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建设的一般前提

1．资本主义崩溃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型式。2．生产关系“成熟”的标准。3．资本主义经济的衰竭和瓦解及共产主义的建设。4．共产主义建设是一个历史时代。5．革命过程的阶段。6．新的社会组织的一般原则。

在前一章我们已经知道，那种关于“旧机构”整个地和直接地过渡到新轨道上去的思想是多么的幼稚。分析过渡时期中可以用资本主义体系崩溃来说明其特征的那一部分，我们就会看到，技术生产等级体系同时也是社会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表现，这种体系不可避免地会分解成各个组成要素。不管这个革命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中间阶段可能是多么短促（在具体的历史上），但是，它是整个发展链条中的必要阶段。

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瓦解的不是全部社会—技术联系，而是等级型式的联系。在资本主义体系瓦解时期，在这个体系的革命崩溃时期，以工人阶级为一方同以技术知识分子、官僚、资产阶级为另一方之间的联系都会破裂。但是表现工人同工人，工程师同工程师，资本家同资本家关系的生产关系却没有破裂。换句话说，社会阶层的总划分和人员的组织技术机构的分裂，首先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因此，总的来说，无产阶级内部的联系没有被打断。而就是这种联系在资本主义内部形成社会化劳动的基本因素[1]。

新社会不可能像deus ex machina[2]那样地出现。它的要素是在旧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因为这里讲的是经济现象，也就是说，涉及的是经济结构即生产关系的问题，所以必须在旧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寻找新社会的要素。换句话说，必须这样提出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哪一种生产关系一般说可以成为新的生产结构的基础？

很清楚，这个问题一解决，也就解决了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性”问题，而这种“成熟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经过无产阶级专政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从前，问题的提法太一般，并且多少有点简单化。就是说，既然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客观”前提，所以认为资本积聚和集中的程度、一定的综合“机构”的存在、由资本主义发展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生产关系的全部总和就是“成熟性”的基本标志。但是，从上面整个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样提问题是不够的。因为正是这种集中的“机构”在革命过程中发生瓦解，所以它不可能in toto[3]成为新社会的基础[4]。

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著名的第7节中（“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提出了两个基本因素：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1）2）好，谢天谢地！终于用人的语言来代替“组织科学”的隐语了！结束得好，一切都好。），这些因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并同这个生产方式同时发展起来[5]。这两个因素构成在旧的生产方式内部成长起来的新生产方式的基础。

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两个因素。它们是“机构”的一部分，新组织的一部分。一般地说，任何社会体系都表现为一种物的和人的组织。同时这里的“物”不单纯是外部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本身具有独特的社会存在。机器不是人类社会之外的机器。它只有在社会劳动体系中才成为机器。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作为一种体系同时是“人和物的机构”[6]。

物的机构是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它不包含在生产关系概念之内，而属于生产力。而且在生产联系革命地破裂过程中，这种机构可以相对地保存下来。它决不是非瓦解不可的。当然，机器、装置、厂房等在社会震荡时期会受到损失。但是破坏的基础完全不在这里。物的机构遭到破坏主要是人的机构瓦解的结果和劳动过程连续性的中断。因此，问题在于对第二个因素即对“社会化劳动”的分析，包含劳动关系总和的人的“机构”，包括我们上面已经谈到的那些社会阶层。但是基本形式，典型的和有决定意义的形式是无产阶级的集中。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合作形式”在决定性的时候表现为工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新社会的重心正是在这里。

社会的总劳动力——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一方面是组成生产力的两个概念之一（因为生产力无非是现存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总和）；同时，像旧经济学家再三指出过的那样，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人的劳动机构的基本部分。因此，恰恰应当在这里寻找新的生产结构的基本要素。

马克思正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在“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自身机制所训练、所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中看到未来的生产关系的骨骼，同时还看到实现这种关系的力量[7]。

这个原理是十分重要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的“成熟”是指这样一种合作体系，这种体系具体体现在工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中，同时把人的原子紧密地联结成一个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

可见，正是这个因素是“成熟”的标志。当然，这个因素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从属现象，而且从社会、组织技术观点来看，这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

从这种社会组织的（咳，又来了！也许“社会的”，不是组织的角度？）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是非常清楚的，而所有“驳倒”这一点的有关议论，都是资本主义辩护士们形而上学的谰言。为资本主义竞争所分裂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着有计划的组织，在一定时期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体系是对“能够”建设共产主义的经验论证。确实，我们暂且撇开生产过程的具体历史外表，而只从内部的抽象生产的逻辑角度来看这个过程。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况，也只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劳动的社会化在技术上使任何具体的社会结构有可能实行计划组织；或者是劳动社会化的过程如此微弱，劳动处于如此“分裂”状态（像马克思所说的“zersplittert”），以致在技术上根本不可能实行社会劳动过分散程的合理化。在前一种情况下业已“成熟”，在后一种情况下则尚未“成熟”。这样提问题是对任何一种有意识的和形式上的“社会化”结构都适用的问题的一般提法。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对国家资本主义来说，资本主义“成熟了”，那么对共产主义建设时代来说，它也成熟了[8]。（分散）

共产主义建设的特殊问题不在于缺乏社会性劳动的基础，而在于各个分裂了的社会阶层的新的结合，首先（？？为什么首先）在于技术知识分子加入新的体系。但这是另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在下面加以分析。

我们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巨大震荡看作是这个体系的崩溃，许多quasi[9]马克思主义派的有学问和没有学问的中伤者都把这种震荡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论据[10]。这种观点的逻辑基础是对在矛盾中发展起来的辩证×（很对！ד辩证”过程。正是这样！而不是像波格丹诺夫那样的烦琐哲学。作者把它和波格丹诺夫概念的烦琐哲学（概念游戏）放在一起（而且放在第二位）。但不能放在一起：非此即彼。）过程的完全无知。世界大战、革命纪元的开端等，正是我们谈到的这种客观上“成熟”的表现。因为这里非常紧张的冲突是极度增长的对抗的结果，而这种对抗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不断地再生产着和增长着。它的震荡力量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相当准确的（对！）指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完全不能适应生产力的继续发展的可悲的表现。这就是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再三预言过的Zusammenbruch[11]。他们是正确的，认为没有崩溃、没有社会平衡的破坏、没有流血的斗争就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那只是可怜的改良主义空想[12]。

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瓦解是真实的，既然从理论上又证明它们的恢复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只能在实践上证明。作者没有辩证地提出理论对实践的关系。），那就产生了需要解决的抉择问题：“文明的毁灭”还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已经由上面所作的分析基本上解决了。事实上我们看到，生产—技术—社会阶层瓦解的时代总的说还保持了无产阶级的统一，他们首先而且最早体现了未来社会的物质基础。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基本要素，在革命进程中只有一部分瓦解了；另一方面，它空前地团结起来，重新教育自己，组织起来。俄国革命及其相对软弱的无产阶级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注意，对！）证明，而俄国的无产阶级是组织力量的真正取之不竭的贮藏所。

社会主义的“数学或然性”在这种条件下变成了“实践的确实性”。（这已经接近于辩证法。）

但同时需要彻底放弃一种想法，认为维持和发展新制度所必需的条件即生产力的进步——从主观上说，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在变革一开始立即就能开始实现。社会主义需要建设。现有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只不过是包括整整一个巨大时代的发展的起点。（很对！）

像前一章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的崩溃时代，资本主义是无法拯救的，因为社会的基本生产力工人阶级，拒绝#执行自己资本主义的、创造资本的职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前提是这种创造资本的职能转化为社会劳动#（#用词不当。）的职能。这只有在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才有可能[13]。只有无产阶级从被剥削的阶级变成统治阶级的时候才有可能恢复劳动过程即社会再生产。

在这种范围内和在这种基础上，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任务，总的来说，形式上来说，即不管过程的社会内容来说，是同摆在资产阶级面前的进行消极的扩大再生产（“我的”波格丹诺夫的“概念的烦琐哲学”是“我的”主要敌人。）任务一样的，即节省一切资源，有计划地加以利用并尽一切可能加以集中。穷竭是战争的结果和崩溃时期生产过程连续性遭到破坏的结果，从社会—组织的（用词不当）技术用词不当角度来看，正是这种穷竭要求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只需要提出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怎样能有一个哪怕是相对平衡的体系，或者准确些说，怎样能够创造向这种平衡运动的条件，这样就可以了解集中化的和形式上（？？）社会化的经济的绝对必要性了。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生产资源的减缩即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是促使实行有计划、有调节、有组织的经济的最重要条件之一。这就是内在的经济逻辑，这种逻辑在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结构下决不会消失，相反将更加强烈地被感觉到。劳动过程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不可能继续下去。大生产在无产阶级统治下不可能不被剥夺和收归国有。最后，经济的穷竭将更强烈地促使实行社会经济过程合理化的方法[14]。这些条件总括起来要求一种，并且仅仅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工人阶级专政使资本主义转形为社会主义。

我们已经知道，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它继续存在的条件的东西，对无产阶级来说，则是它需要实践上予以解决的一个组织任务。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必须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在这一建设过程中它必须重新教育自己。这个任务只有用特殊的方法，即组织工作的方法才能解决。不过这些方法已经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好了。

当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的时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少年时期的基础是单个的私有经济单位——下已经为自己开辟了道路，经济过程几乎完全是自发地进行的，因为活动着的不是有组织的集体，不是阶级主体，而是分散的、但却是十分积极的“个体”。所以毫不奇怪，这个时代的口号是“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15]。资本主义不是被建设起来的，而是它自我建造起来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有组织的体系，是无产阶级这个有组织的集体主体建设起来的。如果说建立资本主义的过程是自发的，那么建设共产主义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觉的，就是说，是一个有组织的过程。因为缔造它的是在资本主义内部成长为马克思所说的“revolutionäre Assoziation”[16]的阶级。因此，建设共产主义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有计划和有组织地工作的时代，无产阶级将解决自己的任务，建设新社会的社会技术任务，这一任务自觉地提出并自觉地得到解决。随着资本主义的崩溃，商品拜物教和它半神秘的范畴也就消失了[17]。“社会主义革命将提出社会主义方法（决不是马上就是完完全全的社会主义）作为防止社会崩溃，保全，甚至扩大经济基础的更完善（比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对生产关系积极的和有意识的干涉，拯救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方法将是这种积极组织过程的继续，但仅仅是为了拯救和发展自由的社会。起初，社会主义的方法只能做到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新的节约，直接地拯救社会；接着开始恢复生产力；然后导致生产力新的、更高的发展。在这条道路上，将一步一步地、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建设社会主义，它既是一种强大的大生产，又是一种明朗的、单纯的、自由的社会关系的体系。”[18]

什么是革命过程的“阶段论”呢？对这个问题需要给以回答，因为一系列的荒谬观念正是由于不了解各个阶段更替的规律性。

德国工程师海尔曼·贝克[19]“在反驳”马克思时断言，“社会灾变（革命）不是经济上必然要发生的”，因为正如“反军国主义”革命的例子所表明的，这里“本应在一连串事件（Entwickelungsreihe）末尾发生的统治关系的更替（Machtverschiebung），却在一开始就实现了”。但是不难看出革命过程的基本规律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是历史的prius[20]，这种冲突在“无产阶级造反”中获得了自己主体—阶级的表现，也就是说，以一定的方式决定阶级的意志。推动力来自经济领域，准确点说，来自生产力和经济外壳之间的冲突。随后就开始灾难性地迅速“反作用”，从意识形态范围转向生产力，而且在这个过程期间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平衡的条件。

这一辩证过程经过这样一些阶段[21]：

1．意识形态革命。经济条件破坏了国内和平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认清自己是一个应当成为主人的阶级，“工人帝国主义”的思想体系被粉碎了，代替它的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将来行动的“工作计划”。

2．政治革命。意识形态革命转化为行动，转化为国内战争，转化为争取政权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政治机构，整个国家机器的庞大组织被摧毁，代替它的是一种崭新的体系，无产阶级专政体系，苏维埃共和国。

3．经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集中的组织成为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的力量，是经济变革的强大杠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打碎了，旧的经济结构不再存在，完整无缺的联系被强制地砍断了（“剥夺者被剥夺”），旧体系的要素被吸收到新的结合之中，在长久的和痛苦的过程中诞生了新型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奠定了。

4．技术革命。社会结构改组所获得的相对的社会平衡保证生产力有可能正确地起作用——虽然初期是在狭窄的基地上。下一个阶段就是技术方法的革命，即增加生产力，改变和迅速改善合理化的社会技术。

不言而喻，当我们谈到这些革命发展的阶段时，指的是每个历史阶段的重心、它的主要特征、这个阶段的典型特点。在这种范围内，用演绎法得出的规律性又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得到它的最初的经验证明。不理解各个时期的这种更替，就会得出十分荒谬的和在理论上无知的结论[22]。

现在我们必须考察共产主义建设的一般原则。十分清楚，最初的时代必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它在形式上将会同资产阶级专政时代相似，就是说，是翻过来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辩证地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在新的基础上的平衡的最一般条件。存在着遭到强烈破坏的生产的物质技术骨骼（集中的生产资料，其中一部分先在帝国主义战争、后在国内战争时期为消极扩大再生产过程所破坏，同时也由于人的技术机构的瓦解遭到损失）。但这是属于生产力的。在生产关系方面存在着技术—社会等级阶梯的业已解体的环节—阶层。我们知道，崩溃时期在这里并不意味着消灭要素；它意味着消灭要素之间的联系。要素本身部分地消灭了（由于内战、穷竭、过早的耗损、营养不良等），但这并不是崩溃时期的基本方面。同样可以说，（在工人之间、阶级内部的关系中；在工程技术人员即“新的中等阶层”成员之间，等等）多少保存着集团内部的联系。正如我们上面指出的，这些联系在无产阶级中间，在某些方面甚至在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这个时期十分紧张和十分迅速地教育自己、团结自己、组织自己。因此，无产阶级作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整个大厦的骨架。但是社会生产组织问题在于各种旧要素的新的结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要素呢？

不难看出，资本主义社会那部分实质上是凌驾于生产之上的上层分子（他们的生产地位表现为他们是在生产之外的，如各种食利者、剪息票者[23]），他们对建设来说是无用的，他们要么死亡，要么被其他集团所吸收；其次，组织者类型的原资产阶级以及处于他们之下的技术知识分子，显然是建设时期所必需的材料，这是组织的和科学技术的经验的社会结晶。显然，这两个范畴应当重新给以配置。怎样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我们看到，在结构上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最基本的问题。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熟时期“专家”问题起了这么重要的作用，这决不是偶然的。

我们知道，旧型式的社会联系作为意识形态的和心理的凝结物留在这种范畴的人们头脑之中，他们怎么也抛弃不了“健全的资本主义”这种固执的思想。因此，清除这些技术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旧式联系，是使新的社会生产结合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

这种“清除”过程是十分痛苦和十分难受的。它会引起一部分技术知识分子的消灭。技术知识分子为正在瓦解的和被强制地砍断的旧式联系进行着残酷的斗争。他们抗拒社会生产阶层的新型结合，因为在这里占首要地位的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技术职能作用是同它作为社会阶级集团的垄断地位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地位只有在资本统治下才能是a la longue[24]垄断地位。因此，这个阶层的反抗是不可避免的，而革命的建设阶段内部的基本问题就是克服这种反抗。工人阶级不断地对自己实行再教育，并且继续“Bildung der revolutionären Assoziation”[25]的过程，在工人阶级内部的生产关系具有决定意义的情况下，全部工作就落在工人阶级和由革命斗争的整个进程培养出来的它自己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肩上。新的结合，就是说技术知识分子隶属于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在这些知识分子的怠工情况下通过无产阶级的强制来实现。只有随着这个社会范畴头脑中积累起来的旧式联系的清除和慢慢地吸收新的关系和新式联系，体系才能获得相对的稳定。

这里首先需要从理论上分析新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因为产生了这样一个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既然生产过程的逻辑本身要求完全固定的联系型式，一般说来，人员的技术生产要素怎么可能出现另一种结合呢？要知道，一个工程师或技术员是不能不向工人下指示的，因此，他应该是处于他们之上的。同样，红军中的旧军官不可能不处于这支军队的普通战士之上。无论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都是内在的、纯技术的、业务的逻辑，这种逻辑在任何一种制度下都是应该保存的。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

这里需要注意我们现在要加以考察的一系列情况。

第一，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和对生产实现无产阶级国有化的条件下，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特有范畴的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消失了。技术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执行着生产过程的组织者的职能，而从社会角度看，同时又是榨取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收入的特殊范畴——的传动机制。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同时并且首先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因此，技术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执行着资产阶级的总的任务。技术知识分子在社会劳动等级中的空间上的一定地位同它作为榨取剩余价值工具的职能是相符的。随着资产阶级专政辩证地转化为无产阶级专政，知识分子的技术职能也就由资本主义的职能转化为社会劳动的职能了，而创造剩余价值则转化为创造（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用于扩大再生产基金的剩余产品。与此同时联系的基本型式也改变了，虽然在等级表中知识分子仍旧保持着“中间”地位。因为最高的国家—经济权力[26]乃是无产阶级的集中的社会力量。在这里，技术知识分子一方面站在大部分工人阶级之上，但另一方面它归根结底又服从于工人阶级的集体意志，无产阶级国家—经济组织就是这种意志的表现。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转化为有计划地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表现在生产关系的重新组合上，尽管生产等级体系的一些东西在形式上还保存着，但整个这种体系的性质却完全不同了，有了辩证地否定资本主义结构的性质[27]。同时，这种体系既然破坏了等级的社会阶层性质，也就能导致消灭整个等级。

第二，技术知识分子在暂时地事实上退出生产过程后，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和技术知识分子就能比较稳定地共处。只有从技术知识分子集体头脑中清除掉那些积累起来的旧联系，技术知识分子才能够坚定地复归。因而，进入新的社会—技术大厦的是按照盲人赫拉克利特的全部规则（与此有什么相干？）内心获得新生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复归不是重复走过的道路，而是一种辩证的过程[28]。

第三，既然建立起人员机构的新的体系，那么——从上面整个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机构的基础定然是在资本主义环境和在阶级搏斗的呼啸声中成熟起来的工人阶级的组织：苏维埃、工会、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政党、工厂委员会，在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拥有较多的在组织－技术上熟练的工人为干部的各种专门的经济组织。现在这是自下而上提升起来的总的“revolutionäre Assoziation”的基本网。但同时这也是这样一个圈子的人，在这个圈子的空隙中也有技术知识分子起着作用。从前技术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大组织家组成了上层生产关系的基本结构，组成了经济管理体系（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国家资本主义管理机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基本结构是从下面提升起来的，并重新受过教育的各种无产阶级组织的不同联合体。

最后，在这种体系中，技术知识分子开始失去自己的社会阶层性质，因为在无产阶级中间一批又一批新的阶层成长起来了，它们逐渐同“旧的”技术知识分子并肩而立。

通过这种途径又重新确立起社会的平衡。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客观困难，但无产阶级的统治以及它的自我教育和自觉纪律，保证了劳动过程的可能性。结构的平衡是通过社会—生产的人的要素和知识分子服从无产阶级国家最高领导的途径来达到的。

我们现在稍稍详细地来考察一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行政经济和行政技术机构的一般结构问题。在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所有资产阶级组织（辛迪加、托拉斯、卡特尔等）从属于国家政权，并同国家政权融成一体。在摧毁资产阶级专政和组织无产阶级专政时，这些行政机构也一起被摧毁。旧社会的托拉斯、国家调节机关等组织发生瓦解。通常（我们在前一章已经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组织不可能作为“完整的机构”拿过来。但这并不是说，它们没有起过自己的历史作用。因为这些有时是十分巧妙的组织的全部极其复杂的综合系列用自己的触角掌握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客观上起了加强和加速生产资料集中和无产阶级集中过程的螺丝钉作用。另一方面，这些机构瓦解时，它们的物质技术骨骼、物的骨骼留了下来。正如从总的范围来说，无产阶级首先接收的是集中的生产资料，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技术骨骼，它主要表现为机器体系和（如马克思所说）机构的“脉管体系”。同样，无产阶级在这里掌握的不是旧的行政体系的人的部分，而是物的部分（建筑物、事务所、办公室、打字机、所有各种各样的用具；容易查找的登记册；最后各种各样的物质示意设备，例如图表、模型，等等[29]）。除了其他“集中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这些东西之后，它就建设自己的机构，各种工人组织为这种机构提供了基础。

工人阶级拥有下列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它由夺取政权的工具变成政权的工具，共产主义变革的政党——它是无产阶级行动的spiritus rector[30]；工会——它们由同企业主作斗争的工具变成管理生产的机关之一；合作社——它由同中间商作斗争的工具变成国家一般分配机构中的一个组织，各工厂委员会或类似组织（在德国是“Betriebsrate”，在英国是“workers committees”和“shop stewards committees”）——它们由工人同当地企业主作斗争的机关变成一般生产管理的基层辅助组织。

这些组织，以及在这些组织基础上专门建立的崭新的组织的网组成新机构的组织脊梁[31]。

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看到的首先是工人组织职能的辩证变化。非常清楚，随着统治关系的重新配置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必然成为一种生产组织者的力量[32]。 （很好！）

现在我们应当提出无产阶级机构组织体系的一般原则问题，也就是不同形式的无产阶级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十分清楚，这里在形式上工人阶级所需要的那个方法，与国家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方法是相同的。这个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的一切组织隶属于无所不包的组织，即工人阶级的国家组织，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工会“国家化”和无产阶级的一切群众性组织实际上的国家化是从转型过程的内在逻辑本身中产生的。工人机构的最基层组织应当变成一般组织过程的体现者，而一般组织过程是受在最高的和无所不包的组织中，即在工人阶级的国家机构中得到物质表现的工人阶级集体智慧有计划地指导和领导的[33]。例如国家资本主义体系辩证地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工人社会主义的国家结构。

任何一种新的结构都不能在它成为客观必然性以前诞生。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崩溃把社会引入了死胡同，停止了生产过程——社会生存的自身基础。生产过程的恢复只有在无产阶级统治下才有可能，因此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客观必然性。

新诞生的社会的稳定只有在一切有组织力量最大限度的结合、联系和共同行动下才有可能达到。因此，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全体工人的机构的一般形式同样是必需的。新而和谐的社会的大厦从战争的腥风血雨中、从混乱和废墟中、从贫困和破产中成长起来。

[1]克里茨曼同志注意到事情的这个方面——当然，是用另一种提法，（《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基本倾向》，载于《国民经济》，1919年第3期）。但是，他几乎像所有作者那样，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像皮一样脱落了……总的来说，是领导人的简单更换……”（第13页）在由于缩减生产和排挤无产阶级而引起的生产力下降的影响下，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部分地瓦解，那是另一类的现象。

[2]骗人的魔术，自动装置。——译者注

[3]整个地。——译者注

[4]自由主义的教授和他们妥协主义的应声虫不赞成社会主义，但是为了装潢门面，却竭力用似乎“科学的”理由来证明这一点。因此，他们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叙述马克思的。例如，帕·马斯洛夫的老师弗兰茨·奥本海默写道：“在数量和力量上占有巨大优势的无产阶级……剥夺已经完全没有真正反抗（！）能力的剥夺者，从而完全掌握现有的一切生产和分配机制，这些机制不用加以任何的变更就被利用……这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化理论。”（弗兰茨·奥本海默：《社会化的理论》，载于工程师海尔曼·贝克博士编的《社会化的途径和目的》文集，“新祖国联盟”出版社出版，柏林，第16页）普兰格博士把这说成是“对马克思理论的透彻说明”。（见上述文集，第79页）显然，可敬的教授们认为，圣洁的圣母的特点是德行，同样，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而且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机构的诞生，丝毫也不破坏资本主义的处女性。奥托·鲍威尔也附和他们说，“它（剥夺）不能用残酷（！！）的没收形式进行，决不应当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会使生产资料遭到毁灭，使人民群众陷入穷困；使国民收入的源泉断绝。因此剥夺剥夺者的工作应当更有秩序更有步骤地去进行。就是说，应该用不破坏社会生产机构，不妨碍工农业经营的方法去进行”。（奥托·鲍威尔：《到社会主义之路》，“自由”出版社出版，柏林1919年版，第28页［译文见三联书店中译本第32页］）这位前“社会化部长”显然不想用地上的要素，而是想用天上的要素建设社会主义。

[5]“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831—832页）

[6]海尔曼·贝克博士：《社会化是一个组织任务》第32页，前引论文集。

[7]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讲到“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卷第197页）。在《共产党宣言》中我们还可以读到这样描述主人之间合作关系的话：“雇佣劳动制是全靠工人们的自相竞争来支持的。但是，……工业进步却使工人们因成立团体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因相互竞争而引起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借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底下抽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末尾第252注也引用了这个地方）十分清楚，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不仅看作是一种实现“暴力革命”的力量，而且是合作关系的社会体现，这些关系是在资本主义内部成长起来，并且是社会主义（alias（在另一个地方）是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哈马舍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体系》，莱比锡1909年版）杜撰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所发挥的这个观点同《资本论》中的观点是对立的。显然是因为这个缘故，马克思才在《资本论》中引用了有关的地方。

[8]社会妥协主义理论的无比的社会（不是社会的）的卑鄙性，正好在于这些理论和国家资本主义“妥协”，反对社会主义，它们口头上三番五次地承认社会主义，但没有实际行动。

[9]准。——译者注

[10]首先是考茨基。战争前他“期待”灾变，但它“没有成熟”。战争时期他防止革命，因为国际是“Friedensinstrument”（和平的工具），在大炮声中无法行动。最后，他很对！防止社会主义，因为灾变使“国力疲惫”。不用说，他是有一套看法的。（很对！）

[11]崩溃，大灾难。——译者注

[12]关于这一点可参见尼·奥辛斯基：《社会主义建设》第1章，以及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圣彼得堡《波涛》出版社1918年版。恩格斯的下列预言是饶有兴味的：“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除了以前垄断工业的英国，现在又出现了一系列同它竞争的工业国家；欧洲的过剩资本，在世界各地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所以资本比以前分散得更加广泛，并且地方性的过度投机也比较容易克服了。由于这一切，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同时，国内市场上的竞争，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而后退，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也由于保护关税……的实行而受到限制。但是，这种保护关税本身，只不过是最后的、全面的、决定世界市场霸权的工业战争的准备。所以，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销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卷第554页）

[13]资产阶级教授们写了（不仅他们）大量关于“社会化”的“著作”，当然，都避开这个基本问题不谈。请参见卡·毕歇尔：《社会化》，第2版，杜宾根1919年版；奥托·诺伊拉特：《社会化的实质和道路》；卡·梯什卡教授：《经济生活的社会化》，耶拿1919年版。也可参看奥托·鲍威尔的著作，鲁道夫·哥特谢德：《经济社会化还是国家破产》。在国外的共产主义著作中，我们只能举出匈牙利同志、一位工程师尤留斯·黑费齐的小册子《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必然性》，维也纳1919年版。

[14]鲁道夫·哥特谢德十分机智地抨击“领袖们”的怯懦立场：“我们不能相信，这样明显不可靠的论据现在能够阻挡经济社会化的加紧进行。例如，有些人认为，当一切生产和交往停滞，并缺乏必要的经营手段时，最不适宜实行经济的社会化；相反，在市场情况繁荣的时候，人们会说，万事顺利。这是十分明显，用不着实验的事情。人们对于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在任何时候，都能很容易地加以说明。但是在经营衰落，经济的改造不可避免的时候，最先应该实行的，无疑是把个人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经济的社会化或国家的破产》，维也纳1919年版，第11页）请社会民主党人注意，这是一位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写的。

[15]自由放任。——译者注

[16]革命的联合。——译者注

[17]资产阶级学者深深地中了拜物教的毒，他们把资本主义的混乱认作是最好的情况。例如彼·司徒卢威先生根本否认经济过程有合理化的可能，他信奉“这一过程基本的和内在的二元论的科学信念”（《经济和价格》第1卷第60页）。真是der Wunsch ist Vater des Gedankens!（愿望是思想之父！）

[18]尼·奥辛斯基：《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载于《国民经济》第6—7期合刊，第5页（1918年）。马克思十分清楚地看到灾变和转型期的长期性。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引用自己的话说：“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卷第465页）

[19]海尔曼·贝克：《前言》（《社会化的道路和目标》第10—12页）。附带说一说，贝克先生对革命的解释完全仿效已停刊的《新生活》。

[20]推动力。——译者注

[21]克里茨曼同志在《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当前任务》这篇十分机智的文章中，第一次表达了这种说法（《国民经济》，1918年第5期）。

[22]十分遗憾，罗·尤·维彼尔教授最近（1918年）的“著作”是这种理论上无知的典型，在《知识就是力量》——那里既没有力量，也没有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文集《欧洲文明的毁灭》一书中，可敬的教授对发展的前景一窍不通，却概括过程的最初阶段，因此讲的那些东西十分可笑。“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信心的丧失……很快就爆发社会革命这一期待的破灭……资本家阶级……不可避免的没落尚未到来……”（《骄傲时代的破灭》，论文集，第75页）这是在1918年出版的！在《社会主义还是小市民》这篇文章中，勇敢的作者不仅批评巴黎公社，而且对它最优秀部分进行造谣中伤，名义上说的是巴黎公社社员，实际上描写的是俄国共产党员，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正是现在，当许多工厂主已经离开城市，从而‘压迫工人的剥削者’已经消失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公社社员，应读作布尔什维克）不想促使人们去努力劳动，为什么他们纵容懒散和没完没了的旷工”等等。在1920年，在实行劳动军、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劳动纪律的年份还发出这种叫声，难道不可笑吗？“杰出的人物”，教授谦逊地自认就是这样的人物，确实有鸡的“智力”，至少在一定历史时期是这样。

[23]关于他们的特征，见尼·伊·布哈林《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一书。

[24]长期的。——译者注

[25]建立革命的联合。——译者注

[26]我们用“国家—经济”这个词是因为在这个发展阶段“经济”同“政治”融合起来。而国家失去了纯政治性质，并成为经济管理的机关。

[27]“资本主义造成了‘人数众多的工业和商业领导者阶级’”（马克思），这些人组成了在资产阶级身边，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特殊专家范畴。这些工业官僚不直接属于资本家阶级，但却以密切的关系同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受到教育，从资产阶级那里领取部长们的薪俸，参与创业利润和分取红利，并把自己的“积蓄”投资于股票和股份，随着资本在股份公司中失去个性，随着善于利用别人资本经营谋利的人拥有愈来愈大的影响，这些工业官僚就愈来愈紧密地参加资本家的“家族”，并同这一家族的利害休戚与共。

因此，要他们服务——而这是不可避免的和必需的——就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彻底地铲除他们赖以生长的那种土壤即环境。“不能使他们仍然处于过去的社会联系之中”（尼·奥辛斯基：《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第54—55页）。还可参见姆·维恩德里包特同志的文章《托拉斯和辛迪加以及现代的生产联合》，载于《国民经济》1919年第6期，特别是第31页。

[28]从这一观点来看，十分清楚，在诺斯克－谢德曼政府挽留旧专家和苏维埃共和国吸引这些人参加建设事业之间是有原则性差别的。在那边，在民主化的资产阶级政权下，他们被纳入他们过去的“社会联系”之中；在这里，在无产阶级统治下，他们被放到另一种联系之中。在那边，他们仍然留在“原来的地位上”。在这里，他们只是形式上回到“原来的”地位上，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新的心理状态。奥辛斯基同志十分正确地指出：“不能容许他们（即‘专家’）成为敌对阶级的代表，无产阶级专政和金融资本之间的中间人。”（前引书，第56页）在知识分子辩证地“复归”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技术知识分子的这种复归预先要求清除他们旧的社会生产联系和旧的意识形态。读者当然会理解，我们讲的不是限界十分明确的时期，而是变动的过程，“趋势”。

[29]贝克工程师在《组织科学体系》一书中，把“技术手段”分为两类：相互理解的手段（“Verstandigungsmittel”）和活动手段（“Betatigungsmittel”，特别是劳动工具）。附带说说，属于相互理解的手段有“符号、色彩、绘画、文字和语言”（《社会化是一个组织任务》，第38页）。俄国革命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文中演绎得出的原理。最老的辛迪加之一，糖业辛迪加，一直到各个工厂组织全都垮台了。其他部门同样如此。关于冶金业可参见维恩德里波特前引文章，载于《国民经济》1919年第6期和9—10期。

[30]推动力。——译者注

[31]格·策彼罗维奇同志在自己的著作《俄国的辛迪加和托拉斯》一书第2版（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出版社，莫斯科1919年版）中清楚地表明，“有机”时代的习惯观念是怎样地熏染着甚至具有革命思想的人们。他的理论是，无产阶级管理的经济组织不是新的机构，而是资产阶级机构的派生机构。但是他自己引用的实际材料的每一行都同这个看法直接矛盾，并且完全证明我们的观点。逻辑上这同对时代的总的估价方面存在着可怕的理论混乱有关，这一点我们将有机会在别的章节中加以讨论。举几个例子。策彼罗维奇同志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是这样写的，“由工人组织代表组成的，并且只有得到党中央信任的人领导的这些国内经济管理的上层机关，实质上是临时政府经济委员会的继承者”（指克伦斯基之流的政府）。这是什么意思呢？怎样理解“实质上”的继承呢？非常清楚，这里是彻底破坏旧的组织，并且建立崭新的组织。“实质”只在于管理的职能。但是，策彼罗维奇同志无论是谈到苏维埃共和国的辛迪加，还是托拉斯，都把它们看作是旧机构，这些机构只是“本身内容……应当作重大的改变”（第170页）。策彼罗维奇同志根本没有看到，我们的生产联合完全是另一种组织机构，它们是在死亡了的、崩溃了的、瓦解了的资本主义机构的遗骸上成长起来的。我们建议读者从这个角度去仔细研究策彼罗维奇著作的最后几章，以便再次确认旧观念的明显幼稚性。

[32]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断言，职能的改变就是阶级特征的改变，这是直接嘲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无产阶级在专政时代进行着阶级斗争，但是它是作为统治阶级，作为组织者和创造者的阶级，作为新社会的建设者阶级进行这种斗争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是对一切“健全的资本主义”辩护士们来说却是百思不解的东西。

[33]愚蠢的“批评家们”喜欢从右的方面嘲笑我们的协会、报纸、节日，说它们是“衙门式”的，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衙门是工人阶级的衙门，对这一点他们却可耻地保持沉默。这只不过用来掩盖希望“衙门”永远处在无产阶级敌人手中的强烈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