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26年,渤海国为辽所灭,存在于东北地区229年的渤海国政权正式结束,从此开始了辽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由于此时的吉林地区是女真、契丹、蒙古等民族混居的地区,所以辽朝在吉林采取“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重视与女真等少数民族的关系,从而使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渤海国灭亡 10世纪初,契丹再次崛起。公元901年(唐天复元年),耶律阿保机被推举为契丹迭刺部的夷离堇(部落酋长)。此后,阿保机率领部下连年发动对各部落的战争,统一了契丹八部,其势大增。公元907年(唐天祐四年),耶律阿保机即位,国号契丹(辽)。阿保机即位后,便把扩张的矛头指向辽东地区,从而加剧了与渤海国的矛盾。辽东地区本属唐朝安东都护府管辖。但唐朝末期,唐廷已无力管理这一地区。这样,这里就成了渤海国、新罗和契丹争夺的焦点。而契丹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欲图辽东,势在必得。自公元908年(辽太祖二年)至919年,契丹采取“筑长城于镇东海口”“钩鱼于鸭绿江口”“修辽阳故城”等措施,以强化对辽东地区的经营和控制。实际上此时契丹已占领了渤海国一部分土地,掠获大批渤海人。与契丹积极对外扩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渤海国的统治者不顾业已衰弱的国力,大兴土木,建筑城池。这些建筑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渤海国的王公贵族们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公卿大臣们争权夺势,人民不堪重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此时,渤海国政治不修,统治集团外强中干,已不是昔日那个令周邻敬畏的“海东盛国”了。面对咄咄逼人的契丹,无能的渤海国末代王大諲譔连施下策。先是要联合往日宿敌新罗一起进攻契丹,而新罗却加入了契丹。大諲譔贸然派兵进攻契丹,从而招致契丹大规模的军事反攻。公元925年,耶律阿保机诏告天下:“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杀青牛白马以祭告天地。契丹动员全国兵力,向渤海国发起全面进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领契丹军御驾亲征。公元926年正月初三,攻占了扶余府,斩杀了渤海守将,接着耶律阿保机命令惕隐安端为先锋,率领1万精兵继续东进,途中打败3万渤海军。契丹军乘胜前进,包围了忽汗城(上京龙泉府)。不久,契丹军发起了对忽汗城的猛攻。公元926年,耶律阿保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用了20多天,就把历经229年名声赫赫的“海东盛国”打败了。从此,渤海国灭亡。
辽朝对吉林的统辖 耶律阿保机灭亡渤海国后,在此地建立了东丹国,并封其长子耶律倍为东丹王,称“人皇王”,延用渤海国的政治结构进行统治,以中台省作为处理东丹国国事的中央机构。
但是东丹国的统治稳定之后,耶律羽之提议南迁,得到耶律德光的积极支持,于是东丹国南迁至今天的辽河流域。
东丹国南迁之后,带走了大量的人口以及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严重破坏了吉林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东部地区更变得人口稀少,经济凋敝。但是吉林地区聚集着以室韦、女真为主的少数民族和大量的渤海遗裔,这使得辽朝统治者不得不加强对该地的监视,把此处作为监控少数民族的边防要地。
“捺钵”是契丹语的译音,本意是指辽帝的行营,后来延伸成为辽帝在一年之中从事的与契丹渔猎习俗相关的营地迁徙和游牧狩猎等活动。由于契丹人长期的游牧生活养成了居处无常、四时转徙的习惯,故辽帝在四时各有行营,谓之“捺钵”,又称四时“捺钵”。辽朝皇帝在今吉林西部大安地区进行的主要是春捺钵。春捺钵也称“春水”,意为春渔于水,地点一般在长春州(吉林扶余塔虎城)东北35里的鸭子河泺,即现在的大安月亮泡。每年正月上旬皇帝的车帐自辽上京出发,到达鸭子河泺以后先在冰上搭起帐篷,凿冰钩鱼。钩鱼开始以前先派人于河上、下游截鱼,以防逃散。钩得头鱼,即于大帐内置酒设宴,叫“鱼头宴”。皇帝命前来祝贺的女真各部酋长依次歌舞,以示庆贺。待冰雪消融,天鹅飞回,乃纵鹰捕鹅猎雁。此时皇帝冠巾时服,系玉束带,于上风观望。有鹅之处举旗,探骑驰报,远泊鸣鼓。天鹅受惊而起,左右围骑举旗猛挥。侍从高举海东青献给皇帝,并由皇帝放飞第一只海东青。海东青极善于捕猎飞禽,当把天鹅斗得精疲力竭时,天鹅就会坠地,这时侍卫就会刺死天鹅,取出鹅脑喂食海东青,皇帝得到头鹅以后,首献宗庙,祭祀祖先。“捺钵”作为辽朝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活动,不仅具有消遣娱乐的功能,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首先行营的修建就是仿照宫城建筑格式,修建的富丽豪华而不失威严。辽帝平时也在行营之中处理国家大事,发布重要政令,接见各国使节,所以此时的捺钵起到了临时“国都”的作用。
女真人兴起与辽的灭亡 在辽圣宗统治时期,生女真中完颜部落发展起来了。生活在长白山地区的生女真虽然长期处在渔猎经济阶段,但是恶劣环境中的射猎生活,养成了他们“勇悍不怕死”“耐饥渴苦辛”的性格。同时由于经常进行集体围猎,又使他们具有了组织力和团结力,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壮者皆兵”的武装组织形式。天庆四年(1114年),完颜阿骨打袭封生女真部族节度使。阿骨打自幼“好弓矢”,十几岁时,射群鸟,连三发皆中。由于他聪明好学,才能出众,不仅作战勇敢,在政治上也很有见识。辽天庆二年春,天祚帝在春捺钵设鱼头宴时,要求完颜阿骨打为其歌舞助兴,阿骨打觉得这是天祚帝有意戏弄,故意使其难堪,遂断然拒绝,在座者再三劝说,阿骨打就是不从,大失天祚帝的尊严,最后搞得宴会不欢而散。
阿骨打在鱼头宴上觉得受辱之后,心中愤愤不平地回到完颜部,从此与辽之间结下了仇怨。阿骨打回到自己领地后,加快修筑今扶余县境内松花江沿岸的城堡,以备抗辽之用。辽天庆四年(1114年)九月,阿骨打率众将会合于来流水南岸(今吉林省扶余县徐家店乡石碑崴子),在这里举行反辽誓师大会。阿骨打站在一处高岗上,先控诉辽朝统治者的罪状,接着命诸将传梃而誓,道:“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轻重视功。苟违誓言,身死梃下,家属无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来流水誓师”。71年后的1185年,金世宗命人在誓师之地树立“大金得胜陀颂碑”,以纪念阿骨打为开创金朝基业所建立的丰功伟绩。
阿骨打誓师后,在辽朝控制女真人的军事重地宁江州(今吉林省松原地区)大败辽军。宁江州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女真军队的斗志,也给辽朝带来重大的打击。面对此种形势,阿骨打乘胜追击,攻克了宾州(今吉林省农安地区)、祥州(今吉林省农安地区)等地,在军事上形成对黄龙府的包围。
辽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阿骨打称帝,建国号金。阿骨打称帝后立即调兵遣将,于金收国元年(1115年)发起了攻打黄龙府的战争。于9月占领了黄龙府。
天辅元年(1117年),金军趁上京道长春州和泰州兵力较弱,遂迅速发动战争,一举攻下二城,此时的辽在今吉林省境内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所有行政机构已尽归金国,辽的势力遭到严重打击,不久就在战火之中湮没了。
金朝对吉林的统治 公元1115年金朝政权的确立,是女真人对东北乃至中国北部地区实行统治的开始。金朝实行的统治政策既延续其传统,又受汉族先进的文化所影响。主要表现在勃极烈制、猛安谋克制以及对隋唐三省六部制的改良。金代的吉林地区是完颜阿骨打率领女真人最先进入并占领的地区之一,金朝的建立,促进了吉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金朝前期的勃极烈制。11世纪中叶,女真族进入了军事部落联盟时期,在部落里掌握主要职务的有军事部落联盟长——诸部长,军事部落联盟长助手——国相,以及官署会议的诸部落首领——勃堇。随着时间的推移,勃堇改为勃极烈。阿骨打在建立大金国前就曾担任过勃极烈,建国后创设了勃极烈制度,组成金朝中央统治机构。勃极烈制度建立之后曾对金王朝前期的统治起到过重要作用,但随着金王朝相继灭了辽、北宋,统治区域不断扩大,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众多,金朝统治者对勃极烈制度也进行了不断的改革。最初,阿骨打设置四勃极烈,由出身宗室、地位显赫之人担任,共同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权力很大,勃极烈制度开始走向健全。第二次改革是在天会元年(1123年),太宗为加强皇权,将勃极烈缩减为四员,所掌握的权力也受到一定程度削弱。第三次调整是在太宗统治后期,太宗对勃极烈制度做了重大的调整和改组,不仅缩减人数,削弱权力,还将原来掌握军事权利的国论忽鲁勃极烈改为只掌握制定执行典章礼仪的辅助机构。等到了金熙宗时期,勃极烈制度被彻底废除,全面采用汉制。
猛安谋克制的实行。在金朝统治期间还采用了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地方统治形式——猛安谋克制。金建国前,一般氏族部落首领称“孛堇”,行军打仗时称猛安谋克。猛安谋克主要指的是行军人数的编制,一猛安指的是一千人左右,被称为千夫长;一谋克指的是一百人左右,被称为百夫长。阿骨打在起兵灭辽的过程中对猛安谋克又进行了一次调整,将其改为社会行政编制,其组织以户为计算单位,增加其人数、扩大其规模,以三千人为一猛安,三百人为一谋克。官长称千户、百户。这时的猛安谋克已经具有军政合一的性质,即是军事编制单位同时还是生产组织单位。其组织结构有如汉地州县,所以在大金统治期间地方上出现了州县制与猛安谋克制并存的局面。同样作为金朝旧制,勃极烈制在金熙宗时期就已废除,而猛安谋克制却一直延续。
汉制的推行。金朝在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打败了辽、北宋,占领了大片疆域。金朝的统治者深深感到旧有的统治结构已不再适用,遂吸取汉人先进的政治文明,锐意进行改革,在统治区域内推行汉制,维护其统治。主要表现是中央统治制度采取一省制,地方上猛安谋克制、州县制并行,并根据各地区不同特点来设置。由于吉林地区主要居住着女真人、契丹人及汉人,所以在此地出现了猛安谋克制与州县制并存的局面。除此之外金朝为了控制汉人,在地方建制方面将全国分为十九路,路作为最高地方行政建制,下面还设有府、州、县,管辖吉林地区的主要有上京路、临潢府路、咸平路和东京路。
金朝时期吉林的经济社会文化 金朝建立后重视发展农业经济,在东北地区主要采取了移民与屯田两大政策。所谓移民,是将中原地区具有先进农业生产经验、掌握农业生产技术的汉族人民,强行掳掠到东北地区,帮助开发东北地区的农业。先进农业生产经验与生产技术的传入的确对东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耕地面积扩大,还栽培新物种。金朝的猛安谋克制充分发挥其在农业上的优势。所谓屯田政策,是将士们战时出征,平时耕地种田,寓农于兵,即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同时又能很好地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在社会文化方面,金朝的主要特点就是将本民族特色与汉族文化相融合,结合本民族自身的特点,积极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使得女真族在这一时期有了快速的发展。女真族的生活习俗有了很大的变化,衣着几乎完全汉化。他们穿长袍,腰系带,穿靴,基本接受了汉族人的穿衣习惯。在饮食方面,辽金都十分热爱饮茶和饮酒,尤其是后期还因饮茶盛行,茶叶消耗量大,朝廷多次采取措施限制饮茶,最后导致只有上层官员才有饮茶的特权,平民百姓则不能再碰茶叶。在住的方面,建国后,女真族逐渐由游牧转为定居。尤其是在灭辽之后,房屋外观虽变化不大,但是内部装饰却十分讲究,可以看到受汉文化影响的痕迹。
在宗教信仰方面,辽金都推崇佛教,金朝虽然继承辽的宗教信仰,继续推崇佛教,但佛教的影响却逐渐减弱,这主要表现在寺院的数量和僧侣的人数都在变少。相反,儒教、道教的势力却在金朝迅速扩大,统治者大力推崇儒教。
民族冲突与金朝灭亡 金朝统治者采取的民族政策一直都是将女真族置于第一位,其次是渤海,再次是契丹,最后是汉族。面对高压的民族政策,契丹族希望恢复往日的辉煌,遂爆发了多次起义,著名的契丹起义主要有:撒八、窝斡农牧民起义,德寿、陁锁的反抗斗争以及耶律留哥的反金抗争。其中最著名的是撒八、窝斡农牧民起义。
正隆五年(1160年),海陵王派遣牌印燥合前往西北路征发契丹壮丁当兵,规定年纪在20—50岁的男子全部都在征兵之列。但是由于契丹族所属的西北路地理环境特殊,临近游牧民族,并且经常面临着来自异族的骚扰,所以必须依靠壮丁来保护自己的领土。因此契丹族百姓与前来征兵的牌印燥合产生了冲突,虽然他们将自己民族的实际情况如实地告诉了牌印燥合,并希望能上报朝廷,减少契丹族征兵的人数。但是牌印燥合依然坚持金朝的征兵政策,这导致了契丹族百姓极大的愤怒,正隆六年(1161年),契丹族百姓在撒八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
起义军先是杀死招讨使完颜沃侧与前来征兵的牌印燥合,又夺取朝廷的兵甲3000余副,正式开始了与金的对抗。为了镇压起义军,金世宗采取两手政策,一面派兵攻打,一面又拉拢起义军,采取招抚政策,导致起义军内部军心动摇。大定二年(1162年),金世宗派遣右副元帅完颜谋衍、右监军完颜福寿、左都监吾扎忽合兵,集精兵1.3万人前去攻打窝斡军。同时又加强招抚力度。虽然起义军一直坚持反抗,也成功抵挡住了金朝大军的攻击,但是面对金世宗的招抚政策还是有很多人动摇了,结果导致起义军节节败退。金世宗乘胜追击,于大定二年(1162年)六月,派遣尚书右丞仆散忠义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率大军前去剿灭起义军。这时起义军内部出现叛变,与金军里应外合,活捉起义军首领窝斡,起义失败。
金朝末年爆发的耶律留哥领导的反金抗争是与蒙古南下相呼应的,所以这次金朝面临的强大的劲敌,一面是外族入侵,一面是统治内部的起义。金大安三年(1121年)二月,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南下灭金,这年秋天,蒙古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大败金军,入居庸关,准备攻占金京城中都。金面临着严重的外部威胁,守备空虚,一心抵抗蒙古大军的同时,又不忘加强对契丹族的控制。这时北边千户(猛安)耶律留哥看准时机,领导契丹人民揭竿起义。
自此,肇兴之地东北地区丧失殆尽,虽然耶律留哥的起义大军终因留哥投靠蒙古,起义内部频频发生混乱,而导致最终起义失败。但是金朝并没有因此而延续自己的统治,面对着各地纷纷自立为王,蒙古大军的虎视眈眈,金朝内部腐朽不堪等种种不利局面,最终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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