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

1．战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组织（国家资本主义）。2．再生产过程、生产力和战争。3．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元结构及其无政府状态。4．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5．共产主义是唯一的出路。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6．生产力和革命的耗费。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各个不同部分间的冲突，表现为这个体系生产力的增长同它的无政府生产结构间的冲突。正如我们知道的，这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冲突。被历史提到日程上来的客观需要是组织世界经济，即把无主体的世界经济体系变成经济的主体，变成有计划起作用的组织，变成“目的论的统一体”和有组织的体系。帝国主义企图用它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项任务。海·封·贝克拉特不太精确地表述了这一点。他说：“由于自由竞争不再起经济生活调节者的作用，于是最后就发出了要求组织的呼声。开始了联合的过程，人们在共同为争夺工业市场（industrielle Marktgebiet）而斗争。这样就产生日益带有政治色彩的民族联合的经济集团的斗争，这种斗争最后发展为争夺工业品销售市场的民族之间的大规模的政治冲突。”[1]要解决这项任务帝国主义是力不胜任的，战争危机导致整个体系的危机。但是在各个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狭小范围内，战争的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改组的阶段，使这个体系中互相斗争的各部分变成有计划的和有组织的。这种通过经济职能国家化的改组是为了消灭内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理解并探索这种改组的根本原因是并不困难的。这种改组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中间集团极其迅速的死亡过程，而在组织上和技术上进行得较为容易。在这方面，战争的作用是同巨大的危机一样的。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总量减少的同时，这剩余价值聚集并集积于（社会上、技术上、经济上）最强大的生产单位中。资本集中的过程大大加速了，这种加速的集中成为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形式的“消极条件”。战争这一巨大的有组织的过程的需要，是国家化的积极原因。这种战争的规模、它的技术、军事机构复杂的内部关系、军事组织立刻出现的对工农产品的巨大需要，以及战役的结果对统治阶级的决定性意义，把最大可能地克服资本主义体系中斗争着的各部分的内部无政府状态这项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战争的成败同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经济上组织性的程度成正比。由于缺乏许多产品，特别是缺乏原料（这种缺乏在国际联系断绝后立即出现，并随着普遍的耗竭和贫困而日益严重[2]），上述原因就大大加深了。由于这种缺乏，自然就要求尽量节约地，从而合理地、有组织地进行分配。但因为分配过程是再生产总过程的一个阶段，所以不言自明，分配的组织化也就必然导致生产过程的某种程度的组织化。不难理解，整个资本家阶级（特别是金融资本的代表）由于这种集中而大大获得好处。只有十分幼稚的人才把这看成是对神圣的所有权的侵犯。实际上，这里没有任何“剥夺剥夺者”的气味，因为一切都集中在金融资本主义国家组织的手中，而不是集中在任何“第三种”力量的手中。反对这一点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落后阶层的人士，首先是商业资本和投机商业的代表。生产和分配的组织，就其本质来说一般是排斥商业的，尤其是排斥商业投机的，因而它取消了商业利润和靠投机而得的“差额利润”[3]。只要这种生产和分配的组织得到实现，它就会破坏这类“神圣权利”。如果认为由此就违反整个资本主义阶级的“权利”那是可笑的。在这里发生的只是剩余价值在金融资本主义集团中的再分配，只是商业利润转化为由国家银行支付的红利或利息。因此，在这里发生的，不是剩余价值的消灭，而只是这种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改变了形式。只要问题是涉及到收入和剩余价值分配这类范畴，那么这正是国家资本主义组织的本质所在。至于说到剩余价值份额的减少和为了防止革命把它转让给工人，那么这是一个次要问题，没有重大的作用[4]。这种倾向的数学限界是整个“国民经济”转变为一个绝对统一的联合托拉斯，在这里所有单独“企业”都不再成为企业，只变成了单独的工场，成为这个托拉斯的分号，因而在这里社会分工变成了技术分工，整个经济变成了世界资产阶级的相应集团的绝对统一的企业。

这种资本主义形式的共同组织原则是，资产阶级的一切经济的（和不光是经济的）组织隶属于资产阶级的国家，原因很清楚。实际上，就算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系列资产阶级组织：国家、辛迪加、卡特尔和托拉斯、企业主同盟、合作社、银行团、科学协会、有组织的资产阶级新闻业以及成百个其他组织。从理论上看非常清楚的是，所有这些组织一旦实现了联合，建立了联系和隶属关系，这整个体系将达到最大限度的稳定性。但哪个组织应当是最高的组织呢？这也很清楚，应当是最大的、最有力的、包罗一切的组织。国家政权正是这样的组织。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把这个阶级的全部力量集中于自身。因此，其余的组织——首先是经济的，然后是其他一切组织——都应隶属于这一国家组织。它们全都“军事化”了。它们全都成为分号，成为统一的、包罗一切的组织的分部。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整个体系才达到最大限度的稳定性。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国家政权，即立足于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上的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经济”在组织上就同“政治”融合在一起，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就同政治力量直接结合在一起，国家不再是剥削过程的简单的卫护者，它成为公然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的直接的集体剥削者[5]。在这里，国家政权的发展显示出它的全部辩证性质：国家政权是作为统治阶级组织的原始的和唯一的形式产生的；后来它成为资产阶级许多组织中的一个；最后，在把一切其他组织吸收以后，它实质上又重新成为唯一的组织[6]。

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逻辑上和历史上是金融资本主义关系的继续，是后者的完成。因此，它的发展的出发点是金融资本所提供的那些组织形式，即辛迪加、托拉斯和银行，这是不足为奇的。代替托拉斯这种不仅在商业上而且在技术上把生产联合起来的私人垄断组织的，是国家垄断。类似托拉斯的辛迪加和卡特尔也同样为国家垄断所代替。集中过程由于国家政权的压力而加速：这就产生了所谓强制辛迪加和强制卡特尔。混合企业是一种过渡型式，在这种企业里，国家是股份持有者，大股东等等，在这里，国家和私人企业之间的金融资本主义联系的形式表现为所谓“参与”的型式。这些在改造生产关系的意义上极重要的型式，早已不是唯一的形式了，这里还包括一系列较为次要的变化：国家对生产过程的调节和监督（强制生产、标准化、对制造方法的调节、对内部技术生产体系的规定），对分配的调节（强制购销、组织国家供应、国家贮备、规定价格、“配给”制等等）[7]。银行起着一种特殊的并且非常大的组织作用。银行把存款放入国家银行，而国家银行方面则集中着巨大的款项（只要提一下军事公债就够了），并且把它投入军事工业。因为存款在很大程度上是定期的闲置资本，所以国家银行有组织地“调拨”这些存款，就意味着使工业在实际上隶属于国家银行，意味着把企业家的利润变为由国家银行支付的利息。于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就这样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收入也就趋于平衡，变成一种特殊的“红利”。支付这种“红利”的，是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集体企业，一个统一的股份公司，一个托拉斯，其体现者便是帝国主义国家。[8]

在这里，有组织联系的型式在其具体构成上是不同的，它们按照其职能性质而区别开来：这里我们看到有计划的组织，在这种组织中，有各种新的、稳定的生产技术单位（把以前一系列的生产联合体集中起来的强制性托拉斯、国家垄断等等就是例子）；这里也有简单的“调节”（例如强迫性的购销合同）；最后，这里还有更低级的组织过程的因素——规定标准额[9]。后一情况可以用规定价格作例子。加速金融资本主义倾向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倾向，是走向更高级的组织型式，而后者造成稳定的生产技术集团，看不到这一点，那是错误的。组织过程完全可以不从生产技术方面开始；这个过程的体现者的主观目的也完全可能不是组织，而比如说，是纯商业的计算。虽然如此，客观结果可能是造成新的生产－技术联合体。这种现象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辛迪加是作为在市场上活动的商业同盟产生的，虽然如此，但进一步的发展却形成了类似托拉斯的卡特尔，之后又形成真正的托拉斯。也就是说，形成不仅是商业上而且是生产技术上的同盟。或者举另一个例子。银行资本的渗入工业促成了各企业的结合（成立“合并”托拉斯、联合托拉斯等等）。因而，在这种情况下，组织过程就从流通领域走向了生产领域。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流通过程是整个“总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再生产过程对本身的各个部分和阶段来说，具有“强制的规律性”[10]。

总之，金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改组走向包罗一切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同时消灭商品市场，使货币变为计算单位，实行国家范围内的有组织的生产，使整个“国民经济的”机制从属于世界竞争的目的，即首先从属于战争的目的。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考察了组织形式，借助这些形式各国的资本主义结构才能适应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存在的新条件。但是我们是从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角度来考察一切变化的。现在要说一下社会无政府状态，因为生产关系的总和不仅包括按企业组织起来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就阶级之间的关系而论，还存在着这些生产关系的另一种区分。因此，在这方面也必定会发生关系的改造，因为不这样，整个体系就会是极不巩固和短命的。在这里，战争的需要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因为为战争和以战争名义动员无产者的身心，如同动员物质生产一样，是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必要前提。

克服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过程，是以金融资本主义所制定的组织要素为出发点的。同样，社会改组的过程也必定是以先前的发展所造成的因素为基础的。组织的物质形式存在于工人的组织中，存在于工会中，社会主义政党中，部分地存在于合作社中，以及它们的全部辅助和附属机构中。意识形态的形式存在于工人爱国主义的独特心理中，这种爱国主义一部分是旧的小资产阶级心理残余的变形，一部分则是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政策中获得相对的和暂时的好处的产物。最后，改组的方法就是那个从属于包罗一切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方法。社会党和工会的背叛正是表现在它们为资产阶级国家服务，它们实际上已经被这种帝国主义国家国家化了，它们已经变为军事机器中的“工人部件”。这些组织的国家化，要以无产阶级心理的、独特的资产阶级国家化作为意识形态的等价物，这表现在所谓“国内和平”理论的广泛传播，甚至为无产阶级人士所承认。自然，除这些方法外，直接的机械压迫和镇压的方法，直接的惩罚措施的方法也继续得到发展。

通过这种办法，资本主义体系各部分在帝国主义大战的条件下，即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个世界体系中的平衡受到极大破坏的条件下，获得了最大可能的稳定性。

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涉及资本主义体系的组织的一切基本倾向，我们也必须提到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辛迪加，那些以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为组成部分的特殊的“二等”辛迪加。这就是国际“同盟”，这就是“国际联盟”。这些组织的前提是由金融资本主义的联系，相互“参与”的总和造成的。战争加强了“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这种松弛的辛迪加化的过程，其中“国际”工人代表会议就是这种倾向的表现。在这里，组织的倾向超出了一国的界限，因而组织过程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这种尝试中获得了它的最高表现。

所有这些过程都是在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的条件下进行的。结构的改造伴随着生产力的倒退。由此最终便造成整个体系的必然崩溃。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要研究破坏过程的根本影响。

我们把社会生产力理解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总和。所以，这一方面是in natura[11]各种机器、原料、燃料等等的总和，另一方面是in natura各种劳动力的总和（金属工人、技术员、纺织工人等等的劳动力，也就是各种具体的、熟练程度不同的劳动力）。[12]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发展的一般基础，因此必须从这个角度去观察社会生活的每一个事实。生产力发展的观点是同再生产的观点一致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同扩大再生产相适应的，生产力的停滞状态是同简单再生产相适应的，生产力的下降表现为周期地消费掉的那部分产品的再生产日益减少。在最后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遇到了社会的倒退。

其实，再生产的观点对任何经济研究来说都是必需的。但它对研究发展的“危机”时代和过渡阶段的经济学家来说，是双倍地必需的。事实上，在所谓“正常”时期，事先就存在着生产循环的周期的重复。诚然，在这里，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会发生特殊的问题，但整个说来，情况多少是“顺利的”。相反地，“危机”时代使任何下一次的生产循环都成为疑问。因此，在这里，再生产的观点在方法论上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因为它正是研究重复生产循环的条件，也就是研究社会体系动态平衡的条件。“从字面上讲，再生产不过是重新生产，是生产过程的重复和更新。初看起来，可能弄不清到底再生产的概念同一般所理解的‘生产’概念在实质上有什么不同，和为什么在这里需要这个陌生的新用语。然而，正是在生产过程的重复里，在它的不断反复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an sich[13]因素。”[14]“其实”，重农主义者就已经很好地理解这一点了，但是帝国主义的“博学的”仆从根本把它忘掉了。这就是为什么战争在其开始阶段产生了真正骇人听闻的理论思想的原因，这些思想从战争利润这个事实，从军事工业的“繁荣”，从冶金、化学和其他工厂的股票上涨，得出战争对“国民经济”生活发生良好的（！）影响这个结论。

我们且来考察一下现实的再生产过程，因为整个经济都带有战争的标志，也就是说，因为已经为军事工业重新分配了生产力，并且总的来说，为军队调整了各项工作。人们通常从经济观点把为战争需要而耗费的劳动称为非生产劳动。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种劳动对再生产条件的影响，那么就不难看出这种劳动的十分特殊的意义。在“正常的”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被制造出来。这是整个社会经济的两个最大的部门。很清楚，生产资料总是属于社会劳动体系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再生产的一个条件。关于消费资料的生产大体上也是如此。对生产过程的继续循环来说，消费资料决不是不留丝毫痕迹地消失了的。因为消费过程基本上是劳动力生产的特殊过程，而劳动力也是再生产过程的一个同样必要的条件。因此，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都提供成为再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的产品，没有这种条件再生产过程就不能进行。军事生产的意义就完全不同：大炮并不变化成新的生产循环的要素；火药散于空气中，决不会以物的形状再现于下一次的生产循环中。情况恰恰相反。这些要素的经济效果in actu[15]是一个纯粹消极的量。但是不应当认为，这里经济意义必定同一定种类的使用价值和它的产品的实物形态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供应军队的消费资料。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同一情况，消费资料在这里并不创造劳动力，因为士兵并不出现于生产过程，他们是被排除在这个过程之外的，他们是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因此，只要战争继续进行，那么大部分消费资料就不是用作生产劳动力的资料，而是用作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不起任何作用的特殊的“士兵力”的资料。因此，随着战争的进行，再生产过程就具有一种“歪曲的”、倒退的、消极的性质，就是说，实在的生产基础随着每一次的生产循环而愈来愈薄弱：“发展”不是按照日益扩大的，而是按照不断缩小的螺旋线进行的。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一种重要的情况。军队虽有很大的需求，就是说要供养它，但它并不提供任何劳动等价物。因此，它不仅不生产，而且在消耗。换句话说，“再生产基金”在这里受到双重的扣除。这一情况是最重要的破坏因素。此外，还必须指出战争的直接破坏（道路被毁、城市被焚烧，等等），以及一系列间接的破坏（劳动力失去专门技能以及其他，等等）。因此很清楚，社会生产的现实基础随着社会资本每次周转而变得更狭小了。在这里，我们遇到的不是扩大再生产，甚至不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日益增长的生产不足。这种过程可以称作消极的扩大再生产。以经济的角度来看，战争就是这样的。可见，现实进行的过程是消极的扩大再生产（哎！救命！）。我们必须把这个过程同关于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的、文字上的、拜物教地歪曲的说法区别开来。因为混淆这两个过程——一方面是实物的和劳动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形式上的过程，乃是关于战争有积极影响的骇人听闻的理论的基础。事实上，从前面讲的可以得出，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收入的形式具有转变为以公债券支付的利息的倾向。这些纸券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未来的实在价值的权利。同时，它们可以流通，甚至可以大量地进行积累。但是它们的存在是一回事，而它们得到实现的客观可能性则是另一回事。既然在战争过程中价值的实现是作为收入的实现而发生的，要么它是“吃光”不变资本，要么是在资本主义大集团中再分配剩余价值时实现减少着的剩余价值额。大量积累起来的纸券的价值是在未来才能得到实现的价值符号，它们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另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存在。显然，各种形式的纸券价值的大大泛滥，是同现实的劳动过程绝对不能比较的，这在资本主义结构的条件下将成为这种结构崩溃的一种标志。消极的扩大再生产就这样同纸券价值的积累平行发生。

但根据上述一切还决不能得出结论说，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支出”是无用的并对过程的破坏方面应作出否定的评价。任何资本主义危机都是生产力的暂时破坏。应当从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并超越几次生产循环的范围来评价它。因为它最终会扩大资本主义体系进一步发展的范围。关于战争，情况也是如此。假定世界大战第二年以大国集团之一的胜利而结束，无疑，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制度经过破坏时期之后，会有许多复兴的机会，在“伤愈”之后，也就是在联系重新建立和不变资本的破坏部分恢复之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会获得某种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而且以比过去更高级、更集中的形式获得这种可能性。可见，从与“战争”直接相联和接近“战争”的生产循环的角度来看，凡表现为纯损失的东西，从资本主义体系在其巨大历史范围内的整个运动的角度来看，就会表现为生产力的暂时下降，以这种下降为代价换来的则可能是生产力的进一步的而且更为强大的发展。换句话说，我们遇到的是危机的一种，虽然这种危机就其规模和形式来说是空前未有的，但决不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资本主义体系经过暂时的停滞之后，会以组织上更加完善的形式继续发展下去。

危机或崩溃问题取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这种震荡的具体性质及其深度和持续时间。在理论上很清楚，消极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只能继续到一定界限，之后就开始了整个组织的解体和瓦解。现在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再生产过程不仅是物质的生产要素的再生产过程，而且是生产关系自身的再生产过程[16]。扩大再生产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生产关系的范围、它们的空间扩大了，一定的生产方式“扩展了”，它的内部各部件进行了改组。换句话说，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不断保持和扩大的限度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在根本上再生产这种生产关系。但在这种生产关系内部，生产结构的部件经常在改变。只要指出所谓“新的中间阶层”的增长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

在消极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发生着什么情况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更加详细地研究整个社会的构成问题。

首先，什么是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呢？

根据马克思下的定义，它们是人们在社会劳动过程和分配这种劳动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关系。具体地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工长、技术员、工程师、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商人、银行家、高利贷者等等之间的关系都属于这种关系，并且这些分子之间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现实的结合上来考察的。因此，生产关系的范畴是涉及社会构成的普遍范畴，这里既包括社会阶级性质的关系（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其他种类的关系（例如两个企业之间的关系，共同劳动，即所谓简单协作之间的关系，等等[17]）。在这里应当指出，只要我们说的是直接劳动过程内部的关系，那么生产关系就不是某种不同于劳动的技术组织的东西。实际上它们是互相融合在一起的。工厂不只是技术范畴，而且是经济范畴[18]，因为它是社会劳动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综合体。马克思以资本指挥下（Kommando des Kapitales）的工厂等级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样板。技术要素（工程师、厂长、机械师、工长、工人、壮工的劳动力）同时也是经济组织的要素，既然技术要素要与固定的人群结合在一起，那么它们也就具备了社会阶级特征。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阶级首先是在生产过程中被共同的条件和共同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首先是这样一些“人们的集团”（说得不确切），这些人在社会生产制度中的地位是不同的，甚至一个集团可以把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攫为己有。）在分配过程方面的全部后果联结起来的人们的集团。生产上的资本主义等级制度引起分配上的资本主义等级制度，这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它们是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的。

生产关系是作为一定体系的要素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把联系的一定型式同这些要素对立起来，那就是极大的简单化。社会不是要素的和，但它同时也不是要素及其联系的算术上的和。因为社会联系不是与要素并立的。人们在技术劳动过程中的空间分布及其所起的职能作用是积累并凝结在人的要素中的。因此，社会联系发生着转化，并表现在要素本身的“内部结构”中，社会联系的型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

总之，一方面，一定的社会结构、一定的生产方式是联系的一定型式；另一方面，这种型式也造成这些要素本身。

其他一切都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其原因不难理解。如果生产体系体现着一种联系型式，而另一种关系（例如国家组织）则按照另一种型式组成，那么整个体系就会是绝对不稳定的。在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下不可能设想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在资本的政治统治下在生产中也不可能设想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社会的每一种类型都不可避免地以其结构的一元论为特征，这种一元论是每种社会体系存在的根本条件。

资本主义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种一元论为特征的。工厂、兵团或内阁的“组成”是按照一个原则建立的，生产关系的等级制的型式在国家政权、军队等等的相应的等级制度中找到了自己的模式。上层是所有主阶级，最低层是无产者阶级，中间是一系列过渡集团。资本家和厂长，将军，部长或大官僚是大致属于同一阶级的人们，尽管他们所属的范围不同，但他们职能的性质属于同一类型。他们担负起这些职能，因此他们不仅带有单纯技术的性质，而且带有非常明显的阶级性质。工程师、军官、中级官吏，他们本质上也是同一阶级的人们，他们的职能是同一类型的。同样，小职员（邮差、听差、门房）、工人、士兵也具有相同的地位，因而阶级的等级制体系是一个普遍的原则。

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体系。但是把社会分裂为两个基本阶级的阶级对抗，则到处都在不断地进行，因而资本主义结构是一元论的对抗或是对抗的一元论（哎！）。

我们所说的社会是in natura[19]要素构成的体系（救命！）。这个观点现在应当贯彻始终。这个观点同再生产观点一样，对任何“危机”时代，从而对资本主义瓦解时期来说，都是绝对必需的。在“正常”时期，即当存在着社会体系的动态平衡的条件时，可以停留在社会关系的拜物教的表现上，因为这种表现具有稳定性，以一定的、完全现实的、物质的社会劳动过程为基础。货币关系、价值范畴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范畴，在“正常”时期我们可以分析这些范畴，因为在“正常”时期，它们是正常的：价值规律是无政府生产结构的基本条件，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动态平衡的conditio sinequa non[20]。

当生产体系处于“不正常”条件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说，没有动态平衡的条件。因此，在方法论上也就绝对不允许分析价值关系和整个拜物教关系的范畴。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就得研究物和劳动力的自然形式，以这样的单位来进行计算，把社会本身看成是具有自然——物的特征的要素的组织[21]。

鲁道夫·哥特谢德很好地领会了这个真理，他说：“一般地说，目前这次战争首先应当使我们习惯一件事，即进行深刻的自然经济思维……如果光从货币经济角度来考察一切经济问题，那么它们几乎显得全是无法解决的，相反地，从自然经济的角度来看，它们就比较简单。”[22]

从以上所述就可明白，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出了轨，为什么平衡的范畴不能适用于“危机”时代。

总之，整个问题现在可表述如下：在消极的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社会体系在其自然形式上，在结合的自然要素的形式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劳动价值的公式上，我们这里得到如下的系列：

C+V+M；C+V+（M-X）；C+V；C+（V-X）；（C-Y）+（V-NX）；等等。与此平行的是，价值同价格将是不可比较的。很容易看出，从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来看，只要消极的扩大再生产是靠M进行的，那么情况并不危险。超过这个界限，就会一方面开始“吃光”固定资本，另一方面开始工人阶级的消费不足，劳动力得不到发挥职能的保障，得不到执行其形成资本的作用的保障，也就是说，劳动力的再生产遭到破坏。这个过程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劳动力被排出生产过程；第二，实际工资降低、形成劳动力所需的能生产不足、劳动力的非熟练化，最后，技术生产等级制中的上层分子和下层分子之间的联系破裂了。资本主义机器的“下层”螺丝由于没有获得足够量的滑润油而松动了。这里，我们看到联系破裂的两种主要形式：（1）这些联系的腐败及其解体（例如个人缺勤、劳动纪律松弛，职员中的马虎懒散、贪污、破坏商业法规，等等）；（2）这些联系的革命的破坏（工人的群众性停工、罢工、对资本家阶级的各种有组织的反抗）。

在消极的扩大再生产的一定阶段上，可以看到这个资本主义关系的瓦解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它就会席卷资本主义体系所有部门。积聚在下层环节头脑中的对掌权者所具有的资本主义的顺从心理消失了，他们的资本主义职能也就不可能发挥出来；另一方面，在技术职能同阶级利益相吻合的地方，在最重要和最根本的阶级利益同维持现有的生产制度相一致的地方，体系的上层环节的人物为这种维持而斗争的心理就日益浓厚了。那种在解体时期破坏生产关系的潜伏着的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机构的联系强制地破裂时期便作为公开的革命斗争爆发出来。那种在生产中发生的事情，也会mutatis mutandis[23]在军队和国家行政机构中发生。

我们已经知道，在消极的扩大再生产耗尽了社会剩余价值（M）之后，就会绝对不可避免地开始发生瓦解过程。在理论分析上不能绝对精确地断定瓦解过程什么时候开始，说明这个过程开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数字。这已经是一个questio facti[24]。1918—1920年欧洲经济的具体情况清楚地表明，这个瓦解时期已经到来，并且没有任何×（×有点过头。谁证明得过多……[25]）迹象显示旧的生产关系体系将要复活；相反#（#这（下一句）并没有“相反”的意思。），一切具体的材料都表明，瓦解因素和各种联系革命的破裂的因素正在逐月增长。在理论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分裂为不同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在国内和平的心理所谓对大家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候，才能存在。换句话说，只有当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生产力，即整个工人阶级还默然“同意”执行资本主义职能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存在。这个前提一消失，资本主义社会就不能继续存在了。（这是对的。）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确切地断定，（在政治方面）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入无产阶级手中是一种过渡，它应当被理解为一定历史过程，它表现为旧国家机器的崩溃，国家机器分解成为自己的各个组成部分。国家决不是这样一种客体，它能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阶级手中，并按照可敬的资产阶级家庭法规继承下来。“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就是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体系和组织新的国家体系，可是，瓦解了的旧成分一部分被摧毁了，一部分出现在新的结合中，成为新的联系型式[26]。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

但绝大多数所谓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过去和现在都有一种极为幼稚的关于“夺取政权”的观念，认为只要更换“首脑”、“政府”，这样“整个机构”就被夺取了。

马克思的革命学说，现在在关系的这个方面，不光是通过抽象的考察得到了证实，而且已为经验所证实。

生产关系的转化过程远不是这样清楚的。这里，那些在政治变革的理论方面占主要地位的观念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这方面的典型是鲁·希法亭[27]的论点，他说，只要无产阶级掌握六个银行（“首脑”），就会使全部工业受无产阶级支配，因为在金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银行是生产技术体系——“全部机构”的组织枢纽。经验证明，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实际上掌握银行只是破坏了资本的指挥权力。为什么？问题很简单，因为银行是在独特的、信贷货币关系的基础上“管理”工业的。这里的联系型式是信贷联系的型式，它恰恰在无产阶级夺取银行时被破坏了。（非常好，如果不用“联系型式”而说得通俗一些，那就更好了。）

按照以上所述，在理论上不难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消极的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发生的各种等级关系的瓦解的原因。

资本主义联系的瓦解过程及以后的革命破裂的过程，在军队中看得最为明显。帝国主义军队之所以陷入瓦解，粗略地说，是由于“军纪松弛了”，也就是说等级中的下层环节已不能再成为这种等级的环节。联系的革命破裂出现在“整个机构”的大规模的、多少有组织的秩序混乱中，而这种秩序混乱是新阶级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前提。这种秩序混乱也就是现存体系的崩溃。因此，暂时的“无政府状态”是革命过程中表现为旧“机构”崩溃的客观上完全不可避免的阶段。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生产机构中大致也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知道，生产关系同时也就是技术关系，社会等级同时也就是技术等级。因此非常清楚，当我们注目于这个社会的人们的技术组织时，体系的社会环节的瓦解和革命地解体——这是崩溃的、必然标志——也就是社会的“技术机构”的瓦解。

但由此可以看出，不能把旧的经济机构全部地“夺取”过来。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或者如格里涅韦茨基教授所说“工业的革命的解体”[28]，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不是用任何诉苦所能避开的。当然，从绝对的观点来看，如果革命和旧生产关系的崩溃不导致技术生产联系的瓦解，那是最好不过了。但是对现实过程的冷静的判断，对这些过程的科学分析告诉我们，这种瓦解时期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是历史上必然要发生的。

人们技术等级的瓦解是在消极的扩大再生产的一定阶段产生的，这种瓦解又影响生产力的状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的一定体系中是融合地存在的，随着“机构”的瓦解必然会产生生产力的继续下降。这样，就大大加速了消极的扩大再生产过程。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正在崩溃的（旧的，资本主义的）关系的基础上，不可能有任何的“工业复兴”，而这种复兴是资本主义空想家所梦寐以求的。唯一的出路是体系的下层环节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生产力——工人阶级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占据统治地位。换句话说，只有共产主义建设才是社会复兴的前提[29]。（哎！）

在理论上，这自然还没能证明要实施共产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前提及其实现的可能性问题，在逻辑上决不是同资本主义崩溃问题相一致的。在理论上可以设想继续瓦解下去，“文明的毁灭”，退回到中世纪半自然经济的原始形式，一句话，就是那种安那托尔·法朗士在其《企鹅岛》的结尾中所描写的景象。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放在一边，待以后再来研究。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肯定，旧的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可能恢复的。为了使社会能够发展下去，技术生产机构的要素（人的要素）必须被安置在新的联合中，必须通过新型的联系结合起来。因此，人们面临着下列选择：要么是“文明的毁灭”，要么是共产主义，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正在崩溃的关系的基础上”（啊，用词！啊，“社会学”！啊，组织科学！）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以使这些关系完全崩溃。）

可见，要使生产力在经过一系列生产循环之后开始发展，必须有一个根本的先决条件，即社会主义的（向共产主义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耗费”（“劳动过程的中断”和内战过程中社会能量的直接耗费）是人类社会用来为自己取得进一步发展可能性所付出的代价。

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同任何革命一样，伴随着生产力的下降。内战，而且是现代阶级战争——这时不仅资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也组织成为国家政权——这样大规模的内战，从经济上和从近期再生产循环角度来看完全是一个负数。但是，我们从危机和资本主义战争的例子上已经知道，从这个角度作的考察是有局限性的考察；我们必须从再生产在其广大的历史范围内的继续循环出发，弄清这一现象的作用。这样，革命和内战的耗费虽表现为生产力的暂时下降，但由于生产关系按照新的方法进行了改造，生产力的暂时下降却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打下了基础[30]。

生产关系改造的前提是“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在国家机构中、在作为这个机构一部分的军队中以及在生产中的“kommando”[31]。

在夺取政权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内战过程中，生产力的曲线在组织形式成长的同时却在继续下降。组织形式的这种成长是在“工业的军官”即技术知识分子（他们不愿处在与过去不同的等级体系中）的反抗（首先是所谓怠工）中进行的。但是这个阶层的反抗对于成长着的新体系产生的危险，比工人阶级对于资本主义关系体系的反抗小得多。因此，从保持并发展人类社会的观点来看，只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是唯一的出路，因为唯有这种生产关系才能为社会生产体系的相对的动态平衡创造条件。

[1]海·封·贝克拉特博士：《工业的强制卡特尔化或自由组织》。当代财政和国民经济问题，由香茨和尤·沃尔弗出版，第49期，斯图加特1918年版，第22页。自然，资产阶级的副教授应当像资本主义卫士应做的那样，打着“民族”的幌子来叙述阶级国家。另一方面，他看不到，起作用的不仅是销售市场，而且还有原料市场和投资场所，也就是符合下述公式三部分的那些要素：

[2]阿尔图尔·非列尔，《法兰克福报》的编辑在他的著作《面临过渡经济》（《法兰克福报》出版社1918年版）中，特别是在《战争社会主义和经济自由》这一章（第33页）中，特别尖锐地强调这一点。他的公式是：“我们是在组织贫困。”艾米尔·雷德列尔（在《战争中的经济过程》）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更广泛的阐述。他说：“以前，战争在经济上是国家财政的问题。但现在，国家是万能的，因此，它的对外行动不是表现为企业的形式，它不再是一个财政经济问题，不再是货币问题，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自然实体都为了战争而动员起来。”（第362页）

[3]参见鲁·希法亭：《金融资本》第9章：商品交易所。“但是军事经济关闭交易所，并从而取消了它的所有问题。”（艾米尔·雷德列尔：《战争中的经济过程》）

[4]玛·斯密特同志在她的《过渡经济时期没有组织的和有组织的过程》一文中（载于《国民经济》杂志1919年第6期）区分了“以形成资本的货币职能为基础的交换”（G-W-G’）和“为了把一种商品换成另一种商品”的交换，而国家资本主义的分配似乎应当是前一种交换到后一种交换的过渡。这是难以置信的混乱。第一，货币在任何地方过去和现在从来没有“形成资本的职能”。第二，在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中，根本不存在向简单商品经济（其公式是：G-W-G’）的过渡。这里有消灭一国内部商品经济和改变剩余价值形式的倾向。但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

[5]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除了上述引证的著作外，还可参见如下著作：弗·平内尔：《经济社会主义的景气》，载于《银行》杂志，1915年4月出版；约非教授：《我们经济生活的军事化》，载于《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文库》，1915年，第3卷第5册；古奥特：《战后的经济问题》，载于《经济学杂志》，1915年8月15日出版；卡尔·巴洛德教授：《近年来乌托邦文献中的若干问题》，载于格律恩堡的《社会主义历史文库》，第6卷第1册；瓦尔特·拉特瑙：《新经济》和《新国家》；格·伯恩哈德：《过渡经济》，柏林1918年版；《垄断问题和工人阶级》（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论文集）。俄文著作可以提出拉林同志（米·卢利叶）的文章和小册子，特别是关于德国工业组织的论著。也可参见尼·奥辛斯基：《社会主义建设》（最初几章）。

[6]当然，国家资本主义“纯粹型式”的情况就是这样，它实际上只是表现为一种倾向。

[7]关于德国情况，参见约翰·穆勒尔的材料，载于《国民经济立法》，国民经济和国家年鉴，1915年。关于法国情况见沙·纪德：《法国的粮食供应和有关的措施》，（经济杂志，1916年9月号）以及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的材料（也有英国的材料）。

[8]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关系的法规和形式，参见赫契克教授的著作：《战争社会主义的法律技术》（载于1916年6月《德国评论》）。

[9]在这里，这个术语是按照亚·波格丹诺夫同志所用的意义来使用的*。参见他在《无产阶级文化》杂志上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倾向的文章以及《普遍组织的科学》。（注意）

*参见列宁对本书的总评，第141页。——译者注

[10]亚·波格丹诺夫同志对于战争时期的全部组织过程只肯看到“配给证”，即只看到在生产力倒退的基础上产生的统一标准的过程。实际上，统一标准的过程从它的意义来说是深远无比的。这里，生产力的倒退完全不排斥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关于社会化马克思说得比较朴实（没有那些“术语”、“体系”和社会学等花样），也较为准确。作者提供好了有价值的新事实，但用“社会学的”烦琐哲学把马克思的理论弄坏了，弄巧成拙了。）的进步。就是在“正常时期”也有这种情况，正是在危机时期，生产力的暂时倒退带来了生产的加速集中和资本主义组织的产生。当恩格斯说到辛迪加和托拉斯时，也犯过这种［mutatis mutandis（情况不完全相同）］错误。（何处？）这种错误现在是不该重复了。

[11]实物状态的。——译者注

[12]不能像马斯洛夫（《土地问题》第1卷，《发展国民经济的理论》，及其他著作）在他的生产力定义中所作的那样，把生产资料和活劳动放在一起，也就是说，把一个不变量和过程相加。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才是生产资料。关于生产力可参见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哲学的贫困》等等。也可参见莱昂·萨伊的《新政治经济学辞典》中《生产》条（“生产力就是力的诸要素总的称谓”）；克兰韦希特：《国民经济生产概论》（载于勋贝尔克手册）；伯·哈尔姆斯：《劳动》（政治学辞典）；列克希斯：《生产》（同上）；列克希斯：《一般国民经济学说》，1910年出版；瓦特金斯：《生产率变化中的三因素》，载于《美国经济评论》1915年第12期（第5卷第4号）；弗·奥本海默：《纯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生产力》一节（第138—139页）；鲁·希法亭：《关于劳动手段的新研究》。精确的表述可以在洛贝尔图斯那里找到，参见他的著作：《对社会问题的阐述》，第1部分，摩里茨·维尔特出版，柏林1890年版，第60页。（“生产力和生产率应当加以区分。生产率是指生产力的效率和效果。”换句话说，洛贝尔图斯说的是在自然状态下的生产力）也可参见李斯特：《国民经济学体系》。

[13]自在的。——译者注

[14]卢森堡：《资本积累论》柏林1913年版第1页。（中译文参见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页）。

[15]实际上。——译者注

[16]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

[17]彼·司徒卢威先生在他的著作《经济和价格》中有意在分析中撇开生产关系，以便断定，社会阶级关系是每个社会的永恒属性。关于这一点参看我的文章《司徒卢威先生的戏法》，载于《启蒙》杂志1913年第129期。

[18]参见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9]实物状态的。——译者注

[20]必要条件。——译者注

[21]可惜，甚至许多同志也不了解这一点，他们认为，超历史的绝对现实性是由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相对规律造成的。在我们这里，甚至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会计学也是“建立”在这种错误的观点上的。而且，这恰恰发生在这样的时候，即在货币的价值表现同现实的劳动过程不可比较，而劳动过程并不调节生产力的分配的时候。

[22]鲁·哥特谢德：《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关于解决国家问题的财政社会学文章，维也纳—莱比锡1917年第4版和第5版。

[23]加以相应的改变。——译者注

[24]实际问题。——译者注

[25]列宁这里用的是一句成语：“谁证明得过多，谁就什么也没有证明。”——译者注

[26]关于这一点参见列宁同志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以及我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载于《十月变革和无产阶级专政》论文集。

[27]鲁·希法亭：《金融资本》。

[28]格里涅韦茨基教授：《战后俄国工业的前景》。

[29]格里涅韦茨基教授在他的书中像一个资本主义的辩护人那样看问题，他的智力视线没有超出辛迪加分子的“世界观”，完全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观点来看问题的，认为这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和普遍的范畴。将来的思想史专家一定会觉得，伟大社会变革时期的资产阶级学者还患有这种真正的夜盲症，简直是可笑。（非常好！）

[30]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考茨基，关于革命的变革抱有真正幼稚的看法。对他们说来，具有极大的困难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是干脆不存在的；相反，对经验提供的事实，他们蔑视地加以避开，其办法是把实际发生的革命说成是“不现实的”和“不正确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这是一种应受到最大蔑视的方法。例如参见卡尔·考茨基的著作：《无产阶级专政》、《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农业的社会化》的序言。客观上最终会扩大生产力的力量的生产力的暂时下降，这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中也发生过：法国大革命、美国的内战，等等。参见尼·布哈林：《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和世界革命》，载于《共产国际》，第4期和第5期。

[31]指挥权。——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