。这些政策体现出中共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在国家急需人才的时期应尽可能的团结那些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的“有政治问题的”科技人才。《指示》中还提到为了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号召共产党的领导同志学习科学知识,并要求培养党员专家等。这是从加强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角度来考虑的,对党外的科技人才也是一种督促。

当然,《指示》中仍然包含了对知识分子的“左”倾认识,强调要克服对知识分子的“麻痹迁就倾向”,要求对知识分子继续改造等。这与1951-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相比,更加乐观和积极。《指示》中体现出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人才更加注重团结和使用,而不是教育和改造；表现出更大的重视,更多的期望和更强的功利意识,显然这是在经济上重用,在政治上忽视。

(三)振奋人心的“双百方针”

如果说周恩来同志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是一阵春风,使知识分子感受到科学研究的春天即将到来；那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就犹如一抹阳光,照亮了知识分子沉寂的心。

在思想教育改造运动中,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术上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那些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言论都遭到猛烈地攻击,这些做法使知识分子不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言论,导致所有学术问题都用政治眼光来衡量,稍有不对就扣上政治帽子,学术完全被政治绑架,彻底失去了自由。这种氛围下,知识分子内心的痛苦和无奈是可想而知的。双百方针犹如冬日里的阳光,驱散了笼罩在知识分子头顶的乌云,一切似乎又可以重新开始了,“独立思考的自由,辩论的自由,创作和批评的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5]这些原本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权利,但在当时却成了宝贵的恩赐。即便是这样,也足以让他们欢欣鼓舞,像是“重新获得解放一样”。

为繁荣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其正确性和必要性无需赘言,但是其效果就值得研究了。首先从政府这方面来看,虽然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在各种会议上宣传和阐释“双百方针”,但各层级的政策执行者却多有疑虑和抵触情绪。一方面,由于对“双百方针”的宣传侧重于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战胜唯心主义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工具”^[6],而不是真正的从科学文化发展的角度来阐释学术自由的必然。这就导致对“双百方针”的片面理解,执行也可、不执行也无妨。另一方面,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始终是“左”倾的,由不信任转变到完全信任存在着障碍,所以真正的学术自由在当时是不可能彻底地实现。其次,从知识分子自身来看,在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很多人学“乖”了,不让研究西方科学就不研究,让讲马克思主义就只讲马克思主义,既不独立思考,也没有自己的见解。虽然“双百方针”让很多知识分子“如沐春风”,但也有相当大的一批人不为所动。一类人是“不敢”,害怕说了再遭批判；另一类人是“不屑”,“说了也是白说”,不会有人重视。这种种原因导致让人欢欣鼓舞的“双百方针”在当时没能发挥促进科学文化发展的作用,很快就被洪水猛兽般地“反右”斗争给吞噬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双百方针”才真正得到贯彻落实。

(四)我国首个科技发展长期规划——十二年科学规划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七年来我国在科学技术上的进步,只是围绕着经济恢复和生产建设开展了某些研究工作,严格讲,它是属于配合性的。那些系统的、突破性的和独创性的研究工作,特别是一些科学技术的新领域都还没有涉足。虽然中央政府已经规定了一些知识分子政策,但尚待落实；科研领导机构不健全,缺乏领导经验；科研机构有大量缺门,并且零星分散,形不成攻关力量；科研工作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非常缺乏；各行各业科研和技术力量大力协同问题还没有解决；尖端科学只是有些设想,基本上仍是空白等等。

面对我国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很快在全国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但是在一个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国家中,要向科学进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绝不是一声号召就能解决问题的,它涉及到许许多多复杂的组织领导工作,而当时最重要的是要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长远科学研究规划。

一般而论,科技规划是政府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以对该时期本国科技发展及其资源状况的判断为基础,根据未来社会经济、文化、国防等方面的发展需求提出的科技发展目标,以及为发展不同科学技术而制定的方案和行动准则^[7]。借鉴苏联的科技发展模式,从1956年制定第一个科技发展长远规划开始,科技规划就成为我国政府保障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一种重要手段。科技规划已经成为国家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针、战略,以及宏观政策的集中表述和制定具体科技政策的依据。同时,制定科技规划的过程,也是全面调查国内科技人才、科研设备等各种可供利用的资源的过程；又是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动态、趋势,了解与别国科技水平差距的过程；更是研究发展战略,明晰需求,探讨对策的过程。因此,中共中央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科技规划。

科技规划通常是长远规划,它是关于一个较长时期的科技发展方向、重大目标和主要措施的总体设想,是科技发展思想和指导方针的战略体现。因此,科技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定时期的科技人才政策。为配合规划的顺利实施,确保完成任务,达到目标,政府必须根据规划的方针政策制定相应的科技人才的使用、培养、激励、评价、流动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并对不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政策进行调整或撤销。我国历次制定的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目标中都包含科技人才队伍的目标,为以后十年,或是更长时间的科技人才发展确立了目标和方向。鉴于科技发展长远规划在我国有着良好的传统,并且对科技人才政策演进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本书对各阶段的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做了深入地分析,以便能够更加清晰准确地把握科技人才政策的发展脉络。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8]接下来,在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明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的号召,并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1956到1967年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对这个规划的总的方针和要求,周恩来同志也作了明确指示,“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9]这就是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总的指导思想和依据。

经过600多名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些苏联专家约半年的讨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终于出炉。规划中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科学技术研究任务共57项,研究课题600多个,整个规划连同它的附件,共600多万字。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内容包括四个重要方面:

其一,必须建立世界上已有的,又为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所必需的尖端学科,如喷气技术、计算技术、原子能和无线电电子技术等。

其二,基于我国的特点,需要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大问题,如长江、黄河的综合治理、综合开发等。

其三,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和科学技术发展方面急需研究的关键问题,如农业、冶金、能源开发等。

其四,各业务部门在当前和不久的将来在实际生产中和基本建设中需要解决的较大的科学技术问题。^[10]其中重点任务是12项,即:(一)原子能和平利用；(二)喷气技术；(三)电子学方面的半导体、计算机、遥控技术；(四)生产自动化和精密机械、仪器仪表；(五)石油等重要资源的勘探；(六)合金系统和新冶炼技术；(七)重要资源的综合利用；(八)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九)长江、黄河的综合开发；(十)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肥料；(十一)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十二)若干重要基本理论的研究。^[11]除此而外,该规划还制定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和设置科学机构的规划,对我国科技发展的进度,科学机构的布局和分工配合等一系列问题也进行了研究。

1963年,中央对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57个主要项目已经完成了50项。国防科研方面的攻关任务,也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有的导弹已研制成功,大部分项目正顺利进行。^[12]

总之,十二年科学规划执行的结果,对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它勾画出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蓝图,有了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展示了前景,鼓舞了人心。其次,它确定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并具体化为课题,从而统一了思想,统一了步伐,使攻关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通过制定规划,当时的科研机构也初步摸清了国际上当时先进科学技术的状况和我国自己的“家底”,了解了发展科研事业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如组建机构、组织队伍,建立必要的科研服务系统等。由于规划制定过程中科学家们对各种问题进行了广泛地探讨和争论,也促进了科技界“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同时,通过制定和执行规划,中央还初步制定了若干科研工作政策,对政府如何管理好科研工作开始摸索和积累了一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