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中共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严冬即将过去。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他以远见卓识冲破层层迷雾,将中国带入正确的发展轨道上。他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些著名论断更是将知识分子由寒冬带入春天,从此知识分子摘到了“臭老九”的帽子,可以挺直腰板,与工人、农民并肩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
(一)思想观念上的拨乱反正
“文革”十年的倒行逆施,在科技界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恢复科学信念,让全国人民相信中国的科学家非但不是寄生虫,而是完成四化建设所不可缺少的力量,这谈何容易！自建国以来,共产党就对知识分子报以怀疑的态度,政治上不信任导致一次又一次的“斗争”,特别是“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使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观念深入人心。
拨乱反正以来,中共中央清查大量的冤假错案,为在“文革”期间遭受到迫害、被冠以各种各样罪名的知识分子平反昭雪。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在“反右派”斗争和建国后其他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所谓“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等也得到复查和平反。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基本结束。经过平反,大批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和工作,其经济上的损失也不同程度地得到补偿。
对知识分子来说,政治上获得平反,还不足以完全消除人们的偏见,思想观念上的拨乱反正意义更加重大。中共中央多位高层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反复论述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新认识、新看法,在除旧立新中重建了知识分子理论。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定,科学技术地位作用的总结,知识分子评价标准的界定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积极性等问题做出了客观公正的判断。这为以后全面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此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有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聂荣臻同志等。
1.推翻“两个估计”,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知识分子问题最根本、最关键的就是阶级属性问题。建国以来,“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帽子时常罩在他们头上。粉碎“四人帮”以后,实事求是地分析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公正客观地评价知识分子的表现是思想观念上拨乱反正的首要问题。最先迈出这第一步的是邓小平同志,他以推翻“两个估计”切入点,进而否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判断,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论断。
1977年8月8日召开的中央教育和科学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大胆的对建国后十七年(1949-1966年)的科学教育战线的工作进行评判,指出“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2]接着他又对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情况做出评价,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的,对社会主义不那么热心的也只是一小部分。”[3]他做出的这两项判断显然是针对“文革”中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4]来说的,虽然没有明确否定“两个估计”,但也表达了截然不同的看法。随后9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与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5]他用两弹一星的科技成就来说明科技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成绩,并且要求教育部要放下“两个估计”的包袱,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邓小平同志这次谈话以后,教育部以大批判组名义,在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文章,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经过和迫害广大知识分子的罪行,提出要勇于冲破禁区,勇于把被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使教育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6]1979年3月19日,中央决定撤销1971年2月13日转发的以“两个估计”为主要内容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至此“两个估计”被彻底推翻。
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重新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相对于1956年周恩来同志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的首次提出来说,其意义和效果更加宏大。1956年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都是不利于知识分子的,虽然周恩来同志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根本没有得到毛泽东同志等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认可,很快就被否定了,因此其改变知识分子身份和地位的作用微乎其微。随着“四人帮”被粉碎,“两个估计”被推翻,中共中央不断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已经摆脱了“左”的阶级斗争思想束缚,并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就为客观地看待知识分子问题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知识分子的观点对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重新做出判断,认为知识分子的劳动属于脑力劳动,他们是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在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他们通过脑力劳动为社会创造价值,因此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所以邓小平同志再次提出我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7]这是将知识分子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此后,这一认识不断为中共中央领导人所表达和强化。1982年9月,胡耀邦同志在中共十二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努力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使全党和全社会认识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8]同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9]被加入序言中。经过中央领导人不断地强调和舆论不断地宣传,加之宪法所赋予的法律效力,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属性得到了建国后从未有过的高度认可,为以后中央制定各项科技人才政策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2.否定“知识越多越反动”,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文革”十年动乱不但给科技教育文化界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且也把一些错误的思想观念植入人们头脑中,比如“四人帮”胡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度在人们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致使党员和群众中存在轻视知识、轻视科学、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因此肃清那些颠倒是非的流毒,澄清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尤为重要。也是在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并结合世界科学发展的历史,再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并且进一步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10]实际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论断在1975年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就被提出来,邓小平同志对此予以肯定,但是随后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邓小平同志再一次被打倒,《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很快就遭到“四人帮”严厉的批判,被列为“三株毒草”之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念也就随之被否定。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重提“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既是对“四人帮”破坏言论有力的回击,又彰显了对科学技术高度的重视。十年后,1988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使之发展,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与建国初期中共中央提出的“科学服务于生产建设”的号召不同。“科学服务于生产建设”是从功利角度考虑,将科学技术看成是促进生产的手段。这虽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但是如此狭隘地看待科学技术必然导致对其地位作用的贬低,对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生产力都是不利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学说形成的具有科学性的理论认识,是将科学技术上升到生产力的高度来看待,是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的高度概括。因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更高的层面上概括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成为日后我国制定科技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
3.重新阐释“又红又专”,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知识分子问题在思想观念上的拨乱反正还突出地表现在评价标准的界定上,即对颇有影响的“又红又专”标准的正本清源和重新阐释。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以中国实际情况为基础,从政治角度对“红”和“白”的概念严格界定。他指出对于知识分子来讲,“红”就是“爱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的为社会主义服务”[11]；至于“白”,“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12]并且区分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指出“即使是思想上作风上有这样那样毛病的科学技术人员,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不能称为白。”[13]他还对“红”与“专”的辩证关系重点加以阐释,突出强调了“红一定要专”,对于知识分子来讲,“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做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14]这些论述实际上是重申了《科研工作十四条》中的观点,但是邓小平同志讲得更为直率、明确,没有那么多的顾忌。邓小平同志还明确反对林彪、“四人帮”动不动就用“脱离政治”的罪名来打击科学技术人员,给努力钻研业务的知识分子扣上“白专”帽子的错误做法,对拨乱反正起到显著作用。
邓小平同志最先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7年5月24日)[15],并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77年8月8日)中再一次提出来的,当时的讲话中说的是“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16],还提出“要珍视劳动,珍视人才”[17]。这是邓小平同志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深刻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必然结论。“尊重”的反面就是“歧视”,过去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和迫害使党和国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使知识分子蒙受不白之冤。因此,邓小平同志用两个“尊重”来指明新时期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这既是对过去所犯错误深刻的反省,也是对知识分子重要性深刻的理解。它成为中共中央知识分子工作的基本准则,制定各项人才政策的指导原则。随着国家建设不断地发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提法也不断被丰富,如今发展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2007年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
4.以“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方针代替“团结、教育、改造”政策
思想观念上的拨乱反正,除了要解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明确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之外,还要解决如何使用和发挥知识分子创造性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不应该再使用“团结、教育、改造”政策,而是提出“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方针。这一主张是建立在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的基础上,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对知识分子充分信任的体现。
建国以来,中共中央一直把知识分子当成统战的对象,始终怀疑其世界观和立场,“改造”有余,而“使用”不足。这在建国初期的特殊环境下,确有其合理性。但是建国三十年来,不论是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还是知识分子的情况都已经改变了,如果还坚持对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显然是错误的,既不利于知识分子发挥作用,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1978年10月,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同志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上,提出知识分子“他们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在同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努力改造世界观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已经不是对共产党的主张、方针、政策,对社会主义制度不甚了解的知识分子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几十年来跟着党走,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工作。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已经占知识分子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根本的变化。因此,我们党在建国前后提出来的,以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团结、教育、改造这个方针,现在已经不适用了。”[18]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建国三十年来的实际表现做出公正的评判,果断地放弃了教育改造政策。这意味着中共中央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既体现出共产党对自身领导地位的坚定信心,也显示了对知识分子充满信心,朝着全面彻底地拨乱反正又迈进了一步。
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从不怀疑到完全信任的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看待,在工作上充分信任,提拔优秀的人才到专业领导岗位上,承担科研领导责任,另一方面不断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在政治上给予信任。
邓小平同志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77年)中就提出关于解决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问题的一些意见,其中包括对在科学研究上做出成就的科技人才“重在鼓励,重点在奖”,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物质奖励,适当提高待遇。对待科技人才“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思想。”“不要求全责备”,“对于犯了错误的人,有的需要有适当的惩处。但不要强调惩处,要强调帮助,满腔热情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帮助他们进步。”[19]这种态度表明了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的宽容和接纳,要把他们当作“自己人”,当作依靠对象,这是信任的开始。
1979年9月,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在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的意见,“现代化经济、文化和政治建设的发展,要求逐步改变我们干部队伍的结构,减少一般行政干部,增加大批各行各业的专业干部,比如工程技术干部、农牧业技术干部、经济管理干部、科学家、教师、医师、法官、律师、艺术家等等。对具有各种专长的知识分子,要大胆地使用和提拔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20]这是对知识分子放手使用的号召,旨在工作上建立信任。
1981年5月,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宋任穷同志在《在知识分子工作联系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从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并要求积极做好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随后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在中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的报告》,要求“吸收具备党员条件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入党,注意在中、小学教师和大专院校学生中接收党员。”[21]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就是对其政治信任的表现。
1982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近几年,要求出国出境的知识分子日益增多,不少人去而不归,这个情况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由于过去“左”的错误影响没有彻底肃清,至今还有一些地区和单位的领导对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因此要进一步消除党内和社会上对知识分子的偏见,真正做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22]至此,中共中央明确了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态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知识分子工作的不断加强,“政治上一视同仁”这一条后来在1990年终于发展成为“政治上充分信任”。
从1977年到1982年,经过中共中央领导人反复地重申和舆论大力地宣传,使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上的知识分子理论以其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将过去极为荒谬的观念彻底否定,树立起新的科技人才管理理念。从此以后,在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下,知识分子得以重见天日,并日趋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流砥柱。
(二)《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长期的破坏,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中共中央意识到快速恢复经济的紧迫性,急于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在对整个国民经济各方面比例关系缺乏全面的、切合实际的分析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贸然采取了一些恢复生产的措施,结果导致又一次的急躁冒进,虽然没有造成像1958年“大跃进”那样严重的后果,但却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和矛盾。
科技界的情况与之类似。“文化大革命”期间,科技对外交流几乎中断,科学家和科技管理者几乎都遭到“四人帮”的迫害,除了核能技术和人造卫星等国防科技以外,其他方面的进展十分有限。1977年重新打开国门的时候,科技界惊讶地发觉我国的科技水平整整落后世界20年！一时间,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加快建设四个现代化成为科技界共同的梦想。正如1977年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中所说的“我们必须建设世界第一流的科学技术队伍,拥有最先进的科学实验手段。在理论上有重大创造,技术上有重大发明,在科学技术的主要领域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促使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世界的前列。当代自然科学正在酝酿新的重大突破。随着自然科学的新的飞跃,将会给生产技术带来巨大的变革。不搞科学实验,不采用新技术,就不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没有大跃进,就不能充分显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会有落后挨打的危险。能不能尽快地把科学技术搞上去,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大问题。”[23]正是在这种国内经济、科技都严重落后的形式下,在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心态下,科技界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简称“八年规划”)。
1.《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
1977年8月,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教育目前的状况不行,需要有一个机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统一指导协作。”[24]9月18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要抓紧制定科学技术规划。各地方各部门,要发动群众,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制定出既积极先进又切实可行的规划。规划要有重点,要有三年、八年的具体安排和二三十年的大体设想。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要对各部门各地方的规划进行综合平衡,编制全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25]随后,各地方、各部门开始启动规划研究编制工作。
1977年9-10月,召开了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这次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是由中国科学院和新的国家科委召开的,有1200多位科技专家和管理干部参加,经过反复讨论修改,集思广益,制定了全国基础科学规划纲要(草稿)。1977年12月11日-1978年1月16日,国家科委又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会议集中了各部门、各地方科委(局)的领导和专家1000多人,会议反复研究了国民经济的需要和科技工作的现状,分析了与外国的差距,讨论了规划的指导思想、远景设想、近期目标、工作重点和具体措施,最后形成《1978至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在起草规划的过程中,直接参加各种讨论会、规划会和参加编制规划的已超过2万人。[26]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审议并通过了这个规划,同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正式转发了这个规划。
1979年1月和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先后批转了中科院制定的《1978-1985年基础科学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科委制定的《1978-1985年全国技术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这两个纲要是“八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个文件共同构成科技规划的整体。
2.“八年规划”的目标和内容
“八年规划”提出了“全面安排,突出重点”的方针原则,“对自然资源、农业、工业、国防、交通运输、海洋、环境保护、医药、财贸、文教等各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任务,做了全面安排,从中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学技术研究的重点。”[27]
“八年规划”的总目标是“科学技术上,要拥有宏大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包括一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技术专家,拥有最先进的科学实验设备,使大部分科学技术领域接近、部分领域赶上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某些领域居于领先地位。”[28]从这个总目标可以看出科技界的雄心壮志,同时也反映出科技界急于挽救因“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尽快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的急切心情。对于“八年规划”制定的目标,国外学者有这样的评论:“目标是雄伟而不现实的,规划中,所有被抑制的能量及设想找到了出路,被纳入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计划及项目之中。这是一张宏伟的节目单,它不仅清楚地反映了国家的优先项目,而且也反映了个别科学家或科学家团体的特殊兴趣。”[29]
显然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根本不具备完成这个目标的条件。目标中的108个项目有很多是耗费巨资的项目,而当时国内缺乏科技人员和财政也很紧张,这两点就足以严重制约这些项目的实施。虽然建国初实施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十二年规划”)提前5年在1962年就完成了,但那只是在确定科技发展方向,明确奋斗目标,促进“百家争鸣”等方面具有很大意义,也就说其“政治”功能更强。“十二年规划”只是初步摸清了“自己的家底”,了解了国际的先进科技状况,组建了必要的科技机构,制定若干科研工作政策,初步建立了科技服务体系等,这只是为科技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许多重点学科还相当落后,有些新兴领域处于空白。接下来的《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十年规划”)只进行了三年,就被“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其成果更少。正是由于“十二年规划”的提前完成,造成了科技界的盲目自信和乐观,加之“十年规划”的中断又导致急躁情绪,并且“文革”前的“赶超”思想还余毒未清,对中国现实估计过高,因此目标的不切实际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个总目标的统领下,各方面的具体目标也都显得冒进。其具体目标是:
第一,部分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接近或达到70年代的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专业科学研究人员达到80万人。
第三,拥有一批现代化的科学实验基地。
第四,建成全国科学技术研究体系。[30]
“八年规划”中包括了实现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目标的具体措施:
在发展高等教育方面,为扩大招生数量“八年规划”提出采取“试行走读制、旁听制、学分制”[31]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并提出创办“广播大学、电视大学、夜校和函授大学”[32]等不同形式的办学模式；还提出“自学考试”的设想,即“在职干部、工农兵群众、知识青年,经过各种途径,学完大学课程的,可以申请参加大学主要课程的考试,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毕业程度的,发给毕业证书,用其所学。”[33]这些想法和建议都在以后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逐步成为现实。1981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起草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从此“自考”诞生了,这是一种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开放的教育形式,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科学技术人才管理方面,“八年规划”提出“恢复科学技术人员的职称,建立技术岗位责任制”[34]；并对青年科技人员的专业技术和外语进行培训,以及设定“进修期”,鼓励举办“进修班”等培训制度；还提出建立科技人员的考核、晋级制度等[35]。这些建议在日后的科技人才政策中都得到落实,由此开启了科学管理科技人才的大门,科技人才政策体系逐步建立。
在建立国家科学奖励制度方面,“八年规划”提出定期、分学科、分级别的制定奖励办法,并“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既要有个人奖,也要有集体奖等全方位的奖励体系[36]。这为日后的科学奖励制度的发展确定了方向,使奖励更合理、更有效。
3.“八年规划”的实施结果和影响
由于中共中央对经济问题的认识严重不足,盲目地重复建设,加上国防战备、行政管理和各项事业的费用增加,导致入不敷出,财政赤字猛增。中共中央及时认识到了国民经济中存在的比例失调的问题,于1981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调整。中共十二大提出了新的发展方针和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科技界也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力做支撑,科学技术领先的目标不可能实现。因此,在这次对经济目标的重新估计和发展策略调整过程中,科技战略的调整势在必行。
1980年12月25日-1981年1月5日,国家科委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这次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着重治理了在科学技术的发展目标、事业规模、发展速度、管理体制上的“左”的影响。比如,提出“超英赶美”“国外有的,我们都要有”“建扩完整的体系”等不切实际的要求；在科学研究课题的安排上蜂拥而上、重复浪费的现象；对某些科学研究成果估价过高,或者浮夸不实；研究试制经费全由政府财政包下来,成果无偿转让,不能充分发挥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积极性；以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个时期里,还深受盲目乐观、“大干快上”情绪的影响等[37]。同时与会者也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经济建设结合不密切。比如,对大量使用的、影响广泛的生产技术重视不够；好高骛远,总想在科学技术的前沿做出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独创成就,而忽视学习掌握国外业已成熟的技术,不愿意花力量去消化吸收、推广应用；不注意把军事科研成果移植到经济建设中去；对于长远的、影响国民经济的重大课题缺乏全面的有力的组织协调,科学技术工作不能适应经济建设的要求等[38]。会议认为,要注意纠正那种只重视高精尖科学技术,不重视量大面广的生产技术,好高骛远,盲目赶超的倾向。
会议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针,主要内容是,“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应当协调发展,并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着重加强生产技术研究,正确选择技术,形成合理的技术结构；加强厂矿企业的技术开发和推广工作；保证基础研究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有所发展；把学习、消化、吸收国外科学技术成就作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重要途径。”[39]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总目标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科技提出了新要求,科技界也逐渐肃清了“左”倾思想的影响,明确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1982年10月2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的讲话,强调“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他强调:“科研工作领域很广,课题很多,第一位的,是要研究经济建设中有重大经济效益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课题。科技工作者应当在各个方面做出贡献,最重要的,是要在推动生产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做出贡献。”[40]他讲述了中国的国情:“我们国家科技人员少,科研经费少,浪费不得。必须分清轻重缓急,把十分宝贵的人力财力物力,用到刀刃上去,不能分散力量。”[41]他还批评了盲目赶超的思想:“各行各业,情况不同,到底在技术上能达到什么水平,要实事求是,不要‘争先恐后’地去‘赶超’,切忌一刀切。”[42]由此可以看出,1982年对于“八年规划”的调整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很明显,当时由于对国民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估计过于乐观,以及出于急于弥补十年损失的迫切心情而制定出的“八年规划”,其规划任务、目标表现出要求过高、规模过大的倾向。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科技界也明确了科技要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国家计委、科委把“八年规划”的108个项目调控为38项国家级攻关项目,以《“六五”科技攻关计划》的形式实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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