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革命的耗费和技术变革

1．生产力的概念。2．生产力和社会性再生产。3．生产力和危机。4．生产力和战争。5．生产力和革命。6．无产阶级革命是消除资本主义矛盾的必要条件。7．无产阶级革命的耗费。8．无产阶级革命耗费的形式和生产力的下降。9．新的社会平衡和技术变革。10．技术变革的方法。11．技术变革，城市和乡村。

在第三章我们已经一般地涉及生产力和革命的耗费问题。现在我们必须详细地分析这一问题，因为一切都完全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估计。因为社会的生产力、其水平及其运动归根到底决定着全部社会现象。而一切结构上的平衡，即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社会体系的人员之间的平衡，其稳定性取决于社会和外界环境之间的一定平衡，取决于其性质决定于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的平衡。（故意用集团之类的字眼来代替阶级，这种术语不是向带引号的“社会学”倒退吗？）

但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生产力这一问题。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如果想一般地根据分工来说明特殊劳动工具即机器的产生，这是同历史有明显矛盾的。机器就像那拉犁的牛一样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应当算作（算作不是等于）生产力（着重号是我加的——布哈林注）。不是机器，而是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工厂才是一个经济范畴，即生产上的社会关系。”[1]

显然，马克思这里说的生产力是指生产中物的和个人的要素。与此相应（恰恰不“相应”，因为“个人的”（不确切的名词）不是“技术的”。），生产力范畴就不是经济范畴，而是技术范畴。另一方面，我们从他那里也可找到生产力的另一定义。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里，马克思在许多地方使用的“生产力”这个名词，意思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完全一样[2]。然而，马克思在把社会劳动生产率叫做生产力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劳动力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力。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如果在分析的最初阶段可以依据不明确的概念的话，那么嗣后就会感到概念不准确所引起的后果。

首先，这一概念的含意是什么？在讲到生产力的时候，是要用它来说明人控制自然界的程度，掌握这一自然界的程度。归根到底，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所达到的发展阶段。首先需要从这一观点看一看马克思的定义相互间的关系。洛贝尔图斯建议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他在《社会问题概论》一书中写道：“需要把生产力同生产率严格区分开来。生产率指的是生产力的功效或有益效果。如果用二十个工人代替十个工人去工作，或者用两台有一定工作能力的机器去代替一台同样的机器，那么生产力就提高一倍；如果十个工人生产了迄今二十个工人生产的东西；或者一台并不比另一台大的机器，生产效率却比它大一倍，这就是生产率提高了一倍。劳动在这里也是最后的尺度。较大量的劳动就是较大的生产力，在同样数量的劳动下生产出较多的产品就是生产率的提高。”[3]问题的这种提法，相当清楚地表明了生产力概念“不明确”的原因，原来，这是一个介于技术和经济之间的边缘性概念。在经济上，重要的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概念；在技术上，重要的是这种社会劳动生产率的物质等价物，即现存的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的总和。因此，我们可以说，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同一个数学＃（#这种数学不值一提。毫无用处。）量的两个方面，这里M等于产品总量，按有用之物的随便什么单位（能量的量或别的什么，在这里都无所谓）来计算；a和b是社会劳动的单位，其中a是死劳动的单位，b是活劳动的单位。如果从“物的”观点看这个公式，那么我们就拥有：（1）不同种类的产品量；（2）不同种类的生产资料量；（3）不同熟练程度的劳动力量。这三个量是互相依存的，在这里根本的因素是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分为劳动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原料、辅助物等等）。这两者本身又是有机地互相联系的。具体的生产资料一般要求有相应数量的、达到一定质量要求的劳动力，因为生产过程有它自己的技术逻辑，而在每一个具体的场合生产中的物的和人的要素是按照完全一定的形式和完全一定的比例相互联系着的。但是，另一方面，生产资料本身在其物的规定性上分为互相制约的两个部分。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可以把生产资料的积极部分，即劳动工具、社会的技术体系作为分析的基本点。如马克思所说的，正是生产资料的这个部分“是生产力进步的真正尺度”。（这比第88页[4]要好一些）

因此，如果我们说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或退步，那么我们指的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下降；如果我们说生产力的分配和重新分配，我们说的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和重新分配，如果我们说实际上消灭生产力，我们说的就是消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如果我们需要给生产力下一个社会学的定义（哈哈！），我们可以说它是社会的技术体系，社会发展的积极的可变“要素”。

然而，公式中各部分的这种相互联系（在这里a和b表示全部生产资料和全部劳动力的现存量）的前提是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即平稳的动的平衡状态。一旦破坏了社会平衡，就会失去这些量在技术上的既定比例性（从而，用一个量取代另一个量的可能性）。社会劳动生产率将和过去一样用来表示，但是a已不再表示生产资料的全部现存量，b也不是劳动力的全部现存量（即可以使用的量），a和b的比例关系在正常条件下是一个既定的、技术上确定了的量，而现在已不再是这样的了。

生产力的变动是同生产的变动，即再生产的过程联系着的。生产力中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总体）在这个过程中in natura[5]被再生产出来并成为这一过程中的积极要素。因此，根据再生产的观点，公式应当从a和b，即再生产过程中的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a和b在这里不是孤立的总体，而是在劳动过程中有机地联系着的量。它们只有进入劳动过程，才能成为生产力的直接组成部分。

生产力的发展决不是一条稳定上升的曲线；相反，即使a priori[6]也应明白，在对抗性社会，在建立在生产和社会无政府状态之上的社会，生产力不可能不断地发展。因为在这种社会，平衡规律是通过经常的或定期重复出现的破坏平衡的途径实现的，并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实现。因此，平衡的恢复是以平衡的破坏作为出发点的。而由于平衡的每一次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其作用就在于在更广泛的，但同时也是更为深刻的矛盾的基础上恢复平衡）都是同生产力的下降联系着的，所以不言而喻，在对抗性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只有通过生产力的定期破坏才有可能。

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危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7]

这种对矛盾的“强制平衡”，即新的平衡的条件的建立伴随着生产力的破坏，新的平衡在扩大的基础上再生产旧的矛盾，等等。因此，从这种观点看来，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矛盾的扩大再生产过程[8]。每一次都是通过“消灭大量生产力”，并且是在愈来愈大的规模之上建立新的平衡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出色地分析了这种消灭生产力的主要形式，并且是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的：现实的物的（实物的）角度和资本主义拜物教的（价值的）角度。

“说到危机引起的资本的破坏，要区别两种情况。

“只要再生产过程停滞，劳动过程缩短或者有些地方完全停顿，实际资本就会被消灭。不使用的机器不是资本。不使用的劳动等于失去了的生产。闲置不用的原料不是资本。不使用的使用价值（以及新制造的机器）或没有最后完成的使用价值，长期堆积在仓库中的商品，这一切都是资本的破坏。这一切无非是表示再生产过程的停滞，表示现有的生产资料实际上没有起生产资料的作用……这时，它们的使用价值和它们的交换价值都化为乌有。

但是，第二，危机所引起的资本的破坏意味着价值量的贬低……这就是商品价格的毁灭性的下降。这时，使用价值没有被破坏。一个人亏损了的东西，被另一个人赚了去。……至于纯粹的虚拟资本（公债券、股票等）的跌价，只要它不导致国家和股份公司的破产，或者不破坏再生产的过程，那么这种跌价就只是财富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9]

但是，由于在后一种情况下再生产过程“一般地”也遭到破坏，所以这里也出现物的形式的资本的破坏。另一方面，由危机加速的资本集中创造了继续运动的“高级形式”，生产力的继续发展是以其暂时的和局部的破坏为代价的，即以降低其水平为代价的。

实际上在分析资本主义竞争时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这种竞争是以社会生产的分散性为基础的。如果存在合理的调节体系，那么就会依照必要的比例按部门和企业来分配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这种自觉的调节者。因此，平衡规律——价值规律——作为自发的规律起作用，“像房屋倒在人头上时的重力定律”一样。但正因为它是社会自发势力的盲目规律，所以它只能通过不断的破坏才能得到实现。在这里平衡的破坏是建立新平衡的必要条件，而在新的平衡之后接着又是破坏，等等。不断破坏平衡，通过破坏平衡又不断实现平衡，这些波动的机制是竞争的机制。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靠生产力的不断浪费换来的。这种浪费（竞争的耗费）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在动的平衡这一链条上的每个新环节是在更高级的形式上，在集中过程的基础上再生产这种平衡的。

也必须用这种观点来考察战争，因为战争不过是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一种竞争的方法。这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联合竞争的方法（不是一般，不是任何）。因此，战争的耗费不过是集中过程的耗费。既然这些耗费并不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破产，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来看，它们就起着正面的作用（不确切）。

一般说来，危机也好，竞争也好，都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察：从生产力下降时再生产过程的诸环节的角度，从该生产体系的再生产的角度，这时生产力的暂时下降本身是其继续向前运动的条件；从旧体系的破产和社会转化的角度，这时旧体系的矛盾把旧体系炸成粉碎，而破产的耗费则转变成革命的耗费。

这种革命的耗费本身可以从物质生产力遭到破坏的那些再生产周期的sub specie[10]来考察，或者从向能消除生产力的发展同其结构的“桎梏”之间的矛盾的、较有生产成效的新社会结构过渡的sub specie来考察。向作为生产力的新的“发展形式”的新结构过渡，如果不使生产力暂时下降，那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应当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起过巨大正面作用的一切革命的经验#（#美国1870年同1860年人口普查相比）表明，生产力的发展有时是靠生产力的巨大耗损和破坏换来的。既然说的是革命，事情就不能不是这样[11]。因为生产关系即人的劳动机构的“外壳”是在革命中“爆炸”（wird gesprengt）的，这就意味着而且也不能不意味着再生产过程的破坏，从而也就是生产力的破坏。

如果事情是这样，——而事情绝对是这样——那么a priori[12]必须明白，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伴随有生产力的巨大衰落，因为没有任何一次革命能把破坏旧关系和按新方式改造旧关系进行得这样深，这样透。尽管如此，恰恰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看来，无产阶级革命是一种客观必然性。这种客观必然性是由于经济外壳同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不能相容而产生的。世界的生产力同社会的国家民族结构不相容，于是矛盾就用战争来“解决”。战争本身是同基本生产力——工人阶级的生存不相容的，所以矛盾只有用革命才能解决——真正解决。[13]（对！第94页[14]）

只有社会的基本生产力工人阶级[15]（注意在第88—90页[16]及以后几页作者“忘了”这一点。比较第88—90页。）才能拯救这个社会并推动它继续发展。但是，工人阶级只有付出牺牲才能做到这一点，这种牺牲是正在破裂的资本主义“外壳”进行反抗所必然造成的，而资本主义“外壳”的体现者就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17]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耗费是由共产主义变革的深度，生产结构的根本性改变所决定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出现过这种根本性改变，因为作为生产关系的一定类型的法律表现的私有制也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关系的基础。与此相应，在革命后取得了社会平衡：在经济领域只是对从前的东西作某些修正，在政治领域则是把政权从一种类型的私有者之手转到另一种类型的私有者之手。因此，这里非常清楚，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衰落，这种衰落在根本、彻底地摧毁旧的关系时是不可避免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规律[18]。

革命的一切实际耗费都归结为再生产过程的缩小和生产力的下降。这些耗费按形式可以分为下列几种：

第一，生产要素在物质上的消灭。这里包括消灭生产资料（工厂、机器、铁路、设施、牲畜，等等）；在无产阶级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进行国内战争和阶级战争过程中消灭人力——工人，等等；消灭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由于使用不良、暗中破坏以及某些零件没有及时更换造成的损坏；消灭技术知识分子（在国内战争中，由于经济崩溃等等的普遍后果）。（比较恩格斯在论殖民地的一封信（1882年）中讲到“破坏”的那段话。[19]）

很清楚，这里说的一方面是消灭生产的物质要素，另一方面是消灭生产的人的要素。

第二，生产要素失去专门技能。这里应包括机器和一般生产资料用旧使坏；工人阶级（体力上）的衰竭；技术知识分子劳动力失去专门技能，向使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代用品”过渡（无产阶级中妇女、非纯无产阶级成分等占很大比重）。

第三，生产要素之间联系的解体。这里包括上面详细分析过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劳动体系的解体、社会分裂、各种平衡的破坏，它们导致再生产过程的暂时瘫痪；这里还包括城乡联系的解体、国家间联系的解体，等等。在这种解体过程中，不仅整个劳动机构中的人力部分，而且物质部分都脱离开实际生产：这时机器、其“体系”、整批工厂“停工”，它们实际上是消失了。生产力在这里并没有在物质上被消灭，但是它变成了潜在的生产力，它们in natua[20]存在着，但是处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之外。

生产力要素之间联系的解体是过渡时期生产力水平下降的极其重要的原因。它是同社会的结构改组联系着并且是实际上不可分割的，是从这种改组中必然产生的，因而必须作为理论分析的中心。这里还应当列入改组本身的其他耗费，例如开始时工人阶级不善于“掌握”生产要素、建设时期的“错误”，等等，即用于社会劳动机构改组的全部能量，加上这一过程的全部faux frais[21]。

第四，重新分配生产力，把它们集中到非生产性消费方面。这里首先必须看到为满足国内的和阶级的社会主义战争的需要服务。在革命过程扩展为世界革命过程的情况下，国内战争转变为阶级战争（荒谬、不正确的用语，它抹杀由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在无产阶级方面进行这种战争的是正规的“红军”。非常清楚，从再生产的最近几个周期来看，像任何其他战争一样，这种战争的耗费造成同样的经济穷竭。能够进行这样的战争，是因为结构的组织过程在新的基础上进行着。但是既然战争在继续，那么因消极的扩大再生产过程而造成的生产力下降也在继续。这种战争不仅要求有物质的资源：它还夺去优秀的人员、工人行政管理人员和组织者。

不难看出，在上述所有场合事情归结为再生产过程的缩减、中断、停止，而有时甚至瘫痪，这等于生产力的下降，“否认”这一点，就像“否认”革命过程本身一样，是不明智的。问题在于阐明这种下降的职能意义。在这里，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差别不在于有的“确认”，有的否认这些事实，而在于资产阶级思想家用静止的眼光看待这些现象。然而，唯一正确的（因而也是公认的）方法是从转变过程的角度，即不仅从社会再生产的近期周期，而且从巨大的历史范围的广泛角度来看待生产力的暂时下降。

不言而喻，由于生产力下降的过程表现于生产要素的直接消灭，所以战争期间生产力缩减得愈厉害，这过程就显得愈可怜。后一原因所造成的生产力下降是同它们的“革命的”下降联系着的：战争和革命作为资本主义体系所引起的爆炸，在社会转变过程中是连接在一起的[22]。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停止生产力的下降不可能始于建立新的社会结构、新的社会生产平衡之前。这是恢复再生产过程的最必要的条件。只有在对人的劳动机构进行改造——这种改造要消灭发展生产力的障碍，突破由“发展的形式”变成“发展的桎梏”的“外壳”——以后，才可能出现革命的最后阶段即技术变革，不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革，而是人的集体同外部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变革。

在这里，开始时必须经过一个“社会主义原始积累”[23]的时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生产实质何在？就在于资产阶级政权动员了大量的居民群众，掠夺他们，把他们变成无产者，使他们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生产力。生产无产阶级，这就是原始积累时期的“实质”。“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Umwälzungen），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vogelfreie”）无产者抛向市场。”[24]这样，资本通过掠夺、阶级暴力和抢劫动员了生产力，使之成为继续发展的出发点。

但是，从废墟上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必然应该是从动员活的生产力开始的。这种劳动动员乃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哎！！）的基本要素，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辩证否定。它的阶级实质不在于为剥削过程创造前提，而在于在消灭剥削的条件下恢复经济；不在于对一小撮资本家施用暴力，而在于劳动群众的自我组织。

上面我们看到，伴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瓦解过程的不仅是活的劳动力的消灭或失去专门技能，而且还使活的劳动力完全脱离劳动过程。因此非常明显，无产阶级着手恢复再生产过程的时候，它应该从动员脱离了生产过程的劳动力开始（动员和“社会化”）。但是它不能局限于这一点。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当无产阶级继承到遭受严重损害的物质机器的技术骨骼时，活的劳动力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向普遍义务劳动制过渡，即把广大非无产阶级群众，首先是农民群众，纳入无产阶级国家劳动过程是绝对必要的[25]。创造集体的、有效的、活的群众性生产力是继续工作的起点。起初，最重要的劳动部门是运输、燃料、原料和粮食的采购[26]。由此开始发展的上升路线，随之出现的将是技术的强有力的发展。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取消专利“权”和营业秘密、统一计划，等等，使向电力过渡成为可能（这一点应多谈一些）。如果这一点应多谈一些，说在资本主义下对土地及其一切“附属部分”（瀑布、河流、泥炭矿层等等）的私有制和资本主义集团的垄断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在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使用电力，建造新的电力站等等都遇到私有制所规定的界线[27]，那么在无产阶级统治下，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之后将是真正的技术变革，社会生产技术的革命。“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时代”——这完全正确地说明了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技术特征[28]。

工业的电气化、大型电力站的建设、广大的运输网的建立，将从根本上改变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它不仅将促使分散的小私有者成为社会性工作者，它还将使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合理化并使之发生根本性变化。它用最新技术去取代原始的、几乎是野蛮时代的工具，从而消灭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基本的不成比例现象、工农业发展之间的不成比例现象，这种不成比例现象是由于存在地租和土地私有制造成的，它在战前就已导致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29]。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将逐渐消失，与此同时，“乡村生活”特有的“愚蠢”状态也将消失。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分布将取决于最合适的自然条件（接近燃料、原料的产地，等等）。“Standart des Industrie”[30]问题将在没有资本主义壁障下得到解决，而生产力的发展将迈开大步坚定地稳步前进。

[1]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阿列克谢也夫译，圣彼得堡1906年第3版，第134页［马克思的这段话是按照布哈林的俄译文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译文为：“因此，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127—128页）——译者注］。

[2]例如参看《资本论》第1卷普及本第451、541—543及以后各页，第3卷第1部，这里对平均利润率作了分析。例如：“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体现一定量价值从而一定量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也会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愈快，剩余价值所囊括的消费资料和积累资金就愈多。”（第539—54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662页）或者讲得更明确些：“被亚当·斯密叫做固定资本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如建筑物、机器等等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充分执行职能，不过它们是逐渐被消耗掉并且一步一步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商品上去，一步一步地帮助产品的生产的。它们是衡量生产力进步的真正尺度。”《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498页也是这样说的：“生产力或劳动能力。”相反地，“生产力”（“生产资料”）——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47页。（不切题）

[3]卡·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社会问题概沦》，第60—61页，注释。另见本书第三章所讲的关于生产力的参考书。

[4]本书此处。——译者注

[5]在实物形态上。——译者注

[6]直觉地。——译者注

[7]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6卷第2册第582页）。

[8]本书作者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圣彼得堡“波涛”出版社1918年版）一书中着重地提出了这一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着重号是我加的。——布哈林注，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

[9]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第2卷第2册第267—269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6卷第2册第565—566页）。

[10]角度。——译者注

[11]美国的国内战争所引起的破坏是人所共知的，这次战争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国革命时代的破坏是人所共知的，经过生产力的严重衰落时期，它又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法国革命运动中的最积极成分雅各宾分子受到现代共产党人所受到的完全相同的指责。下面是刺杀马拉的凶手沙罗塔·科尔德案件的摘录：

“出于什么动机使您决定采取如此可怕的行动？”

“他的罪行。”

“您指责他犯了哪些罪行？”

“他在全国点燃的国内战争使法国破产。”

“您提出这种指责有何根据？”

“他过去的罪行是他目前罪行的标志。是他安排了九月大屠杀；是他维持了国内战争的炮火，以便被任命为独裁者和别的什么；还是他侵犯人民的主权，造成今年5月31日逮捕和监禁国民公会代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法庭》。当代人的回忆和文件。塔尔列教授编，第1册第59页）。

难道雅各宾党革命者和反革命的女吉伦特党人之间的对话不正是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对话”的原型吗？无怪乎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上预言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者要分裂成“山岳党”和“吉伦特党”。这个预言以天文学的准确性得到了证实，考茨基之流完全穿上了有德行的，然而并不太聪明的吉伦特分子的服装。有个时候考茨基曾经为雅各宾分子辩护。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Nous avon schange tout cela”（这一切我们早就变过来了）。

[12]首先。——译者注

[13]列·克里茨曼同志（参见他的论文《生产力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载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两年》文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版第70页）说得完全对：“但是无产阶级和其他生产力（机器、材料等等）不同之处在于，无产阶级是用愤怒来回报威胁它的破坏的。危机时期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激发革命义愤的时期。资产阶级想用破坏无产阶级劳动力的办法来减少耗费和减少属于资产阶级的劳动力的不工作状态，靠牺牲无产阶级来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危机，而无产阶级革命本身不过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这种企图的反抗。”（作者原加着重号）（非常好！）

[14]本书此处。——译者注

[15]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40页：“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160页）（注意）

[16]本书此处。——译者注

[17]从这个观点看，“谴责”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造成破坏是荒谬绝伦的。因为正是工人阶级才是使社会能够复原的力量。“旧制度”的反抗，这才是应对过渡时期的破坏“负责的罪魁”。（对！）

[18]无产阶级革命的“批评家”先生们把经济破坏看作是资本主义关系不成熟的证据。从我们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最“成熟的”关系下（暂时的）破坏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批评家”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话（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第56页）：“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但是，马克思立即由此做出结论：“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83页）尤·拉林同志在上面提到的小册子《最低纲领主义的空想者和现实》中在理论上已经预见到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生产力的下降。

[19]指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给卡·考茨基的信中的一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5卷第353页。——译者注

[20]在实物形态上。——译者注

[21]意外开支。——译者注

[22]格里涅韦茨基教授（《战后俄国工业的前景》，莫斯科1919年版第64页）在《工业的革命瓦解》一章中用下列因素的影响来解释它：（1）由于开采减产和运输瘫痪造成的原料和燃料供应的完全紊乱；（2）由于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影响致使劳动普遍无组织和许多原因致使生产率下降造成的劳动危机；（3）物质方面以及管理技术方面技术上的无组织状态……；（4）市场的极端不稳定和衰落……；（5）由于工业在技术上的无组织和财政破产……造成的复员的灾难性过程；（6）由于劳动工资的增跃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供应的完全紊乱、银行的国有化等等造成的工业的财政破产。不难看出，所有这些因素都包括在我们的分类法之中。但是，格里涅韦茨基先生不是归咎于资本主义体系及其进行的战争和对新社会的反抗，而是归咎于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当然也不可能有另一种看法，在他看来，“战后前景”的繁荣是资本主义前景的繁荣。实际上，欧洲的“粮食独裁者”Mr. Hoover（胡佛先生）所说的同样如此（见《国民食物》1919年8月13日）：“整个欧洲在签订和约时的经济困难几乎可以一言以蔽之：‘生产力瓦解’。”没有必要去详细考察生产力下降的原因。它大体如下：

工业和商业的解体最初起因于战争，但是由于停战期间为政治上的改组进行了斗争，由于创建新政府（它们都缺乏经验）和这些政府之间在改组经济关系时发生的摩擦，这种解体还在继续。

工人坚持要求提高生活水平，要求对于管理自己的劳动有发言权。这种要求是正当的，不幸的是（！！）它同这样的理论联系在一起了：把劳动强度限制在客观所必需的程度以下，就会增加就业总人数或者改进工人的状况。

居民的一大部分由于缺乏生活必需品，由于战争中精神上和肉体上过分劳累，因而体力衰竭，由此引起的反射是劳动强度大大降低了。设备和工具遭到了破坏，组织上也遭受了损失……这是由于战争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人手也减少了……不过从整个情况来说，这还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

煤的生产解体了……人手的损失和煤矿或其设备在物质上的限制只是造成解体的很小一部分原因。最大的一部分原因是人的因素，即劳动强度的限制。

继续维持封锁……无疑甚至使开放国家的企业经营也受到了破坏……等等。所有这些原因造成了“政治上，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混乱”。

在关于战后世界经济状况的经济综合报告中，工程师罗德写道：《世界经济的黑夜和早晨》（开姆尼斯“捕鸟者和制绳人”工业出版社版）：“现在一切只能依靠德国工人。在出口部门的工人还在罢工的时候谈论恢复出口，这听起来简直是一种讽刺。”（第49页）美国金融家万德利普的证词也与此类似。参看A．捷连科的报告：《关于在北美的俄国合作社贷款问题备忘录》。当然，所有这些先生们只看到“工人阶级的懒惰”，而看不到企业主的怠工。他们天真地认为，在生产过程内部进行的阶级斗争只是由工人进行的单方面的行动，而资本家则坐在“全人类的”宝座上严格地维护“生产的利益”，“独立自在的”、“纯粹生产”的利益。然而，实际上纯粹生产的理性具有不纯粹的实践理性的一切特点，这种实践理性有着钱袋的叮当响声而同柏拉图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

[23]弗·米·斯米尔诺夫同志提出的术语（在《真理周刊》上）。（极不成功。照抄成人使用的术语的儿戏。）

[2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普及本第647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222页）。顺便指出，译者通常把“vogelfrei”一词天真地译成“像鸟一样自由”。

[25]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清楚地看到了。

[26]这种任务在任何社会类型的经济复兴中在技术上都是必要的。例如参看格里涅韦茨基：前引书；谢·伊·古谢夫：《经济建设的当前问题迎接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材料》，高加索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出版；还可参看俄共中央委员会迎接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以及《经济生活报》。

[27]关于这一点可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卡·考茨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增殖和发展》；J．黑费齐《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技术上的必然性》。

[28]见电气技术工程师和专家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同志论俄国工业电气化的出色的小册子。还有收在文集《社会化的道路和目标》中的W.A．弥勒：《农业运输的社会化》。

[29]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这归因于具有悠久“历史”的“土地肥率递减”的“自然规律”。尼·列宁同志的著作《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中有对这一“规律”的出色分析。资产阶级科学把这一“规律”说成是农业生产的内在规律，从而用自然的范畴偷换社会范畴——这就是这种“科学”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1部分第280页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对技术发展作了全面评述、“一般说来，应该承认，在原始的、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下，农业生产率高于：工业，因为自然在农业中是作为机器和有机体参与人的劳动的，而在工业中，自然力几乎还完全由人力代替（例如手工业等等）。在资本主义生产蓬勃发展的时期，同农业比较，工业生产率发展很快，虽然工业的发展以农业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为前提，即是说，以大批人从土地上被赶走为前提。以后，生产率无论在工业中或农业中都增长起来，虽然速度不同。但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不平衡必定开始缩小，就是说，农业生产率必定比工业生产率相对地增长得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6卷第2册第116页）

[30]工业标准。——译者注