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的吉林

清朝是吉林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方面都完全被纳入到中原王朝的集权统治之下。

虽说明朝曾在东北建立“羁縻卫所”，明成祖时期还设立过“奴儿干都司”管辖吉林地区，但实际上明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力比较弱，各部族基本上实行自治，中央政权只是派遣人员加以巡视宣慰各族人民。

清代时期则大为不同，为了对吉林地区加强管辖，清王朝定鼎之初，就建立了体制完备的军政合一的将军镇守体制，实行严格的旗民分治制度。而且，康熙、乾隆大帝曾数次巡视吉林地区，强化军事力量，加强中央对吉林的统治力度。

吉林地区被清政府视为祖先的发祥地——“满族”的龙兴之地，因此，清政府对吉林地区非常重视。清朝初期，为了恢复被明清战火破坏的吉林地区社会经济，清王朝实行了近百年的“招垦”政策。但随着中原汉民的不断涌入及吉林经济的恢复，清政府认为汉民的大量增加已经威胁到满人在东北的利益。因而，在乾隆初年，对吉林实行了全面“封禁”政策。“封禁”政策一方面保护了吉林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却直接导致了吉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迟滞与落后，是造成晚清时期吉林边防空虚的重要原因，为列强乘虚侵略东北埋下隐患。直至清末，为了强边御敌，清政府最终放弃了封禁政策。

吉林地区不仅自然资源丰饶，而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近代以来，吉林地区成为列强窥视、角逐的焦点。特别是不断受到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丧失了乌苏里江以东的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使得吉林省由一个临海大省蜕变为内陆省。

19世纪末，清政府在东北设立了近代第一个大型军事工业——吉林机器局，机器局不仅为吉林边防军近代化提供了新式武器装备，在抵御列强侵略东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毁于沙俄之手。吉林机器局开辟了吉林近代工业的先河，有力地推动了东北地区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吉林地处中国东北，区域广大，少数民族居多，培养出独特的满族文化。满族文化在与汉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中，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影响至今。

清朝吉林的管理体制——将军镇守制　东北是满清龙兴之地，清王朝对东北十分重视，1644年，大清入关之后，在东北地区建立了盛京、宁古塔、黑龙江三将军驻防体系。吉林地区的最高长官是吉林将军，其前身是顺治十年(1653年)设立的“宁古塔昂邦章京(汉语为“统领”之意)”，从设置宁古塔昂邦章京到裁撤吉林将军，吉林地区将军镇守制度共延续254年，总计92任。

吉林将军是吉林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对吉林地区实行“旗民分治”的统治政策。

早在满清入关前，满清内部实行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八旗制度”始创于努尔哈赤，他在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建立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后来，又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形成了八旗制度。后金管辖下的所有民众都编制在旗内。皇太极称帝后，将女真族名改为“满洲”，此后“八旗”也称“满洲八旗”。随着满清统辖地区的不断扩大，皇太极又增编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凡属于这三旗的统称“旗人”，凡是“旗人”，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从军出征。所有八旗事务，都归将军管辖。而普通汉族民众，则由地方衙门官员管理。这就是“旗民分治”制度。后来，为使军政系统互相协调，政令统一，1759年，清政府下令地方官员受将军管辖，自此，将军成为负责地方军事、民政的最高军政长官，东北军政制度初步形成。

自17世纪中期，沙俄开始向东扩张势力，侵犯东北边境。为抵御沙俄入侵，清朝加强了吉林地区驻防八旗实力。自康熙十年(1671年)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吉林地区陆续增设吉林、宁古塔等五城副都统，统兵驻守各地，负责巡防、稽查等事务。

清朝中前期，吉林八旗在开拓疆域、抵抗外敌入侵、保卫边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清朝末年，由于清政府政治腐败，造成东北地区的八旗军战斗力大大削弱。加之，长期以来封禁东北的政策，直接导致东北边防空虚，为沙俄的侵略埋下了隐患。满清的政治腐败决定了自身的没落，这是历史的必然。

1907年，清王朝废除八旗制，改设巡抚制度，成立吉林行省。自此，吉林真正成为与内地各省同等地位的行政区域，完成了从龙兴之地到行政管辖的近代化，这对于维护吉林疆域的完整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吉林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清朝对吉林的封禁与开禁　明末清初，政权更迭，经历了数十年的明清之战，使得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顺治元年(1644年)，满清众多部族迁往北京，使得东北地区人口更加凋敝。

为恢复东北社会经济，清朝定都北京后，颁布各种奖励政策，鼓励中原百姓到东北垦荒。

至康熙中期，随着中原地区经济的恢复发展，人口膨胀，大量汉民移民东北，东北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到雍正年间，东北地区农业连年丰收，已经能够向关内大量输出粮食，这证明东北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发展。

到乾隆初年，清朝开始对东北地区实行全面的封禁政策。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汉民数量的持续增加，威胁到了满人在东北的利益。乾隆五年(1740年)，清廷颁布了封禁东北的法令。

清代东北封禁主要包括关禁、海禁、边禁、围禁四种，即设置关卡从海、陆两方面阻止中原汉民进入东北，禁止东北的汉民私自垦荒、渔猎。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边禁”。

“边禁”即修筑柳条边阻止汉民出关北上。柳条边又称柳墙、柳边、边壕、条子边。在边墙经行地，挖一条深8尺、底宽5尺、口宽8尺的深壕，在壕边堆成一道高、宽各3尺的土墙，墙上每隔5尺栽插3棵柳条，柳条与柳条之间再用绳子连起来，形成一道柳条篱笆。柳条边有“老边”“新边”之分。“老边”是1644年开始修筑的，位于辽河流域。“新边”是1670年开始修的，主要在吉林地区。修建柳条边的最初目的主要是为了禁止汉民采挖人参等东北特产，管理也不甚严格，属于部分封禁。随着乾隆初期对东北封禁政策的出台，柳条边开始全面禁止汉民出关。

吉林各地还设有哨卡，以禁止汉民渔猎、垦荒、采参等等。哨卡分为常设和堵设两种，常设为固定哨卡，常年巡查，堵设为季节性哨卡，春设冬撤。

清政府的封禁政策至清末完全开禁，历时160余年，迟滞了东北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清政府闭关锁国的重要表现，是对汉族民众的民族歧视。封禁政策使得东北地区在籍人口数量很少，无法为当地官府提供充足的兵员及粮饷，它所导致的直接恶果就是造成东北边防空虚，无力抵御沙俄犯境，加之晚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清末，为加强东北边防，东北各地官员不断上书朝廷，请求开禁。1907年吉林设行省，实行巡抚制度，实施数百年的封禁政策宣告结束，吉林发展跨入一个新时期。

清代吉林打牲乌拉总管衙门　吉林地区物产丰富，盛产人参、鹿茸、东珠、貂、红白蜂蜜、鲟鳇鱼、松塔等名贵地方特产。清朝建立后，就将吉林这一宝地划为“禁区”，所有特产都列为皇室专用贡品，严禁百姓在此采捕。1647年设立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专门为皇室提供吉林珍贵特产。

打牲乌拉，满语为布特哈乌拉，布特哈意思是渔猎；乌拉意为江，沿江的城。史上曾有“南有江宁织造，北有打牲乌拉”之说，可见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在清朝的重要性。

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采捕贡品的地区都被称为贡山、贡江、贡河，在各地都设有界碑。采捕贡品的劳动人员称为“牲丁”，他们在官员监督下采捕贡品。

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负责采捕的贡品中，最重要的就是采集东珠。东珠，又称作北珠、莫难珠、酸枣珠，是清朝皇室及贵族用做表明身份地位高低的装饰品。如:皇冠要镶嵌东珠37颗，皇后凤冠要98颗，一品大员朝冠只能用1颗。当时东北地区的东珠品质最好，远胜其他地方所产珍珠。清朝规定总管衙门每年上缴东珠528颗。

每年春季开江之后，即开始采集东珠。由打牲总管率领，出动船只300余艘，共1000余人，前往各地江河采捕珠蚌。采珠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初春时节，河水冰冷，且凡是有珠子的地方水流都很急。采珠时，大船在河中抛锚不动，将数根木篙插入河底固定，然后由牲丁每10人或8人组成一排，赤裸身体，腰系长绳，身背采珠的袋子，顺着木篙潜入水中，采集蛤蚌，然后摇动绳索，船上的人立即将牲丁拉上来，如此反复数次。其他牲丁则在岸边生火，牲丁轮流烤火取暖。想要采集到品质上乘的东珠很难，往往几条河找不到一蚌，而一整船的蚌经常得不到一颗合格的东珠。

康熙和乾隆年间，为东珠的盛产时期，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总管衙门上缴东珠2180颗。1754年乾隆皇帝巡视吉林时，也曾到松花江边观看采珠，并赋诗《采珠行》。

总管衙门自顺治四年(1647年)建立至宣统三年(1911年)结束，贯穿清王朝始终。长达二百余年的打牲乌拉历史在吉林地区逐渐衍生出了一种独特的地域色彩浓厚的贡品文化，在吉林地区，至今仍然保留诸多如“贡山”“贡河”“贡品家族”等称呼，成为吉林文化的一大特色。

清代吉林船厂　吉林城依山傍水，拥有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松花江绕城而过，江面宽阔，适于大船航行，大船从吉林北面经水路可直达黑龙江。与吉林毗邻的长白山树木茂密，可以为建造各种船只提供丰富优良的木材资源。明、清两朝都在吉林造船、屯驻水军，故有船厂、船营之名。这便是吉林“船厂”的由来。

吉林最早出现船厂是在明永乐年间。永乐七年(1409年)东北奴儿干地区的女真乌拉部向明朝称臣纳贡。为了加强东北同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明朝决定开辟通往东北的交通线，永乐帝下令在吉林设厂造船。永乐九年(1411年)永乐帝派大臣亦失哈率领官兵千余名，从吉林乘船沿松花江、黑龙江到达奴儿干地区，设立奴儿干都司，管理地方政务。永乐十八年(1420年)至宣德七年(1432年)，明朝政府先后三次派辽东都指挥使刘清率领兵在吉林船厂造船运粮。

吉林船厂在明朝管辖东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吉林地区女真各部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民族交往，推动了吉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清代吉林船厂建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是在明朝造船厂的基础上重建的，目的在于抗击沙俄侵略。

自17世纪中期，沙俄势力东侵，侵犯我东北边疆。为抵御沙俄入侵，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政府派沙尔虎达在吉林建厂造船，成立水师营，操练八旗水师，巡视江防。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沙尔虎达曾指挥45艘战船在松花江口大败沙俄侵略军。

康熙十五年(1676年)，宁古塔将军巴海奉旨在吉林督修造船，训练水师，积极备战抗俄。每年开江或封江时，吉林水师营都要进行大规模的操练。1685年雅克萨自卫反击战爆发，吉林水师劲旅直接参战，吉林船厂所造舰船运送水师，直抵雅克萨城。吉林船厂为清军提供了优质的运粮船和战船，保障了清朝军队的后勤给养，加强了清朝水师的实力，为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做出重要贡献。

随着历史的发展，吉林船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纵观清朝时期吉林船厂的发展史，它促进了东北水运交通网发展及东北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更起到了抗击沙俄侵略、维护我国东北边疆稳定和领土完整的历史性作用，是清代东北造船业的骄傲。

康熙、乾隆“东巡”吉林　满清先祖的陵墓大多建在东北，如努尔哈赤的福陵、皇太极的昭陵等，因此，清朝对东北地区非常重视。清代有四位皇帝曾巡视过东北地区，祭拜天地祖宗，展现清朝一统天下的盛世局面，史称“东巡”。其中以康熙、乾隆皇帝东巡最为重要，起到了巩固东北边疆、促进民族交流的历史作用。

康熙皇帝即位之初，正值沙俄势力不断东侵，频频犯边，不仅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更是直接威胁到了满清“龙兴之地”。康熙皇帝三次东巡，就是要加强东北边防，抵御沙俄入侵。

康熙皇帝第一次巡视东北，是在康熙十年(1671年)9月，康熙帝一行经山海关抵达盛京(今沈阳)，祭拜福陵、昭陵，告慰列祖列宗。随后，继续北上，途经今吉林省境内的爱新(梨树县境内)、叶赫(四平境内)，在爱新召见了宁古塔将军巴海，详细询问了边防情况，告诫他要加强边防，警惕沙俄入侵。11月3日返回北京。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皇帝第二次东巡。1682年2月，康熙皇帝行至盛京，祭拜“三陵”(即福陵、昭陵、永陵)，3月到达吉林，在松花江岸边，率皇太子、贵族及文武大臣遥望祭祀满族的神山——长白山，并赋诗《望祭长白山》。

3月27日，康熙帝冒雨登舟，检阅了吉林水师，观看了水战演习。当康熙帝看到吉林水师军威赫然，阵容雄壮，龙颜大悦，提笔写下了著名的《松花江放船歌》:“松花江，江水清，夜来雨过春涛生……连樯接舰屯江城。貔貅健甲毕锐精，旌旄映水翻朱缨……”四月五日，康熙帝启程返回北京。

康熙皇帝第三次东巡，是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当时，康熙帝最终平定了意欲分裂国家的噶尔丹叛乱，因此，要东巡祭祖。康熙三十七年七月末启程，在内蒙古地区巡视了40多天。九月，康熙帝到达吉林，考察官吏，体恤民情，表彰了清军在雅克萨自卫反击战中的功绩。九月三十日，康熙帝启程返京。

乾隆皇帝在位时，四次出巡，其中第二次到达吉林。乾隆十九年(1754年)七月，乾隆皇帝从承德出发，经过内蒙古直达吉林，沿途召见蒙古部落首领，举行宴会和围猎等活动，以此加强满蒙民族团结。八月，乾隆皇帝到达吉林，望祀祭奠长白山神，创作了《望祭长白山作》等诗篇。

康熙、乾隆东巡，对东北边疆的稳定、进一步巩固民族团结、促进东北与内地的交流、带动东北经济文化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流民、流人对吉林经济文化的贡献　清代东北的流民、流人是与东北本地居民相对而言的。流民主要是指中原地区由于土地兼并及自然灾害而无法生存下去的百姓、难民，为求生计而“闯关东”。流人是指由于反抗清朝统治或触犯法律而被流放或充军等强制迁徙到东北的罪犯，来自中原及南方各地。流人与流民大多数来自汉族，他们为东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乾隆时期，为了保护满人在东北的利益，阻止汉民进入东北，朝廷对东北实行严格的全面封禁政策。但清前期百余年的恢复发展，致使中原地区人口急剧膨胀，且中原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土地兼并严重。为了谋求生计，无地的农民、灾民仍不断涌向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的东北地区。清政府鉴于内地流民大量涌入吉林，为了社会稳定，清政府只能放行、默许。

东北地区历史上就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区域，以渔猎为主。清代前期，东北只有小部分地区发展农业。流民潮不仅给东北地区带来并传播了内地粮食作物与瓜果蔬菜等种植技术，而且把养蜂、制糖、制蜡、制碱、酿酒等手工技术传播开来，带动了吉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发展，为开发、建设吉林做出了贡献。

清代前期，文化流人成为推动吉林地区文化事业发展的主力，这与流人的文化背景有关。他们有的是学界名流，有的曾在中原、南方地区做过官，拥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流放东北后，他们将关内文化与东北文化融合，创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流人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开创吉林诗歌文学创作先河，留下了许多流芳百世的作品。清初，随着文化流人被放逐到东北，也将诗歌文化带到东北。文化流人常以诗歌创作的形式，抒发对流放生活的感触，留下了很多名作，再现了清初特定历史环境下东北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第二，参与方志与笔记的撰述，为吉林历史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献。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为编修《大清一统志》，下令编修《盛京通志》。《盛京通志》是清代前期东北地区内容最丰富、体例最完备的一部地方总志，由文化流人陈梦雷主持编写。吉林地方没有单独成书，只有《吉林志书》八册构成《盛京通志》的一部分。在陈梦雷主持下还修订了《盖平县志》《承德县志》《海城县志》等。此外，他们还撰写了大量的个人笔记，如张缙彦的《宁古塔山水记》等等。这些方志和笔记为后人研究吉林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第三，兴办私塾，推动了吉林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清代前期，吉林官办学校数量很少。而文化流人多以开办私塾，教授学生维持生计，成为吉林地区文化知识的重要传播者，不仅推动了吉林地区的教育发展，也促进了吉林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

吉林地区的流人文化既具有关内文化的内容，又具有东北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对吉林地区文化的发展有独特的贡献。

满族的生活与信仰　满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肃慎，历经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几个发展阶段，清代时称为“满洲”，辛亥革命后，改称“满族”。满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祭祀、礼仪等古老习俗颇具民族特色，影响至今。

袍服是满族的传统服饰。满族男女老少都穿袍服。满人又称旗人，故而袍服也称“旗袍”。旗袍款式高雅，至今仍然盛行。

满族的饮食很有特点，满族先民最早以游猎为生。因此，饮食多以兽肉及野生植物为主，新年祭神时，都要做白肉血肠。东北冬季寒冷，满族人还特别喜欢吃火锅，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此外，还保留了饽饽、酸汤子、萨其玛等民族特色的食品。

东北天气寒冷，满族也形成了独特的居住习俗，以御寒为主。明代时，就以砖石建房，房屋建筑也与现在相似，一般屋内设有锅台和火炕相连，现在俗称连锅灶。现在东北农村住房还保留部分特点。

满族是一个十分注重礼节的民族。日常生活中有各种礼节，主要包括打千礼、拉手礼、半蹲礼、磕头礼等。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尊老敬上、长幼尊卑的礼节，晚辈遇见长辈主要打千问安。

满族的结婚仪式比较复杂繁琐。现代男女婚礼中的一些仪式，如选择吉日订婚，互赠礼品、嫁妆；结婚当日，双方拜天地、喝交杯酒、闹洞房；婚后三日，夫妻同回女方娘家，都是满族的习俗。

满族的育儿习俗很有特点。东北有句俗话，“养活孩子吊起来”，说的就是满族人一般都把孩子放在悠车子里吊在房梁上，这样做，猫狗蛇虫不容易咬到孩子，悠车子一晃动，蚊虫也会避开，还能生出凉风，给孩子消暑，孩子睡得很舒服。

满族的葬礼一般以土葬、火葬为主。人死后在家中停灵7日，举行祭奠。出殡后，每7天到坟上烧一次纸，连烧7次等等。现如今，东北地区仍然保留着祭奠亲人古老传统仪式，如烧七、烧百日、烧周年等，依然如故。

满族有许多禁忌。饮食禁忌最主要是不杀狗、不吃狗肉。

满族信奉萨满教。萨满教历史久远，最早可追溯到其远祖肃慎人那里。萨满教属于原始部族信仰，崇拜各种神灵，仪式繁杂，最主要的祭奠仪式就是烧香跳神。跳神时，萨满头戴神帽，身穿彩裙，腰系长铃、铜镜，手执单鼓，配以舞蹈、唱词，请神灵附体。这就是“萨满舞”。

满族文化作为一种古老的民族习俗在现代生活中依然存在影响。

不平等条约与沙俄对吉林的侵略　1842年，鸦片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一直对东北虎视眈眈的沙皇尼古拉一世认为时机已到，1847年，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组建侵华军队。1854年至1857年，沙俄对黑龙江地区进行了四次武装侵略，强占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中国领土。1858年，沙俄又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机，迫使清政府代表奕山签订《瑷珲条约》，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同时，将吉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划为两国“共管”地区，为下一步吞并吉林领土做准备。

沙俄的侵略，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怒，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免去奕山职务，并宣布《瑷珲条约》无效。

为了吞并乌苏里江东岸地区，沙俄继续执行其“先武装占领，再逼迫签约”的侵略伎俩。从1858年6月到1859年6月，穆拉维约夫率领俄军沿黑龙江、乌苏里江南下入侵到图们江地区，沿途建立移民村，修建炮台，驻扎军队。还擅自将伯力地区命名为哈巴罗夫卡(今哈巴罗夫斯克)，又将图们江口以东120海里的海湾命名为大彼得湾。1860年6月，武装占领海参崴后，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至此，沙俄侵略者完全占领了乌苏里江东岸地区。

同时，沙俄为了使其对中国领土的强占“合法化”。1859年，沙皇任命少将伊格纳切夫为驻华公使，企图迫使清政府同意批准《瑷珲条约》及《补续合约》(即割占乌苏里江东岸地区)，但其无理要求遭到拒绝。

于是，伊格纳切夫先是阴谋挑动英法扩大侵略战争，继而，又向英法联军提供清军布防情报使英法侵略军连续攻陷天津、北京，火烧圆明园。清政府吓得惊慌失措。此时，伊格纳切夫以“调停人”的身份对清政府许诺:“只要答应俄国的需求，他可以从中调停。”1860年10月，迫使清政府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

而沙俄则以“调停有功”为理由，再次向清政府提出领土要求。并威胁清政府说，如果不同意俄国的要求，就让英法联军返回北京。在沙俄的威逼之下，1860年11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承认了《瑷珲条约》的“合法性”，使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被俄国吞并，其中包括乌苏里江以东的40多万平方公里的吉林领土，使得吉林省由一个临海大省变为内陆省，也为沙俄进一步侵略东北打开了门户。

中东铁路修筑　中东铁路，又称“东省铁路”，是沙皇俄国为了争霸东北亚，侵略中国领土，强占东北三省，掠夺东北富饶资源而在中国境内修建的一条殖民铁路，简称“中东路”。

19世纪中期，沙俄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吞并了中国大片领土。继而，又企图将东三省完全置于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

早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沙俄就已经开始修建到达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铁路已经修到中俄边境地区。沙俄为了图谋东北，要求在中国境内修筑此段铁路。但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于是，沙俄联合英美怂恿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战后，又以“三国干涉还辽”向清政府邀功，借此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四厘借款合同》，借款给清政府，“帮助”其偿还《马关条约》赔款，沙俄趁机攫取了清政府海关和税收的权力，为其修筑中东路，侵占东北做好了资金上的准备。

沙俄为达到“借地修路”的图谋，1896年3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借加冕典礼之机，指名要李鸿章赴俄祝贺。李鸿章使团到达莫斯科，双方开始密谈。沙俄代表维特欺骗李鸿章说，为了避免重蹈甲午战争的覆辙，首先需要一条能够最快抵达海参崴的铁路。一旦有事，沙俄可以迅速调兵帮助中国。同时，沙皇又命维特以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并威胁说，“如中国不同意，从此俄国将不再帮助中国”。这样，在沙俄的欺骗、威胁和利诱下，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条约表面上是中俄两国为了防御日本而订立的军事同盟，但实际上，沙俄通过《密约》攫取了在东北修筑、经营中东路的特权。

《密约》签订后，沙俄立即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将《密约》具体化。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清政府请沙俄出面干涉。沙俄趁机诱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修建中东路支线的权利。

1897年8月，中东铁路开工，至1903年7月，中东铁路全线竣工。中东铁路西起满洲里，经哈尔滨，东至绥芬河，支线北起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南至旅顺，贯穿整个东北。至此，沙俄的势力范围延伸至东北全境。

沙俄修筑中东路期间，肆意强占土地，掠夺东北资源，奴役当地百姓，践踏中国主权，中东路成为沙俄侵略东北的工具，给东北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机器工业的建立与发展　自19世纪中期，沙俄屡屡犯我东北边境，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为保障吉林边境安全，光绪六年(1880年)三月，吴大澂受命负责加强吉林防务。

吴大澂属于洋务派，他在经过实地调查与周密分析后，提出一系列的强边政策。

首先，加强松花江防御，建立松花江、图们江两大水师营，在江面上设置“护江关”，在松花江、倭肯河交汇处的巴彦通修筑了炮台，抵御俄军沿水路入侵。

其次，吴大澂采取了移民实边的政策，为朝廷和地方政府增加了粮饷税收，提高了抗俄实力。同时，他修筑了吉林、宁古塔及三姓间的驿道，对战时的增援、补给具有特殊作用。

再次，为加强吉林边防力量，吴大澂编练靖边军，驻防中俄边界要地。他还购买了大批新式武器装备，大大提高了靖边军的战斗力。

为解决黑吉两省军火供应问题，光绪七年(1881年)五月，吴大澂奏请在吉林设立机器局，获得批准。

随即，吴大澂开始筹建机器局。机器局所用设备都是由国外进口；为解决技术人才问题，吴大澂奏请从关内调入熟悉西学洋务人才；吴大澂对厂房的设计也提出很高的要求，所有设计施工都是按照西方模式，保证厂房的质量要求。几经周折，光绪八年(1882年)吴大澂创建了吉林机器局。

吉林机器局不仅能够为黑吉两省边防军提供各种火炮及弹药，还可以为吉林水师营制造多种船只，成为我国近代东北唯一的大型综合性兵工厂，对当时抵御沙俄入侵，保卫边疆起到了一定作用。甲午战争期间，机器局为黑吉两省军队提供军火达到每年25万两的支出。1900年沙俄侵略东北，机器局除了为黑吉两省军队提供军火，还给奉天省军队生产枪炮弹药，支持抗俄。

但是，由于清王朝的腐朽，尽管有吴大澂这样的洋务人才和能造坚船利炮的机器局，却无力挽救国势的颓危。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九月，俄军攻占吉林，将机器局劫掠一空。这座耗资近250万两白银的军火工厂，在清末仅存在了18年。

吉林机器局开辟了吉林近代工业的先河，特别是机器局设立了“表正书院”，以培养近代科技人才，这对于学习、传播西方近代科技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开启了东北民众的心智，打破了东北地区由于长期封禁而造成的知识闭塞的状况，更是有力地推动了东北地区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中俄勘界与保卫边疆　中俄两国勘定边界，最早可追溯到1689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都属于中国领土。它是中俄两国之间缔结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十九世纪中期，由于晚清王朝的政治腐败，致使两次鸦片战争失败。沙俄趁火打劫，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1861年6月，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勘分东界约记》及《交界道路记文》。根据条约规定，中俄双方在乌苏里江口至图们江口的千余里的边界上，共竖立耶、亦、喀、拉、那、倭、帕、土八块界牌。沙俄通过上述不平等条约，强占了中国东北百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但其野心仍不满足。此后，沙俄侵略者经常私自挪移界牌，越界移民垦荒，不断蚕食中国领土。至19世纪80年代，沙俄势力已经深入中国境内达数十公里，珲春前沿要地黑顶子也被俄军强占，并改名为萨维洛夫卡。

为抵御沙俄犯境，1886年5月，勘界大臣吴大澂奉命与俄方代表会谈勘界问题，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双方围绕归还黑顶子问题进行辩论。黑顶子是中朝俄三国交通的要道，吴大澂认为，黑顶子事关中俄对图们江流域的控制权问题，关系重大。经过多次严正交涉，俄方终于被迫同意撤出黑顶子。

然后，双方关于重立“土”字界牌的问题展开讨论。按照《北京条约》的规定，“土”字牌应立于距离图们江口20里的地方，而1861年中俄勘界时却立于距江口46里的地方，致使中国在图们江口失去了出海口。此次会议上，吴大澂要求严格按照《北京条约》的规定重立“土”字界牌。他据理力争，驳斥俄方谬论，俄方最终同意吴大澂的要求。

最后，双方就被俄方私自挪移的界牌和错立的界牌位置等问题进行谈判。重新补设了“那”“拉”字牌，增设了“玛”“啦”“萨”字牌，被俄方挪移“倭”字牌移回原位。吴大澂提议用石碑代替界牌，以防俄方挪移、损毁，并在大界牌之间设立26个小界牌。

6月，双方签订了《中俄珲春东界约》。

此次勘界，重新归位了被俄方私自挪移的界牌，收复了1861年后被沙俄侵占的大部分领土；争得了图们江口的出海口以及船只航行权。

可以说，此次勘界是清政府外交史上的一次胜利，是一次成功的勘界，值得肯定。

中日“间岛案”交涉　日俄战争后，日本不但与俄国瓜分了东北权益，还将朝鲜沦为“保护国”。进而，日寇又挑起所谓“间岛”争端，插手中朝界务问题，蓄意制造中朝边界纠纷，图谋占领我国东北。

在吉林疆域史上，中朝两国以图们江为天然界河早已成为定论，本无“间岛”一词。晚清东北开禁，朝鲜民众为谋求生计，越境垦殖，在图们江北岸私自挖掘水渠，形成一块“夹江”滩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朝鲜官员李范允称夹江滩地为“间岛”，至此才出现了“间岛”的说法。同年，中朝双方经过多次磋商，最终签订了《边界善后章程》，声明间岛属于中国领土。

为侵略东北出师有名，日寇以“帮助”朝鲜解决“间岛”问题为借口，插手中朝界务。1907年3月日本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派特务斋藤季治郎等人多次潜入延边地区，刺探情报。同时，聘请日本学者研究“间岛”历史，编造谣言，为侵略做准备。

经过精心策划，1907年7月，在伊藤博文的授意下，斋藤以“保护韩民”为借口出兵延吉，设立统监府派出所，扩大“间岛”事端。

为解决“间岛”争端，1907年8月，吴禄贞奉命处理中朝界务问题。吴禄贞达到延边时，恰逢日寇犯边。他临危不惧，调兵加强防御，发布政府文告，揭露日寇侵略事实，粉碎了日寇阴谋。为加强边防力量，吴禄贞主动联合地方武装韩登举部共同抗日。

为了同日方谈判，吴禄贞带人亲自踏查边境，绘制了有史以来最为翔实准确的专属界务地图——延吉边务专图。后来，他又完成了《调查延边边务报告书》。在对日交涉界务中，这一书一图，成为最有力的凭证，证明了“间岛”属于中国领土，彻底驳斥了日寇谎言，在大量翔实确凿的证据面前，日寇无言以对，不得不承认图们江以北之延吉地区为中国领土。

1909年9月，中日在北京签订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条款明确规定和承认了“以图们江为中、朝两国国界”“间岛属于中国领土”的事实，历史悬案终告结束。

在吴禄贞的带领下，延边爱国军民同日寇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终使所谓“间岛问题”得到解决，打击了日寇侵略我国东北的嚣张气焰，这是清末历史上中国捍卫领土主权难得的一次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