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化过程中的城市和乡村

1．消极扩大再生产过程和农业。2．生产关系和农业。3．国家资本主义和农业。4．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城市和乡村。5．社会主义在农业中的前提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原则

“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划分。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是建立（用词不当。是分离）在这种对立的运动之上的。”[1]

马克思的这个说明，在过渡时期必须比任何时候予以更多的注意。因为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时期，即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事先维持一定的相对比例关系——因为讲的是为整个体系的平衡所必需的社会生产力的分配——的条件下，如果说在这个时期可以就生产过程的抽象形式，即将这一过程作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来加以考察的话，那么现在这样做就不够了。

实物的观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与此同时，把社会生产划分为各种“具体”劳动部门，并且首先划分为工业和农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体系中这两个部门之间增长着的比例失调关系早在战前就已经暴露出来了，帝国主义式地寻求“经济补充”，即为工业国寻求农业基地——这实质上就是马克思曾讲过的“城市”和“乡村”之间那个矛盾的表现，不过已具有世界规模了[2]。原料问题——当代的基本问题——和粮食问题是最尖锐的问题。所有这些使我们把城市和乡村问题作为需要作特别分析的问题列出来。

首先我们应当考察一下，消极扩大再生产过程是怎样地影响到农业的。

我们先孤立地考察这一过程。不言而喻，这里实质上可以看到与工业方面的同样现象。战争夺去了大量的生产力：它把劳动力调作别用，使之脱离生产劳动，它夺走了农具，它使农业丧失畜力，减少牲畜数量和肥料数量，它缩小可耕地面积，它夺走了在农业中能比在工业中相对地说起更大作用的劳动力（因为这里“资本”的有机构成较低），从而缩小了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生产基础的缩小表现为产品产量的下降。这就是总的情景。

但是，农业再生产过程在现实中并不是单个的和孤立的再生产过程。这是总过程的一部分，总过程的前提则是城乡之间的“实物交换”。可见，既然谈的是生产资料的再生产，那么农业生产就取决于工业的再生产条件（机器、劳动工具、人造肥料、电力的供给，等等）。工业中的消极扩大再生产加剧了农业中的类似过程。反之，消费资料是再生产劳动力的要素，消费资料量的下降又加剧了工业中的消极扩大再生产过程。作为统一的过程，消极扩大再生产表现为产品总量（全部生产资料和全部消费资料）的不断下降。

生产基础的缩小，在这里反常地表现为农业的货币“赢利”（{为什么不用不带引号的收益？）的提高[3]。但是，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会引起工业品价格的同样上涨（而照例甚至要提高得更多）。虽然如此，农业在战争时间却迅速地摆脱了债务，积累了货币形态的资本，并建立了产品贮备。这个矛盾，像雷德列教授十分正确地指出的，可以用下列情况加以说明：工业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是产品实际产量减少的结果，而其产量的减少又使农业根本不可能得到工业品。由此可见，农业的生产基础比工业的生产基础保持得好一些，农业虽然处在消极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但它拥有的产品量相对地说比工业要多得多。这是十分重要的差别，它也不可能不在资本主义体系瓦解时期表现出来。

然而，最重要的差别是这个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的经济结构。这一结构的特点是经济型式的极端多样性，这反映和表现出劳动社会化的程度较低（很好。）。在这里我们大体上可以分出这样一些范畴：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大经济；资本主义农民经济（“富农”，“Grossbauer”），它同样使用雇佣劳动和靠雇佣劳动而存在；“劳动”农民经济，它不剥削雇佣劳动；最后，是半无产阶级的小农经济。这些型式中人员之间关系的不同的结合造成了各色各样的情景。在资本主义经济范围内，我们看到大致与工业中相同的生产－社会等级：大地产的经济结构总的来说与工厂的结构是相同的，上层是资本家—企业主；其次是主要管理人（经理），然后是熟练的知识分子（农艺师、会计师等）；再低一层是“职员”；在职员之后的是熟练工人（从事农业机器、运输、电站等工作）；最后是“壮工”。在富农或Grossbauer经济中则是另一种相互关系，那里生产阶梯通常限于两个范畴：主人和工人。“劳动”经济没有等级阶梯，而半无产阶级经济则以自己的人员组成另一种经济——大地产或工厂等级阶梯的最低梯阶。在前几章我们已经知道，能够决定生产立即合理化的基本因素是（不管这一形式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劳动。因此十分清楚，连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对于农业也应当采取略为不同的“组织形式”。

很清楚，对资产阶级来说，迫切需要使农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因为农业——特别是在震荡时期——是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生活可以不要礼服、电灯或书籍，但不能没有粮食；军队可以光着脚，但它不能饿着肚子。因此，促使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组织的因素特别强大。而与此同时，立即实行生产合理化的可能性却非常小。

资本主义怎样解决这个任务呢？

两种办法：第一，部分大生产单位国家化。第二，通过流通过程间接调节生产过程。

从以上所述，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第一种方法的相对“弱点”。诚然，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支配了农业生产的某些部门（例如国营森林），但它却没有例如像工业中的托拉斯那样的据点，生产的直接资产阶级国家化的规模相对地说比较小，而通常是在各种“地方公有化”和“市有化”的形式上实行的。因此，第二种方法，即通过调节流通过程或组织分配来调节生产的办法，具有更大的意义，国家粮食垄断制、农产品配给制、产品义务交售制、固定价格、工业品有组织的销售，等等——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是要使生产向国家化方面发展。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更为落后的发展型式，看到了组织（看来，作者想说：“社会化的过程”，但其用词没有把这个意思（不会有别的意思）表达出来。）过程的开始阶段，正像在工业中一样，这个过程的出发点正是流通过程（科奈尔[4]、瑞恩[5]、辛迪加）。

在这方面，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能够依靠特殊类型的辛迪加式的农业联合组织，首先是依靠合作社。整个农业生产的机制，甚至包括细小的个体经济，通过对流通过程的调节实际上也得到了调节。农产品“自由贸易”的体系从根本上被破坏了。诚然，农业的特殊条件，中小商品生产经济的巨大比重也在这里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这表现在“非法的”“自由”市场上、投机的黑市交易（德国人叫作Schleichhandel）上。但是，只要整个国家资本主义组织的体系是巩固的，农业终究会被纳入总的机构，有组织的工业则是这种机构的基本部分[6]。（背口袋的买卖）

由此可得出这样的论点：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既然以工业中的生产关系瓦解作为出发点，同时也就意味着这个体系在农业方面遭到崩溃。

国家资本主义机构的腐朽在这里表现为农产品投机贸易的经常性中断。联结的革命中断在最初阶段促进了城乡的分离。

在国家资本主义时代可以看出城乡间的这类联系：（1）信贷货币、金融资本型式的联系（主要是通过银行系统）；（2）国家和公社的组织机构；（3）城乡间部分通过和借助于组织机构、部分不通过这些机构而进行的最实际的交换过程。现在让我们来考察，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城乡间的关系方面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什么情况。（补充：位处第三，重要性处第一。）

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信贷货币和金融资本型式的联系彻底地无可挽回地和永远地被掐断了。银行一被占领，信贷关系就中断了，并且再也谈不上任何“信贷的恢复”了，因为习惯关系的整个基本体系已经破坏，任何“信用”都已消失，而按照资产阶级的看法，无产阶级国家乃是集体的强盗。

国家和市政机构在旧式国家机制几乎全部瓦解的时候，也同样瓦解成各个组成要素。那种表现工业统治农业和城市统治乡村（在资本主义结构中）的机构不再作为一种严整的组织体系而存在。

最后，表现“国民经济”统一的实际交换过程的规模大大缩小。在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瓦解作了详细的分析之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消极扩大再生产过程已经破坏了交换的基础，把城市投放的产品量，也就是乡村必需的实际的产品的等价物缩减到最低限度。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机构的崩溃，生产过程几乎停止了：人们靠还是在战争中保留下来的并由无产阶级所继承的旧的贮备、剩余物资过活。在“正常”时期是足值的货币也最终显露出自己是一种没有独立价值的中介符号。因此，对握有大量农产品的人来说，几乎失去了把这些产品运送到城市去的任何刺激。社会经济分裂为两个自主的领域：饥饿的城市和拥有——尽管其生产力遭到了部分的破坏——相当大量无处销售的“剩余”产品的乡村。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的瓦解达到了自己的极点。“社会经济史”的这个阶段表现为社会劳动两个主要部门的分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继续生存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转而研究新的平衡条件之前，需要考察一下“乡村”自身内部资本主义体系崩溃的基本形式。

在这里一眼就可以看到下列原理：在“乡村”相对的稳定和拥有相当大量的产品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内部关系的瓦解过程一定进行得慢得多（很对！）；另一方面，既然在这里存在着资本主义大工业所没有的那种多样性的经济结构，那么，转化过程的形式本身在这个过程的一切阶段都会不同于我们在前面几章中分析过的那个过程。

我们先来谈谈资本主义大经济。在这里，联系的断绝过程与工业中所发生的情形最为相似。然而，在形式上有某些不同。第一，在这里，这一过程比在城市里要进行得慢些。（补充：是在西欧，而不是在俄国（而且是在无产阶级胜利以前的西欧）。）这是因为在农业中，在生产消费资料的地方，工人阶级的消费不足表现得并不那么尖锐，转为部分的实物报酬制，实际上就保证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因而对断绝体系人员之间的联系的刺激就大大地减小。第二，在这里无产阶级本身远没有受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机制”的“严格的训练”。它的成员（半无产阶级成分）、劳动方法（劳动的季节性、在劳动过程中空间上的极大的隔绝状态等）——所有这些都妨碍它的思想革命化和制订“革命的工作计划”。但是这些因素只能使总的发展路线放慢，却不能否定这条路线。城市和工业无产阶级组织的影响提供了一种外部推动力来加强独立发展的过程，而归根结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破裂，即按照工业中的那条路线发生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7]。

但是，乡村生产关系的破裂还按照其他方向进行，这是由乡村经济结构上的特点决定的。我们在上面已经知道，一部分人员机制（小农户的半无产阶级业主）本身是资本主义等级中的最下层环节；其他一些成分（“中农”、“劳动农民”）则不仅是市场上大经济的“竞争者”，他们在十分复杂和形形色色关系（租金、高利盘剥、依附农业银行等）的隐蔽的和掩饰的形式中，常常成为剥削的对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劳动等级里下层和中下层成分的这样一种形式，它在纯粹资本主义的格局中是没有地位的，并且它也不是社会化的劳动，而只是这种劳动的附属物。可是，这种形式的比重却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是在它的具体总和中来考察整个社会体系的。当体系中附属的最下层环节是由大量的独立农户组成时，生产联系的这种性质也就决定着联系的瓦解型式。在这里，这种型式表现为农户之间的斗争，即以劳动农民和半无产者为一方，以大农和半地主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斗争着的各成分的具体结合可以是各种各样的，这取决于不同经济型式的比重，取决于这些型式的变异（因为这是经常变动的、过渡性的，具有许多细微差别的范畴）。就本身说，如果离开全部其他经济复合体，这种联系的破裂也包含着回复到更为原始的形式的可能性（暂时的必然性），因为在这里积极的力量正是小私有者的分散的劳动，而不是无产者的社会化劳动。但是在一定的历史的演进中，联系的这种破裂是资本主义体系崩溃总过程的组成部分[8]。农民的土地革命就是这样，资本主义关系越不发展，这种革命的意义就愈大。这种斗争会引起而且通常总是引起力量的巨大浪费和物质生产基础的分散（部分地瓜分大地产、农具、牲畜等）[9]，也就是生产力的进一步下降。

现在发生一个问题——怎样能够取得新的平衡：一方面是农业本身内部的平衡，另一方面是城乡间的平衡。

这个问题是决定人类命运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最重要、最复杂的问题[10]。

我们已经知道，新平衡的一般型式，应是国家资本主义体系条件下的倒过来的（辩证的否定）平衡型式。

我们首先来考察农业内部的过程。

大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的人员间联系的破裂应当由这些人员新结合的组织来代替。实际上这里的问题和工业方面的问题是相同的。但是它由于两方面的因素而复杂化了：第一，资本主义大经济作为一般大经济部分地遭到破坏，第二，农业无产阶级本身的成熟程度要低得多。第一方面在农民为争取土地而斗争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很清楚，让步的大小视农民的一般比重和农民分为不同范畴的情况而有很大的摆动。第二种情况将在组织内部造成大量的摩擦，无产阶级自我教育过程的进程较慢。

至于农业生产其他部门中的平衡，那么它有一种在作为发展的起点的平均分配土地的基础上建立平衡的趋势。非常清楚，如果撇开城市中的发展不管，那么这种状况本来是会给“美国”式的新的资本主义周期提供推动力的。但是，在城市中消灭商品经济和在工业中建立社会主义组织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就会落空。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伴随有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本该说：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趋势和农民的商品资本主义之间。在这里放上有组织的一词是不正确的，这是从卡尔·马克思向路易·勃朗倒退了一步。）趋势和农民的商品无政府趋势这二者之间的隐蔽的或比较公开的斗争。

但是，无产阶级城市的组织作用能采取哪些形式呢？并且怎样才能在城乡之间取得新的平衡呢？

显然，只有城乡间“新陈代谢”的实际过程才能是城市发挥决定作用的牢固而稳定的基础。因此，工业中生产过程的更新，在社会主义格式（哈，哈，哈！！极不正确的术语！越深奥，理论上就越不正确。）下工业的复兴，是较为迅速地使农村卷入组织化过程的必要条件。

但是，既然工业的复兴本身要受生活资料大量流入城市这一因素的制约，那么十分明显，这种流入无论如何是绝对必要的了。这种最低限度的“平衡”，只有靠（1）留在城市里的部分资源和（2）国家—无产阶级的强制才能达到。这种国家的强制（没收余粮、实行实物税或采取某种其他形式）是有经济上的根据的（必要的）：第一，直接的原因——农民自己希望发展工业，从工业得到农业机器、工具、人造肥料、电力等等；第二，间接的原因——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防止大地主、高利贷者、银行家、资本主义国家等的经济压制得以恢复的最好手段。可见，在这里，国家强制并非杜林式的“纯粹暴力”，从这一点说，它是实行发展整个经济这条主要路线的因素[11]。（非常好）由于工业无产阶级是依靠形式上（＜不仅形式上）社会化的（由无产阶级实行国家化的）大经济的，所以它也就直接组织着生产过程。缺乏农具也可能刺激部分农户在生产上联合起来（农业公社、共耕社、劳动组合）。但是，对于小生产者的主要群众来说，要使他们加入有组织的机构，主要就得通过流通领域，即形式上（不仅形式上）采取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体系时的办法[12]。国家和公社（在理论上不应把公社同国家机关对立起来）的分配和采购机关就是新体系平衡的主要机构。

在这里，产生了关于这样一些农民组织的问题，它们还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就在流通过程中，即在农业合作社中把分散的生产者连接在一起。因为对农业中资本主义体系联系瓦解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小生产在这一瓦解过程中保持着自己相对的稳定性。诚然，农业合作社有转变成在资本家地主上层领导下的农业辛迪加的趋势，而且有一部分已经完全变成这样的辛迪加了，所以合作社机构也会受到损害。同样地十分清楚，合作社的某些形式也必定要垮台——信用合作社的命运就是这样。但同时毫无疑问，农民经济的稳定性必定会在农民合作机构的相对稳定上得到表现。农民合作机构今后的命运如何？它是否会像辛迪加和托拉斯那样必然地要瓦解？或者不会瓦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更加周密地详尽研究另一个基本问题，即作为不同经济型式的阶级代表者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斗争。

“这些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就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这些基本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13]“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重新复活起来，同共产主义进行着极其残酷的斗争。这个斗争的形式，就是以私贩粮食和投机倒把来反对国家收购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总之，是反对由国家分配农产品。”[14]争取还是反对商品市场的斗争，是为生产型式而进行的隐蔽的斗争，大体上说，这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城乡间相互关系中形成的那种经济环境。这里同城市中发生的情况，深刻的差别。在城市，为经济型式而进行的主要斗争是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终的。在农村，如果就战胜大资本主义来说，那么这一斗争正在结束，但同时也可以说这一斗争正在——通过其他形式——复活，这就是体现着社会化劳动的无产阶级要实行国家计划（此语说得对！），而体现着分散的私有制和市场自发势力的农民要保持商品的无政府状态和猖獗的投机活动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既然简单商品经济无非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胚胎，那么上述两种趋势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斗争的继续（对，而且比“无政府状态”要好。）。但由于农民本身的胸中长着两颗“心”，而且他愈穷，无产阶级倾向的比重就愈大，所以这种斗争也因农民本身的内部斗争而变得更加复杂。

这种状况怎样影响到农民的合作机构的命运呢？很明显，这里的情况同工业中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合作机构可能萎缩（在城乡交换这种联系日益减弱的情况下），它可能遭到破坏（在富农在乡村占优势的情况下和富农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它可能被吸收到一般社会主义分配组织中去而逐步得到改造（在产品交换的实际过程得到更新和城市起决定性的经济作用的情况下）。因此，在这里，机构的完全瓦解在理论上不是必然的。（托拉斯的“完全瓦解”是“必然的”这种说法和想法（像作者常做的那样）是不正确的。）

由此可见，在这里，新的平衡是在不断的斗争中产生的。因此，它的确立过程是缓慢的和痛苦的。工业中再生产恢复得愈快，无产阶级开始实行最深刻的任务——技术革命愈迅速，这个过程进行得就愈快，技术革命彻底改变着经济的保守形式，并给农业生产的社会化以强有力的推动。但是这个题目已经是属于下一章的范围了。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390页）。

[2]从这里决不应当像考茨基所想的（见他在《新时代》上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文）那样，认为帝国主义的根源仅仅在这一领域。从再生产角度看，公式中的三个部分的变化都是重要的：

公式的第一部分相当于“原料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第二部分相当于资本投资范围；最后，第三部分相当于销售市场。在这三个领域中都发生着变化。因此，各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沿着这三个方向进行的。

[3]艾米尔·雷德列（《战争中经济的重新配置》，载于《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文库》，《战争和经济》，第7卷，1918年，第34页）引用下表来说明“赢利的变化”：

“在投机买卖中价格会更高……所以收入将会更多。”因为“自由”市场上的价格和固定价格之间的差额不断增大，所以十分清楚，实际的“Verschiebung”（“变化”）要大得多。

[4]囤积投机。——译者注

[5]资本主义最简单的垄断形式之一，短期售价协定。——译者注

[6]俄文方面可参考尤·拉林同志的小册子：《最低纲领主义的空想者和现实》，彼得格勒：社会主义者书籍出版社，1917年版。拉林同志在这本小册子中十分正确地指出：“一句话，如果农业本身在组织方面内部还不够成熟的话，那么现代德国……资本主义倒是蓄积了足够的物质和社会的组织力量，能够从上面和从外面把农业联合和联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有计划地管理的机体。换句话说，不应当从必须预先使每个经济部门都各自达到技术组织上的成熟这个观点来考察一国物质上的‘成熟程度’，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从全部生产力的平均的一般状况中派生出来的东西。”（第17—18页）

[7]卡尔·考茨基在他的最新小册子《农业的社会化》（柏林：保罗·卡西列出版社1919年版）中写道：“城市中的革命不可能不影响农村的工人。当他们也被卷入罢工热的时候，那是十分不幸的……”（第10页）当考茨基接着提出警告，反对在农业工人中瓜分大田庄，这是对的。但是反对“罢工热”，这就等于对普鲁士大地主卑躬屈节。在乡村推翻资本主义，正如在城市推翻资本主义一样，是总过程的一个必要环节。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把农业无产阶级群众吸引到运动中来（像考茨基所说的“罢工热”，像有个时候我们的孟什维克所说的“罢工狂”），工人阶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地主——即使他是冯·杜能——不会自愿地实施哪怕是考茨基的纲领。不了解这个道理，排除阶级斗争，是考茨基之流的主要罪过。还可参看奥托·鲍威尔：《到社会主义之路》。

[8]这里，在上面描述的过程和发达的宗主国与它们殖民地联系瓦解之间可以进行类比。如果孤立地看待下面这个过程，那么殖民地的起义本身客观上包含着新的资本主义发展周期的可能性。但是在现象的总体中，这是副产品，同时又是帝国主义制度崩溃的最强有力的因素，这种崩溃是人类社会主义复兴的先决条件。

[9]参看哥伊赫巴尔格同志的文章《农业的社会化》，载于《国民经济》1919年第5期；又米柳亭：《社会主义和农业》，尼·波格丹诺夫：《苏维埃经济组织》，载于《国民经济》1919年第6期。

[10]因此考茨基说得对，他写道（《农业的社会化》，序言，第12页）：“土地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一个最复杂的革命问题，而且是一个最重要的革命问题。”然而，考茨基的整个不幸也正是在于他恰恰看不见和不懂得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在他看来，基本的“使情况复杂化的”因素、各个社会集团的阶级斗争都是没有的。他所以有这种观点，从逻辑上看，在于他不懂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同时也是社会阶级关系和技术劳动关系。（恰恰是术语用得不准确：不存在非社会关系的阶级关系。应该说得简单些准确些（在理论上）：他忘记了阶级斗争。）

[11]“社会学家”（“社会学家”布哈林终于（在此处）把“社会学家”这几个字加上含有讽刺意味的引号，这很好！好极了！）考茨基绝对不懂得这一点。他在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引用过的小册子（《农业的社会化》）序言中攻击布尔什维克，说他们允许农民随意经营（第10页）。这里考茨基暴露出自己的全然无知（因为他甚至连苏维埃经济也不懂得），可是在下一页（第11页）他却抨击布尔什维克，说他们“压制”农民，夺走余粮养活城市和军队。“聪明的”考茨基连反对邓尼金战争的意义都不懂得，不懂得连最愚昧无知的农民都懂得的东西。对革命共产主义政党的赤裸裸仇恨，支配了这种“规矩的家庭”出身的中学二年级学生的思想。

[12]“由于小生产的优势，它（即社会化——布哈林注）的方针，无论如何首先应该是调整城乡间的流通过程多于组织生产。”（考茨基，前引书，第9页）（这段引文是德文，没有翻译。——译者注）（啊！啊！多么不了解“社会阶级关系”——这是不让工人阅读带有未经翻译的引文的书！）

[13]尼·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载于《共产国际》1919年第6期第890页（参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30卷第88页）。

[14]尼·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载于《共产国际》1919年第6期第891页（参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30卷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