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工作十四条》

“大跃进”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三年困难期,这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吃尽苦头,面对严重的局面,中共中央不得不纠正“左”偏调整政策。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由此,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由“大跃进”转向全面调整。

由于科技大跃进中的错误政策导致科研单位出现不同程度的浮夸风和瞎指挥风,严重影响了科技工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科技和教育事业也开始了调整工作,纠正大跃进中不顾客观规律、盲目冒进的错误做法。在科技界,对大跃进中错误做法的纠正集中体现在《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稿)》(以下简称《科研工作十四条》)和《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简称《请示报告》)两个重要文献中。

《科研工作十四条》是中国科学院党组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科委)党组于1961年6月共同制定的,是科技界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为了实现科研工作和科技事业的纠错而制定的重要文件。文件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扭转了极“左”思潮对科技工作的影响。这个被称作“科研宪法”的政策在一段时间内促进了科技的发展。

《科研工作十四条》的内容是:

(1)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

(2)采取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的方法,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

(3)正确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4)从实际出发,制定和检查科学计划,以适应科学工作的特点；

(5)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科学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

(6)坚决保证科学研究的时间；

(7)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

(8)坚持协作,发展交流；

(9)勤俭办科学,力求最有效地使用人力、物力,做出更多、更好的科学成果；

(10)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1)继续贯彻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12)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13)坚持调查研究；

(14)健全和改进研究机构的领导制度。^[17]

这十四条意见既有对科研机构如何开展工作的要求,又有对科研人员如何进行研究工作的建议；既考虑到了科研工作的实际特点,又结合了当时的国情；既注重专业学习,又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既有制度性的,又有政策性的。可以说十分全面、又很细致,每一条意见后面都做了详细说明。

从人才管理的角度来看,《科研工作十四条》包含许多进步的观点和有建设性的意见,比如第三条“正确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是重申了应用科学与基础理论研究两者不能偏废。要求科研部门必须保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急需的关键性科学技术过关,又不排斥一些探索性的项目和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

比如第四条意见中就提到“在‘大计划’之下可以有‘小自由’。”^[18]就是允许和鼓励科学家根据自己的专长、钻研兴趣提出研究课题,即便是不能与国家计划相结合,也要在国家计划之外设立自由选题。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科学研究都得由国家统一计划安排为经济建设服务。在这种科研管理体制下,“自由选题”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允许科技人才按照自己的兴趣搞研究既是对他们的尊重,也能促使其多出成果。

第六条“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这一条就是要保证科研人员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研究工作。规定把政治运动、政治学习、党团和工会活动、行政会议压缩在每周只占一天时间,强调行政干部能做的事,不要叫科研人员做,业余时间让科研人员自由支配。这一条对当时饱受政治学习之苦的科研人员来说,太重要了,终于可以有大量的时间搞科研了。

又比如第七条意见中提到“防止在人才的使用、培养、提拔上的‘平均主义’倾向。”^[19]当时的社会环境“大锅饭”“平均主义”盛行,把个人创造同个人主义混淆起来,个人的“冒尖”行为极容易受到打击。《科研工作十四条》提倡:承认并尊重个人劳动成果,“建立考核、晋级和奖励制度,根据考核结果实行晋级和奖励。优秀人员的提升不受资历、学历、年龄的限制。”^[20]这些意见都是打破了“平均主义”“论资排辈”,对激励科技人才发挥创造性意义重大。

再如第十二条意见中讲到科学界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正确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区别政治反动和思想落后,区别大节和小节,区别主流和支流,凡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思想问题,必须运用民主的方法、和风细雨的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并在尊重他们科学研究的积极性的前提下,逐步加以解决。”^[21]这是对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的明确区分,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的正确看法,是对“反右”斗争的错误观念的一次明智地纠偏。如果中共中央能够早点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坚持这种观念,历史就是另一幅景象了。

《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以下简称《请示报告》)是在《科研工作十四条》的基础上更全面深入地阐明有关科学政策问题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61年7月,《请示报告》得到中央批准并转发全国执行。《请示报告》结合了科研工作的特点和当时我国科研人员的实际工作状况对影响科研工作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十分正确的看法,其内容有: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的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培养、使用科学人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科学工作的保密问题,保证科研时间问题,研究机构内党的领导方法问题等七个方面。这七个问题除了红与专问题是当时新出现的,其他六个问题都是1956年提过的。《请示报告》对这些老问题的分析,既有对已经提过的意见地再次强调,比如“保证科学工作者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科研工作”就是对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建议的重申；再比如“鼓励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22]是对双百方针的重申等；又有对老问题提出的新看法,比如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不要用政治斗争的方式处理学术问题,这个观点可谓是一语中的,说到“反右”斗争的本质上了。再比如科技必须满足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既包括近期的直接的需要,也包括远期的间接的需要,不能只考虑眼前生产建设任务中的问题而不对空白学科进行探索性研究。这又是一个先见之明,在当时看来何等的宝贵。至于对新问题即科技工作者的红专问题的看法更是明智,可谓是将科技人才从“非红即白”的困境中拯救出来的一剂良药。《请示报告》对“红”的阐释为“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23]这就对什么是“红”给出了明确的界定,可以制止“红专之争”产生的混乱。《请示报告》进一步指出“红与专应当是统一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研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24]这就消除了“红”与“专”的对立,把科研人员的“红”建立在“专”的基础上。《请示报告》还指出科技工作者的“红”的转变需要较长的时间,但不能因为他们不够“红”就认为是“白”,在“红”与“白”之间存在大量中间分子,称他们为“白专”是不准确的,也是有害的^[25]。这就否定了“红专”和“白专”两条道路的说法,为广大中间分子找到了出路。

《科研工作十四条》和《请示报告》在科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科技工作者普遍认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全面总结,是调动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多出成果、多出人才的基本政策,是研究机构今后工作的战斗纲领。国家科委随即组织全国各部门、各地方、各研究单位认真学习和贯彻《科研工作十四条》,对科研工作进行整顿。在人才队伍的整顿方面,截至1962年年底,经过调整,全国共有独立的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机构1312个(含地方省、市、县一级)；省、市以上的研究机构由1300多个调整为700多个；全国科研机构的总人数由1960年的25万人,精简为19万人左右,其中研究技术人员共有68546人。^[26]

《科研工作十四条》所包含的进步思想向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传递了积极的信号,一度使科技人才再次燃起了希望。随后1962年周恩来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陈毅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都暂时起到了安慰科技工作者的作用,但是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上始终存在偏差,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知识分子的境遇就只能是短暂的改善,免不了再度受难,更大的灾难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