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吉林

两汉时期随着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吉林的部分地区也开始纳入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序列，其中最早的建置为汉武帝所置苍海郡。但吉林地区基本上还处于东北各少数民族互相争雄、各霸一方的阶段。

西汉初年，秽貊族系的夫余人以松辽平原腹地的吉林市为中心，建立了东北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奴隶制国家——夫余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连年混战。这一时期，称雄一时的夫余灭国，此后高句丽的疆域有了一定扩展。高句丽至好太王时进入到鼎盛时期，实现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北魏始光四年(427年)，高句丽长寿王将高句丽的都城由国内城迁至平壤，使高句丽的统治中心移至朝鲜半岛。

吉林第一个地方民族政权——夫余国建立　夫余国建立的时间是在公元前2世纪末(大约在汉武帝刘彻元丰三年至天汉元年，即公元前108至公元前100年)，灭亡于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是吉林省境内建国最早的奴隶制政权，也是与中原地区的西汉、新莽、东汉、曹魏、西晋、东晋、北魏等建立过朝贡册封关系的地方民族政权。

民间传说，北夷橐离国王的一名侍婢因为一个鸡蛋大的气团从天而下，落在嘴里有了身孕，生下一个男婴。国王让人把男婴扔进猪圈喂猪，猪不但不吃他，还用嘴里的热气为他取暖。国王又命人将男婴扔到马圈中让马踩他，马也为他吹热气取暖。国王认为这是天意，就收养了男婴，取名叫东明。东明长大后精通骑射，能力过人。国王唯恐东明夺去王位，对他动了杀机。东明离国出逃，向南逃至淲水(今松花江和嫩江交汇处附近)时，国王的追兵迫近，眼见没船又没桥，急得东明用弓拍击水面。这时奇迹出现了，河里的鱼鳖纷纷浮出水面，以自己的身体搭成了一座浮桥，让东明顺利渡过河去。当国王追兵赶到河边时，鱼鳖们又都潜回了水里，追兵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东明逃脱了。不久，东明就建立了夫余国。

夫余国建国早期的统治中心在今天的吉林市，后来不断扩张。两汉时期逐渐强盛，统治中心扩展到今吉林和长春一带。夫余强盛时的疆界向南达到辽东古长城北部；东部大约在今张广才岭；西部大约在今双辽、白城一线的松嫩平原一带；北至弱水(今黑龙江中下游一带)。

建国后，夫余国一直作为中原王朝的一个藩属政权恪尽职守。夫余国拥有相当完备的统治机构和数万人规模的军队，颁布了“用刑严急”的法律。夫余国隶属于中原王朝，全盛时期疆域达到方圆两千余里，辖民八万余户，社会发展水平和国力在当时的东北首屈一指。

夫余国的政权机构　夫余国自西汉中后期建立后，随着其统治的逐渐稳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国家的政权机构也得以形成，由于夫余的社会经济形态属于典型的农业生产，而且相对中原落后很多，因此其政权机构也相对简单。

两汉时期，夫余国已经发展到了极为成熟的奴隶制阶段。其社会统治阶级由国君、诸加和豪民三个阶层组成。

诸加是掌握夫余国政权的主要官吏。官员是以六畜为官名，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加”就是官的意思)。夫余之所以用六畜命名主要官职，主要是由于六畜在夫余社会属于财富的象征，而诸加正好为农耕畜牧财富的占有者，夫余社会中财富和权利二者是统一的。

诸加之外，还有大使、大使者、使者等比较低级的官吏，同诸加一道处理朝政。夫余政权的行政区划也是根据诸加的势力来划分的，主要有“道”和“邑落”两级。道，由诸加管理，道大的统辖数千家民众，道小的统辖数百家民众。如果有敌人入侵，诸加直接领导和指挥作战。道下是邑落，各邑落的头领主要是“豪民”，是最基层的统治者和剥削者。豪民统辖和控制着众多的“下户”，直接役使和占有其劳动所得，而且在作战时“下户”还要供给粮秣军需。下户是奴隶，从事生产劳动或作奴役仆，其人身没有保障。“豪民”是奴隶主，他们可以随意杀掉奴隶，有时还杀掉数百人殉葬。

夫余政权统治的基础是身份自由的“国人”。“国人”是军队的基本组成部分，国人随诸加当兵作战，各级奴隶主都注意拉拢“国人”，以壮大自己的势力。为了统治稳固，夫余政权设置了简单的国家机器，拥有一支由诸加直接控制，“国人”自备铠仗、弓矢刀矛等武器充当士兵的军队。

夫余人在作战前，经常要先祭天，杀牛看蹄，以卜吉凶。由于夫余地处东北中部，肥沃的黑土地使得夫余人有着较为富裕的社会经济，这使得夫余人生性谨厚，不善于武功，因而夫余的军事不是很强大。

夫余在都邑各地多以“员栅”作为城防设施，用以防止外敌的入侵。其城大多为圆形，由栅而筑，与牢狱相似，在城内设置统治机构，如宫室、仓库、牢狱等。

为了镇压各种反抗，夫余还设有监狱。刑罚十分严酷，杀人者死，将罪犯的家人全部罚为奴隶。在每年腊月举行的祭天仪式上进行审判，处置囚徒罪犯。

夫余国迁都。夫余国历史悠久，前后存在了600多年。随着夫余国势的变化，夫余人生存的空间范围必然也会随之产生改变，这就导致了夫余国都城的位置也会有所迁移。从目前掌握的文献与考古资料情况看，夫余国的都城应有前期都城和后期都城之分。

建国之初，夫余设都今吉林省吉林市附近。从史书《论衡》和《后汉书》记载的夫余国建国神话来看，东明南渡掩淲水来到“濊人”居住地建立了政权。这里的“濊人”居住地，名叫濊城，经学者们多年考证，前期都城基本认定位于今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山附近。

东晋穆帝永和二年(公元346年)前燕慕容皝派兵袭击夫余，夫余5万余人被掳走，夫余王率剩余部众迁都至现在的辽宁省西丰县凉泉镇的西丰城子山附近，这就是后期夫余国都城所在地。

夫余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在东北各民族中，夫余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非常密切。两汉时期，夫余作为中原王朝的一个藩属，归玄菟郡管辖。西汉时期，夫余就已经归附于中原王朝。夫余国就已经受到西汉政府的册封。东汉王朝建立后，夫余仍然一如既往地臣服朝贡。

晋时，夫余由驻在襄平(今辽阳市)的东夷校尉管辖。当东部鲜卑的首领慕容廆领兵攻打夫余时，西晋王朝派兵帮助夫余，攻打慕容廆，并赎回被慕容廆卖到中原的夫余人，下令禁止贩卖夫余人口。

夫余人的经济社会生活　夫余国处于肥沃的东北腹地，其活动中心区域方圆2000里，区内山陵、广泽、平原宜种植五谷，适合农耕。同时夫余国与中原王朝最接近，却很少与中原王朝的边郡产生矛盾，发生战争，为农业、畜牧业、制陶业、冶金铸造业等发展带来良好的社会环境。

农业和畜牧业。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夫余人不断积累经验，显示出他们的聪明才智，早在先民濊人时期，劳动人民便积累了许多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天文历象知识。夫余建国后，为适应农业生产的发展，从中原引进了先进的历法“殷历”。当时的历法主要功能并不是知晓日期，而是体现节气。历法的引进对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影响巨大，推动了当时生产技术水平的发展。

受自然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夫余人主要以农业为主，他们使用铁镢、铁镰、铁锤、锸、铁斧、锛、锄等工具从事生产劳动。由于夫余国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政治往来，出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必然有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夫余社会。夫余人已经能够通过种植麻，获取纤维，并用其纺织裁衣。

夫余的地域内有广大的丘陵和沼泽地，为畜牧业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夫余人不仅善农，而且善牧。夫余人家家有兵器，善于豢养名马。在广阔的平原上，地广人稀，水草肥美，天然的优越条件为畜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加之有牢固的农业做后盾，夫余的畜牧业发展更是如虎添翼，成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夫余人饲养的牲畜包括马、牛、羊等，夫余国以六畜作为官名，说明六畜在夫余品种齐全。尤其是牛马，夫余人将其视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居住丘陵地区的夫余人，还擅长养貂、驯猴，从事狩猎业，捕打貂、狄、狐狸等；居住江河沿岸的，兼事捕捞业，捞取的“美珠”，大者如酸枣。渔猎品中的珍品及壮牛名马，除部分被夫余贵族们留作自用外，主要用于向中原进贡和作为土特产品同周边邻族交换。

制陶业、冶金铸造业和纺织业。夫余国的制陶业是社会经济的重要部门。将陶器作为陪葬品在夫余国是一个通行的惯例。从大量夫余墓葬中出土的陶器看，陶器主要有壶、罐、碗、杯盅等，陶器烧制的工艺简单粗糙，基本都为素面，有些器物表面经过磨光，绝大部分都是夹砂粗陶。器物纹饰简单，带花纹的少。

夫余人很早就重视采矿业，开采的矿业有金、银、铜、铁等。夫余的矿业开采主要以手工的方式进行。

夫余的冶金铸造业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有的采用了鎏金技术。

夫余出产的赤玉、美珠、金银耳饰、玛瑙、金指环、银腕饰等在工艺上很精湛。有的耳饰上镶有玛瑙，金银丝锻造的粗细均匀，金丝细如毛发，金片轻薄如纸，显示出匠人的高超技艺和独特的民族风韵。夫余也铸造大量的兵器和生活用具，如:铜柄铁剑、木柄铁剑、铁箭囊、铁甲胄、护心镜等，还有带钩、带卡、马镳、铃等。

夫余的纺织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夫余人衣着样式并不单一，日常生活当中，夫余人喜欢穿白布大袂、袍、裤，足蹬皮靴。在居丧期间，男女皆纯白，夫余人着布面衣，去佩环。出使他国则穿“缯(古代对丝织品的总称)、绣、锦、罽(用毛做成的织物)”，统治者则穿狐狸、白黑貂制成的裘装，以金银饰帽。

夫余人的习俗　夫余地处松辽平原腹地，建国后，夫余主要分布在松花江上游及其支流两岸，傍河而居是为了取水方便，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夫余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衣食住行乐的习俗。

史书记载，夫余人衣着以白色为主，由于染色质量不过关，染料缺乏，衣服色彩比较单一。夫余贵族夏穿丝麻、冬穿裘皮。贵族喜欢用金银制品饰于头部来打扮自己，用以炫耀富有和地位。身着丝、毛织物，脚着皮革缝制的皮鞋。寒冷的冬季，他们外罩狐狸，貂皮等贵重毛皮缝制的裘皮衣御寒。

普通百姓依靠种植大麻获取织布的材料，这种麻布吸湿，散热性好，无论贫富皆爱穿着，麻是夫余人夏季衣料的首选。

由于夫余人主要分布在松花江上游及其支流两岸，平地多，山川少，给农业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粟、黍子、大豆、麦、穄子等农作物都是夫余人赖以生活的食物来源。

夫余的民居是半地穴式，室内呈圆角长方形，面积在二十平方米左右。门多半朝南，以便采光并防御寒冷的北风，屋中有两个椭圆形的灶炕，是保存火种、取暖和烧煮饭食的地方。室内有支柱支撑房顶，砌有原始火炕，没有窗子。与后来的“地窨子”相似。这种较小的居室，可能为一个家族所居。

还有一种近百平方米的大型半地穴式的房子，是氏族集体公共活动的场所。这种大房子的建筑比较考究，地面经过烧结，平整坚硬有助于隔潮，中心有火塘，供大家取暖。夫余的王公贵族则居住在用瓦、琉璃瓦和刻有几何图案花纹砖等搭建的宏伟殿堂内。

夫余族有其独特的宗教信仰，“杀牛以蹄占其吉凶”，牛蹄解者为凶，牛蹄合者为吉。

夫余族人均好唱歌，从小就唱歌，并且外出途中边走边唱，“通日声不绝”。

夫余人无固定文字，使用汉文不普遍，有事派人“传译”，跪地以“手据地窃语”相告对方。会同(朝会)、拜爵(授爵)、揖让(见面礼)、升降(官职的升降)之礼，都是中原商周礼乐文化的遗俗。说明夫余受中原文化影响是很深的。婚姻为一夫一妻制，有“兄死妻嫂”的习俗。人死之后，一般停葬五月，以久为荣；如果是在夏天，就以冰冰之。流行厚葬，随葬物为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钱币等，奴隶主和贵族以奴隶殉葬，多者达百人。

夫余国的衰落与灭亡　在夫余国周围，劲敌纷纷崛起。尤其以鲜卑慕容部发展迅猛。鲜卑慕容部在发展与扩张中，不断侵袭夫余，是夫余衰落的主要原因。

夫余的衰亡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其外部原因，当时汉代的夫余国由玄菟郡代管，称霸一方的夫余王尉仇台也被迫接受公孙度的管辖。这时鲜卑慕容部和高句丽势力大张，夫余国夹在中间，时常面临受攻击的危险。

其内部原因，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记载，夫余国国王尉仇台死后，他的儿子位居继承王位。位居死后由诸加推举麻余继承王位。麻余是位居的“孽子”，在国内没有威信。与此同时，夫余朝廷中牛加哥哥有个儿子也叫位居，担任大使官，此人轻财善施，在夫余国内很得人心。这个大使官年年派使者到中原朝贡，当时位居的叔叔官任牛加，对中原朝廷有二心，“位居杀季父子，籍没财务，遣使簿敛送官”。夫余国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削弱了奴隶主政权的统治。

东晋穆帝永和二年(公元346年)，燕王慕容皝遣世子慕容儁率慕容恪、慕舆根等将领，集结17000骑兵奔袭夫余，夫余瞬时崩溃。前燕俘虏夫余王及部落人口达5万余人。夫余从此成为前燕的一个小国。由于高句丽好太王开疆拓土，频繁用兵，留在夫余故地的夫余移民被高句丽出兵征服，夫余旧地归属高句丽。

北魏永兴二年(公元410年)，高句丽好太王亲征夫余，攻破夫余城64座，村1400个。夫余国至此一蹶不振，曾经役属的北部挹娄部落趁机兴起，脱离夫余的控制后，于公元4世纪中前期发展为勿吉。

北魏时期，勿吉强大起来，从夫余东北部不断向南进攻，北魏孝文帝延兴年(公元471～476年)，勿吉乘机“破高句丽十落”。后来，勿吉大举南下，驱逐了夫余。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夫余王率众逃亡高句丽。勿吉人全部进入夫余故地，维持了600余年统治的夫余王国就这样灭亡。

吉林第二个地方民族政权——高句丽国建立　高句丽国，始建于公元前37年，灭亡于公元668年，历时705年。其间，高句丽与我国中原地区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诸王朝同时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众多的地方民族政权中，高句丽存续时间最长。

据好太王碑记载，高句丽的始祖是邹牟王，也就是朱蒙。朱蒙原是夫余王之子，其母亲为夫余王的侍婢，属于庶出。朱蒙聪明过人，足智多谋，善于骑射，百发百中，因而遭到其他王子的妒忌，尤其夫余王的嫡长子带素更是把朱蒙视为他日后继承王位的最大威胁。于是不断在父王面前说朱蒙的坏话。夫余王轻信带素的谗言，便处处刁难朱蒙。一次外出打猎，故意让朱蒙骑一匹劣马，分给他很少的箭。但朱蒙凭着高超的武艺和超人的智慧，猎获了最多的猎物。对此，带素等人更是又嫉妒又怀狠，便纠集大臣们欲除掉朱蒙。朱蒙的母亲知道带素等人的阴谋后，便告诉朱蒙赶快离开夫余国，以避免杀身之祸。公元前37年，时年22岁的朱蒙被迫带领亲近部属乌伊、摩离陕父及部分夫余人离开北夫余国，避祸南逃。朱蒙率众来到卒本川(今辽宁省桓仁县境内)，见这里地势险要，土地肥沃，便在此处安顿下来。周围部落和民众见朱蒙才华出众，能力非凡，便纷纷投靠朱蒙。于是，朱蒙在这里建国称王，史称卒本夫余。

东明王朱蒙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政权，公元前33年以武力征服了北部的沸流国。后连续北伐，巩固了北部边防。第二世琉璃明王类利即位后，开始安定西部。公元14年，类利命伊摩离领兵3万西伐梁貊灭其国，继而攻克高句丽县，把国号卒本夫余改为高句丽。高句丽的历史从此开始。

高句丽王都的变迁　朱蒙建都纥升骨城。这是汉代以前建造的一座土城。朱蒙来到卒本川后，于公元前34年在原有旧城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整修，其位置在今辽宁省桓仁县城附近的五女山城，这是高句丽国的第一个都城。朱蒙在此开始了他辉煌的创业之路。高句丽在这里定都40年。

迁都国内城。公元2年(琉璃明王二十一年)3月，高句丽在城郊举行祭祀大典，突然祭祀的猪跑掉了。琉璃明王类利命薛支追赶，追到国内尉那岩一带才把逃猪抓住。薛支回来后向琉璃明王介绍尉那岩情形，说那里山清水秀，地宜五谷，如迁都那里，民利无穷，可免兵患。琉璃明王率众臣实地考察后，决定迁都。公元3年正式迁都国内城(今集安)。在此定都425年。

迁都平壤城。高句丽每向外扩展一步，都会激化与中原或北方政权的矛盾，甚至招致兵革之祸。而历次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都把王都作为重点攻击目标，而当时又面临北魏拓拔政权的军事威胁。为了远离北魏的威胁，公元427年高句丽将都城迁至平壤城(今朝鲜平壤市东北的大圣山城和安鹤宫城)，在此定都156年。

高句丽的扩张与强盛　朱蒙建国后，不断对周边弱小的部落和小国发动战争，扩大自己的疆域。高句丽先后吞并了沸流国、荇人国、北沃国、鲜卑、梁貊、盖马团、句荼国、东沃国等周边部落和国家。高句丽第十九世广开土王(又称好太王)即位后，趁中原战乱，兴师北进，攻占契丹三个部落、六七百营。后又挥师南下，先后六次进犯百济，夺取百济“城六十四，村一千四百”。公元404年，高句丽开始以武力入侵辽东，并占有辽东，使高句丽的地域向外扩张数百里。

高句丽的经济发展　高句丽的先人早在远古时期就开始种植农作物，而且使用石器进行农业生产。进入铁器时代，铁农具在高句丽开始应用和推广。两汉时期，高句丽的农业开始由金石农具并用时代而全面转入使用铁制农具时代。高句丽占据辽东地区后，鼓励农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高句丽平原王发布诏令:“减不急之事，发使郡邑劝农业。”这一劝农政策，对高句丽的农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高句丽国的中后期，制定一系列鼓励发展农业的政策。比如，为了保护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牛和马，高句丽颁布法令，规定“杀牛马者，没身为奴婢”。高句丽农业进入蓬勃发展的繁荣期。

高句丽形成以农业为主，兼或亦牧、亦猎、亦渔。高句丽利用其天然牧场的区位优势，发展饲养业和畜牧业，而且以养马居多。饲养的马有两种，一种叫“三尺马”，又叫果下马，身材矮小，善于登山。另一种马身材高大，善于奔驰。公元439年，高句丽长寿王一次就进贡晋安帝800匹马。高句丽牧业之发达，可见一斑。渔猎业是高句丽的特色经济。猎取的动物有虎、黑熊、野猪、鹿、狍子、黄羊、貂、兔、雉鸡等。高句丽中后期，渔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已拥有大、中、小型木船，进行近海捕鱼，并捕捞到了鲸鱼。鲸鱼是海洋中的庞然大物，能捕到鲸鱼，说明高句丽当时的海洋捕鱼水平十分了得。

高句丽的手工业门类比较齐全，产品种类繁多。主要有制陶业、冶炼业、金属制造业、纺织业、造船业、建筑业和酿造业等。凡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作战兵器，高句丽基本上都可以制造。

在秦末农民战争中，燕赵故地的汉人大批进入东北地区，把先进的冶铁技术和铁器制造、铁器使用带到了东北地区。汉武帝时期，设郡对东北地区进行行政管理。自此，汉代的铁器及制造技术传入了高句丽。高句丽人还掌握了用鼓风炉炼铁的技术。随着需求的不断增长，铁器被广泛使用。如农业生产用的犁铧、镰刀、锸、锹、耙等；生活用的铁锅、火盆、铁镜、小刀、铁钉等；木工用的锛、凿、锯、斧等；渔猎用的铁镞、鱼钩等；作战用的刀、枪、剑、矛、铠甲、头盔、马具等。铁制器具被广泛运用在生产、生活、狩猎、战争和装饰等各个方面。高句丽人还学会并掌握了炼铜、铜器制造和鎏金技术。

高句丽人在新石器时代开始制作陶器。经过数百年的革新和发展，在中原先进烧制技术的影响下，高句丽的陶器制作进入了由手制到轮制的新时期。制陶采用高温烧制法，器形更加复杂。制作的陶器有瓮、缸、坛、盆、碗、碟、瓶、壶、锅、甑，等等。另外，还有陶瓦制品，如瓦当、板瓦、筒瓦等。

高句丽的造船业也呈兴旺之势。不仅能建造内河航运的大型船只，为高句丽水军提供战舰，而且还能建造出海捕鱼的大海船。造船业的发展，打开了与中原往来的水上通道。

高句丽文化　公元372年，高句丽开始兴办正规教育，实行国子学与太子学并行的教育体制，其正规教育的教材均为儒家经典，如《五经》《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到了唐代，高句丽开始派遣留学生到唐朝深造，后来都成为高句丽的汉学精英，成为中原文化的传播者。除正规教育外，高句丽的民间私学(扃堂)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百姓子弟在私学习文练武。全民教育的普及，促进了国民文明程度的提升。

高句丽通行汉文，这就极大地推动和促进其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在初期文学作品中，代表作有《黄鸟歌》和《人参赞》两首诗歌。《黄鸟歌》是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明王类利所作。据《三国史记》载，琉璃明王妃松氏去世后，娶了禾姬和雉姬二女为继妃。二女争宠不和，琉璃明王就在凉谷建造两宫，将两妃分而居之。后来，琉璃明王外出打猎，七日不归，二妃在宫室争斗，禾姬把雉姬(汉家女子)赶跑。国王类利闻讯策马追赶，但雉姬怒而不返。类利站在树下歇息，望着雉姬远去的背影，忽见黄鸟飞过，便有感作诗一首:“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这首《黄鸟歌》与《诗经》国风里的诗句相类似。另一代表作是《人参赞》。诗句是:“正桠五叶，背隅向阳。欲来求我，椴树相寻。”前两句描写人参秧的形态和适宜生长的环境，后两句用拟人化的手法，让人参自我道白，指出人参所长的位置。在高句丽中期的文学作品中，流传下来的多为碑文、墓志、瓦文和佛像铭等，其中以《好太王碑》最具代表性。《好太王碑》是高句丽第二十代王长寿王为其父好太王立的墓碑。碑文的内容对于研究高句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在高句丽晚期文学作品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僧人定法师的诗作《咏孤石》。诗中写道:“回石直生室，平湖四望通。岩根桓酒浪，树杪镇摇风。偃流还渍影，侵霞更上红。独拔群峰外，孤秀白云中。”这首五言律诗，文字清新，意境雄浑，构思巧妙，音节优美，作者以小写大，动静相济，可与同时期中原大家诗作相媲美。

壁画艺术是高句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句丽壁画名扬天下。这些壁画展现了高句丽人卓越的绘画才能和高超的绘画技法。早期和中期壁画，贴近实际生活，展现了高句丽民族的乡土乡情和社会风貌。如贵族和妻妾宴饮、厨师在厨房中烹制菜肴等。高句丽人能歌善舞，在壁画中高句丽人或头戴羽饰，挥动双臂，列队而舞，或表演独舞，舞姿优美。壁画中可以目睹安静的农家小院，牛栏里拴着牛。高句丽人勇猛善战，战争也是高句丽壁画反映的重要内容，双方将士身披铠甲，头戴战盔，战马奋蹄，战争场面十分激烈。

高句丽民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高句丽建国初期，乐器只有鼓角和玄琴两种，鼓角多用于迎接外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的交往，乐器的种类越来越多，分弹拨乐器、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高句丽人能够演奏音域变化较大的乐曲，具有很高的音乐表现力。高句丽的舞蹈早期来自民间。到了公元三四世纪，各种舞蹈遍地开花，有独舞、双人舞、群舞，甚至出现了假面舞。舞蹈动作分轻柔曼舞和铿锵健舞两种，女子跳曼舞，舞姿婀娜，柔美优雅；男子跳健舞，舞姿刚健，以显示高句丽人的英雄气概。

高句丽民俗　高句丽的服饰。高句丽的服饰早期比较原始，中后期等级分明，贵贱有别，男女各异。最高统治者身披五彩服，头戴白罗帽，白皮小带束腰，下属官员和贵族头戴青罗帽，仕人头戴折风并上插二鸟羽，用金银杂饰。庶人则穿襦(短衣、短袄)、裤，裤口肥大。男人穿的裤子是挽腰便裆裤。女子服饰包括短襦、裤子、裙子及外罩(衫或袍)，多为白衣折裙。普通妇女衣着朴素，王妃及贵妇人服饰华贵。

高句丽的饮食。沿江河居住的高句丽人以捕鱼为生，居住在大山深谷的人以饲养业为生。高句丽人也喜欢饮酒，《三国志·东夷传》记载，“其人洁清自喜，善藏酿。”王公大臣们常举行饮宴活动，或王大宴群臣，或臣下之间宴饮。婚宴喜庆、欢庆丰收、田猎归来、生儿育女都要宴饮，可谓饮酒之风盛行。

高句丽的婚俗。高句丽建国初期，平民的婚俗保留了氏族社会的遗风。高句丽是男女自主婚姻。双方相识同意后，通过言语订下终身。女子在自家的屋后作婿屋，男子在此与女子同住。等到女人生下孩子并长大，男子才可以把女子带回自己家。高句丽婚俗“男家送猪酒而已，无财聘之礼”，若有“受财者”，会遭到人们的嘲笑，认为是卖奴婢。后来，高句丽人的婚姻和家庭发生了变化，普通百姓逐渐建立起一夫一妻制家庭，只有王室贵族才一夫多妻制。

高句丽的丧葬习俗。高句丽的丧葬习俗受到了儒家孝道思想的影响，采取停丧、守孝制。“死者殡在屋内，经三年，择吉日而葬。父母及夫丧，服皆三年，兄弟三月。”这就是高句丽人死后的停尸习俗。高句丽人盛行厚葬之风。“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终之衣。厚葬，金银财币、尽于送死，积石为封，列种松柏。”人结婚后，即做寿衣，准备厚葬的金银财币。高句丽民族的墓葬按修建时所使用的材料分为石坟墓和土坟墓。石坟墓又分积石墓、方坛积石墓、方坛阶梯积石墓和封石洞石墓。有“东方金字塔”之称的集安将军坟，就是方坛阶梯积石墓的典型代表。

除上述习俗外，还有游艺体育、出行狩猎和百戏杂技等习俗。极具民族特色的角抵，就是高句丽人喜闻乐见的一种体育活动。在一幅壁画中有这样的场景:一个晴朗的天气，空中飘着云彩，在一棵梧桐树下，两位力士在角抵，各自将头置于对方肩上，双手攀住对方的腰带，用力地较量着。边上一位白发老人正全神贯注地盯着运动员在认真地裁判。这项活动与今天的相扑和柔道相似。百戏杂技是高句丽人一项传统活动。在集安长川一号墓的壁画中，就描绘着百戏杂技热闹非凡的场面。一棵大树上，一只小猴头戴白色假面，在树干上向下倒爬；另一只猴蹲在树根上，头戴白色假面，向主人作揖。树下有男女两个戏猴者在向主人表演。主人右侧是歌舞场面，百戏表演穿插其间。一女子驾双辕拉车，车后一人将车辇往后拉，捉弄拉车人。还有一人披着散发，右手挥舞棍棒，打击上方翻滚的圆轮，进行精彩的舞轮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